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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食物也是伙伴:探秘狩猎社会中猎人与猎物的复杂关系

猎人与猎物之间的情感联系引发了重要的问题——当一种动物消失时,会发生什么?人类对这种不幸的反应是什么?

图片来源:Wellcome Images / Wikicommons

富有成效的狩猎是一种暴力行为,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肢解活物。然而,若仅关注这一过程的最后时刻——谋杀这一血腥残暴的行为,可能会掩盖这一行为所蕴含的更微妙、重要的意义。对于狩猎采集者(hunter-gatherer,指生活在大部分或所有的食物都是通过觅食的社会或群体中的人)来说,在生存依赖动物蛋白的环境中,狩猎是必需的行为。无论狩猎活动多么具有破坏性和侵略性,它都与猎人的恶意、轻蔑和冷漠无关,而往往被与猎人对猎物的持久尊重联系在一起。

狩猎采集者通常会唱歌来赞美被杀死的猎物、赋予它们特殊的敬称或头衔,或者进行其他仪式、祭典来安抚它们的灵魂。亚马逊的瓜亚基-阿切(Gaayaki-Ache)猎人经常在猎物死后向其致敬,并为它们唱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努查努阿特(Nuu-chah-nulth)猎人称鲸鱼为“皇后”,且将它们与许多特殊的歌曲和仪式联系在一起;维多利亚岛的铜因纽特(Copper Inuit,因采集铜矿而得名)猎人会丢弃每只猎杀的驯鹿的一部分肝脏,以期获得驯鹿的灵魂的保佑;熊仪式(bear ceremonialism)在欧亚大陆和北美的传统社会中广为流传——在被狩猎的过程中和死亡之后,熊都会受到特别的尊重,并享有特殊的仪式;西伯利亚的尤卡吉尔(Yukaghir)猎人会称呼熊为“祖父”,并就杀戮向它们的灵魂表示歉意。

猎人与猎物之间的情感联系引发了重要的问题——当一种动物消失时,会发生什么?人类对这种不幸的反应是什么?

在于近期发表的论文《过去和当下动物的消失对原住民狩猎采集者的物质和心理影响》(The material and mental effects of animal disappearance on indigenous hunter-gatherers, past and present)中,人类学家埃亚尔·哈方(Eyal Halfon)和兰·巴尔凯(Ran Barkai)中试图评估这一问题。两人强调,“狩猎采集者和与其共享生活环境的生灵,以及狩猎采集者和其赖以生存的生灵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纽带。动物,尤其大型哺乳动物,是狩猎采集者最重要的伙伴之一。”

努查努阿特猎人猎鲸的画面

埃亚尔·哈方和兰·巴尔凯探索了在人畜互动方面,狩猎社会与农业社会、现代工业国家相比的独特世界观。在为生存挣扎的狩猎社会中,人与动物猎物及其灵魂更接近于平等的伙伴,而非处在人与驯化动物的那种支配-从属关系中。猎人与猎物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并被注入了某种心理上的意义和精神上的重要性。

随着受到珍视的动物伙伴逐渐减少或局部灭绝,猎人不得不面对新的挑战——他们不仅需要更多更新的猎物来源,还需要改变相关工具的类型和狩猎策略。埃亚尔·哈方和兰·巴尔凯指出,在旧石器时代初期(约公元前40万年至180万前)的黎凡特(Levant,泛指中东托鲁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大象是极有价值的食物来源,手工斧通常是用象的骨头制成的。但在大约40万年前,大象在该地区消失。到旧石器时代中期(大约公元前4万到40万年前),人们使用的工具类型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使用大型手斧,转而使用(用于皮革的)刮刀和燧石刀。此外,黇鹿被纳入了中型目标猎物之列。

埃亚尔·哈方和兰·巴尔凯探索了一些重要的模式。图卢兹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Toulouse)博士后研究员、演化人类学家曼维尔·辛格(Manvir Singh)则表示,我们应“注意不要过分浪漫化狩猎采集者与猎物之间的关系”。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尽管“许多民族对杀戮动物的行为抱有尊重,歉意或感激之情”,“(但这些民族也)认为某些危险或奇特的动物是十恶不赦的、变了身的巫师,它们应当被杀死并处理掉。他们可能会折磨动物,或让他们的孩子把这些动物收为宠物,拖着它们,直到它们死亡;他们可能会意外地在森林里杀死一两只禁忌动物,然后任由它腐烂……”

对于整个安达曼群岛的岛民来说,海龟被与许多重要的节日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头骨被保存下来并摆放在尊位,以期狩猎获得成功并受到其保佑。此外,它们的脂肪也经常被用于重要仪式中。但岛民也经常捕捉海龟,在其未死亡的情况下,将整只海龟在文火上烤,因为他们特别忌讳让海龟的血溢出。猪、海龟和儒艮经常在活着的情况下被砍削,因为安达曼群岛的猎人认为,这种做法赋予了他们来自动物的有益特性。许多北极猎人不仅需要肉类来维持生计,还要用动物皮来制作保暖的衣物、鞋子、家用护套和其他物品,这可能会导致过度猎杀,并导致驯鹿种群崩溃。曼维尔·辛格指出,“当然,正是狩猎采集者推动了更新世巨型动物群(Pleistocene megafauna)(在全球范围内)的灭绝。” 

埃亚尔·哈方和兰·巴尔凯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一致,他们在论文中指出,“即使这些动物‘伙伴’在濒临灭绝的边缘,原住民仍然很有可能会继续狩猎它们。”不过,他们也认为与狩猎有关的许多特殊仪式“可能意在确保这些关系的可持续性”。他们还引用了案例研究——在研究中,一些当代原住民猎人挑战了西方科学家关于本地动物种群减少的评估。例如,尤卡吉尔猎人不认为过度狩猎导致驼鹿种群减少了30%,并称这些动物只是“去了别处”。 不过,他们也提供了反例——某些地方的人们意识到了过度捕猎带来的问题:“例如,20世纪初,在克里族人口中的‘挥霍性的屠杀’之后,加拿大拉布拉多地区的驯鹿灭绝了,这给他们上了重要的一课,部落中的年长者会确保年轻一代了解这件事。”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对许多社会而言,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职业之一就是猎人,对于男性而言尤其如此。猎人的追求不仅通过武器和狩猎策略来实现,还需要同理心和对猎物的尊重助以一臂之力。猎物在实际意义上、心理意义上都猎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们应注意不要过分夸大这种模式,或轻描淡写与狩猎有关的暴力,但这些极有价值的动物伴侣的衰亡的确常常在依赖它们的社会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本文作者威廉·巴克纳(William Buckner)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类系统与行为实验室的助理研究员。

(翻译:王宁远)

来源:鹦鹉螺杂志

原标题:The Psychic Toll of Severing the Hunter-Prey Relationship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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