皮尤中心日前的一份调查发现，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令四分之一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更趋强化。

在诸如传染病流行这样的高度不确定的时期，某些人可能确实能从宗教里得到安慰，但我在大学里教授的课程“文学中的传染病”却表明事情并非总是如此：一部分人的信仰可能会深化，但另一些人可能会拒斥乃至于彻底抛弃信仰。

基督教与黑死病

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是最著名的传染病文学之一——其销量在新冠爆发后据称有所增长——书中对信仰和宗教大加嘲弄和讽刺。

《十日谈》由七名青年女性及三名青年男性讲述的一百个故事构成，中世纪后期佛罗伦萨爆发黑死病，这十个人在城郊隔离。有趣的是，《十日谈》是最早以及最重要的一份对基督教表达拒斥的文献，但当时天主教会及其教义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仍保有强大的影响力。

在薄伽丘的这部中篇故事集里，僧侣和教会权贵遭到奚落和贬低，其身上的人性缺点也暴露无遗。例如，在第一日的第四个故事里，一名男修道院长和僧侣密谋将某个有意愿的年轻女孩送进修道院——叙事者称赞这种行为是勇敢的、值得颂扬的，尽管它违反了当时所有的宗教和道德教义。

这个故事以及其它一些故事表明，个人信仰或教会和牧师都没有能力救民于水火之中。相反，世俗的爱情或激情成为了人类行为的主要驱动力。

天主教会的组织架构和代言人以及个体化、个人化信仰的可能性，在薄伽丘的故事集里均被拒之门外。

霍乱时期的宗教

在德国作家托马斯·曼1912年的中篇小说名作《魂断威尼斯》里，教养良好的主角古斯塔夫·冯·阿申巴赫的人生因霍乱的突然爆发而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表面上看，曼的小说并未刻意触碰宗教或信仰问题。但阿申巴赫其人与宗教原则的渊源颇深，并且笃信新教徒工作伦理里的各种价值。对曼而言，阿申巴赫对艺术和文学的挚爱和宗教无异，因为他的热情已经有了苦行僧的意味，哪怕条件再不好也要每天坚持写作。

到了霍乱肆虐的威尼斯后，阿申巴赫被波兰男孩塔齐奥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个男孩不仅霎时间激发了阿申巴赫的同性欲望，还令他吃下了染有霍乱病毒的草莓，而阿申巴赫最终也因此而死。

作为阿申巴赫禁断之爱的对象，塔齐奥始终只是爱慕的客体，从未成为主体，我们不难将他视作艺术的人格化。阿申巴赫对塔齐奥的爱慕不无宗教色彩：自己好似在遵从“召唤者”，塔齐奥则被形容为“天使”，作为死亡天使的化身：“在他（指阿申巴赫）看来，那个苍白而可爱的召唤者似乎正在对他微笑和示意；（中间略）而他也像往常一样，跟着他神游。”

在《魂断威尼斯》里，面对霍乱疫情，作为精神体验的宗教被艺术取代了，而世俗的爱情则成了个人信仰的替代品。

1918年大流感与个人信仰

美国作家、普利策奖得主凯瑟琳·安妮·波特1936年的短篇故事《灰白之马，灰白骑士》则在标题上就与《圣经》有着明确的关联。

故事的标题取自启示录第六章的一至八节，天启四骑士分乘代表征服的白马、代表战争的红马、代表瘟疫的黑马以及代表死亡的灰白马。

在波特的短篇故事之外，几乎找不到以1918年大流感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故事里的叙述者讲述了女报人米兰达和士兵亚当的故事，以及两人受流感病痛折磨的种种苦楚。亚当最终未能战胜病魔，而米兰达只是在更晚的时候才得知其死讯。

在亚当死前，米兰达与亚当回忆起了源自儿时信仰的祈祷与赞歌。二人都说此时“它听起来总觉得不太对劲”，言下之意是儿时的赞歌和祈祷已经不再有价值，面对亚当即将来临的死亡，他俩借助蓝草乐（乡村音乐的分支，得名于Bill Monroe的乐队Bluegrass Boys，其特点是硬而快的节奏、高而密集的合声以及强调乐器的作用——译注）歌曲《灰白之马、灰白骑士》来寻求安慰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

波特的故事有趣味性而无甚学术性，但英国学者简·费舍尔却敏锐地留意到，《灰白之马，灰白骑士》融合了新派的文学技巧和来自黑死病的教训。在这个故事里，作为安慰与解脱之来源的信仰在经过一番审视后最终被抛弃。

重思宗教？

其它以传染病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也遵循类似的套路，高雅与通俗体裁都是如此。阿尔伯特·加缪出版于1947年的《瘟疫》被誉为存在主义的经典之作，其中全无信仰和宗教的位置，而个人的努力也是不可能的。

在史蒂芬·金1978年的巨著《末日逼近》当中，所有在虚构的大灾难“超级流感”中幸存下来的人都变得冷漠无情，超越了宗教。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里主角的爱人费尔米娜·达萨也逐渐与自己的宗教疏远了。

有关新冠病毒对社会究竟会有怎样的影响，它究竟会强化信仰的纽带还是会推进宗教机构的祛魅化，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展望一下今天的作家将会如何刻画在2020年疫情中幸存下来的人类想必会很有意思。

（作者Agnes Mueller系南卡罗莱纳大学德语与比较文学教授）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