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里罗对20世纪的美国犀利而包罗万象的描绘让他成了美国文坛一颗闪亮的恒星。他把小说叙事、真实历史和自己的观点巧妙地融入了包括《地下世界》《白噪音》《天秤星座》在内的文学作品的每一行，书中的对话也别具一格，独一无二。他的作品充满黑色幽默，但又很难找出特定的语句来展现这种幽默。此外，他还影响了新一代最富智慧的若干作家，但——正如他的黑色幽默一样——这也很难找出具体案例来阐释，即使是对那些擅长文字的人而言。

“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来这本书在表达什么。” 蕾切尔·库什纳（Rachel Kushner）在评价《了不起的琼斯街》（Great Jones Street）时说。这是她在尝试学习成为一名作家时读的德里罗的小说之一。（从那以后，她不仅入围了布克奖短名单，而且两次入围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最终名单。）“它并不是你想去模仿写作的那种作品，因为我甚至没弄懂它究竟在表达什么，更别说模仿了。”她又补充说：“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美国小说家乔纳森·勒瑟姆（Jonathan Lethem）则切实尝试过对德里罗作品的模仿。“现在我可以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了，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太久，现在的我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小作家了。”他说。读者朋友们也许注意到了他1997年的小说《当她爬上桌子对面》（As She Climbed Across the Table）中“非独创的、德里罗式的”对话，这就是他模仿写作的一个例子。“当年模仿德里罗的是某个刚刚冒头的26岁作家，那不是我。”他边说边笑。三十年过去了，如今的勒瑟姆已是一名畅销书作家，斩获了包括麦克阿瑟天才奖在内的多个奖项，目前在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教书。他即将于11月出版新书《逮捕》（The Arrest），这是一本未来主义、非“反乌托邦”题材的小说，与德里罗的新书也有不少相似之处。

没错，德里罗的新作也即将跟我们见面。将于10月20日出版的《沉默》（The Silence）是一部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写就的、充满力量的短篇小说，它的背景设定在未来两年后：2022年的“超级碗”星期天，某种病毒开始迅速扩散。医院人满为患，电网瘫痪，绝大部分美国人陷入恐慌混乱之中——这就是住在高层公寓、正等待足球比赛开球的书中人物眼中的世界。

蕾切尔·库什纳已经抢先读完了这本书。“《沉默》这本短篇小说最让我不得其解的一点是，他是怎么通过当前的形势解读未来的，”她说。“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得是个对当下各大历史性时刻兴致盎然、全情投入的人。”

饱受赞誉的作家达娜·斯皮奥塔（Dana Spiotta）同样宣称唐·德里罗对自己的写作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她与库什纳一起探讨过上述问题。斯皮奥塔说，这是因为德里罗有“先见之明”。“他有一个我们都没有的特殊接收器。他能听到文化中的特殊声音，并比其他人提前一步看到未来。”斯皮奥塔说。

与我交谈过的每一位读者几乎都是通过《白噪音》认识德里罗的。这本出版于1985年的讽刺作品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故事围绕一场即将来临的环境灾难——空气传播有毒物质事件——而展开，但书中人物的舒适生活并未受到多大影响。

“这是我第一次读到直接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批判，”纽约市新学院大学（New School）教授、作家乔·萨尔瓦多（Joe Salvatore）说。“它读起来清晰明了、完美无瑕，其背后似乎有一种非常明确、愤世嫉俗、出自严肃观察的力量。但我似乎又能感觉到这本书的作者在努力校准他想传递的信息。”萨尔瓦多紧接着读完了德里罗的所有小说，2017年，他开设了一门研读德里罗作品的课程。

“如我所料，《白噪音》这本书的确让他们产生了共鸣。”萨尔瓦多谈起了自己的学生。在特朗普执政下的第一个学期，我们能从德里罗1971年的处女作《美国志》里找到不少令人震惊的与当下的联系。“《美国志》里的某些人简直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原型，”萨尔瓦多说。“学生们已经无数次通过德里罗的这些作品来解读当下了。”

“在我心中，他是个大师，”勒瑟姆说。“我从未停止从他的作品中汲取养分。”尽管——或者说是“因为”——他从未真正分析过德里罗的作品。“我从来没有写过分析唐的作品的文字，”他说道。勒瑟姆与德里罗曾多次接触，已熟悉到能用教名称呼对方。“在某种程度上，我依然对他那些深深打动我的作品怀有敬畏之情，还没准备好与这些作品直接对话。”

德里罗的作品被称为“系统化小说”（systems novel），他以经常通过一段哲学式距离（即某种高不可登的思想境界）来展开作品主题而闻名。当与玛丽莲·罗宾逊的富于表现力的现实主义（expressive realism）做对比时，德里罗这种令人神清气爽的理智主义看起来简直像某种外星智慧。有的评论家认为他的作品很冷漠（但我不是其中之一）。

库什纳则担保，德里罗是个温暖的人——她把他视作自己的朋友，并且说他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来自纽约布朗克斯区的男孩。但她强调，他是一个来自布朗克斯区的、全面发展的男孩。

目前任教于雪城大学的斯皮奥塔早在自己还是一名年轻读者和充满抱负的作家时就迷上了德里罗的作品。“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观点是，身在边缘比身在文化的中心更好，因为这样你才能更好地审视文化。正是这种挑战主流文化的行动在推动小说的写作，”她说。“写作是思考的一种形式，也是观察世界的一种形式。”

她对他的作品进行过许多思考——以致于她向我做出的阐释太长、分支太多、信息量太大，这篇文章根本写不下。她的精简回答是这样的：“他写下的语句别具一格，他格外注重声调和韵律，以及开启新段落、新片段和新章节的时机。他的作品有着独特的结构密度，我非常看重德里罗作品的结构。”

“我指的不仅仅是《地下世界》的结构，也不仅仅是他对序言和结束语的运用……而是他善于通过结构来创造意义。”即便是对德里罗最短的作品，她也如是称赞：“只有读到结尾，你才能理解书的内容，看到事情的全貌……然后你会不得不回头再读一遍。”

评论家通常对这些短篇小说态度冷淡，仅有128页的《沉默》当然也是其中之一。见识了《地下世界》中对20世纪美国的盛大庆祝，或是《天秤星座》中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精彩颠覆的读者，或许不太能接受2010年作品《欧米伽点》中与一位将军的短而简朴的对话，或是静默、悲哀的2001年作品《人体艺术家》。

但我得说，始终书写美国的世纪变迁的德里罗也写下了它终结的那一天。虽然可能读起来有些让人难过，但却是绝对真实和有力的一部作品。

2007年的《坠落的人》至今仍是最好的描写“9·11事件”的小说之一。千禧年以来，德里罗创作的包括《大都会》和《绝对零度》在内的所有小说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美国的衰落。

库什纳有一次问了德里罗一个有关他神秘离奇、令人心绪不宁的未来主义的问题。“我说，我了解你，也知道你是个温和的人，但我读你的作品时，却总为你对未来的预知感到不安。他说：‘你只是觉得这对你来说很不安罢了。’”

本文作者曾任《泰晤士报》图书编辑。

（翻译：黄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