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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阅读之险,做生命过客:在半文盲时代向乔治·斯坦纳讨教

斯坦纳并不悲观,他认为我们应将自己视为生命的客人,对他人保持友好,要继续奋斗,努力改善身边的事物,试着做得更好。

乔治·斯坦纳(1929-2020)

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当代重要的知识分子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于今年2月离世,今年9月出版中文版的《漫长的星期六》让我们得以不断发掘和反思他长久以来思考的一系列问题——小说文体是否已经衰落?非虚构文体是否取代了虚构问题的意义?人们是不是不爱阅读了?而必须借由他的代表作《语言与沉默》,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斯坦纳所要表达的重点。 

更重要之事在于,了解之后我们又当怎样?斯坦纳认为,我们应当保持希望,做生命的客人,对他人保持友好——这也正是他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的原因。 

乔治·斯坦纳,当代杰出的知识分子,1929年生于法国巴黎,2020年逝于英国剑桥。斯坦纳的父母是由奥利地移民巴黎的犹太人,家中有着浓厚的阅读书籍与欣赏音乐的氛围。1940年,由于担忧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政策恶化,斯坦纳全家搬至美国纽约。他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在剑桥获得博士学位。1952年进入《经济学人》杂志社编辑部,之后前往普林斯顿高等人文学院。斯坦纳曾任教于日内瓦大学、牛津大学与哈佛大学,著有《语言与沉默》《巴别塔之后》等书。

一、叙事经典的终结

在一篇评述梅里美小说艺术的文章里,斯坦纳宣告,19世纪标志着叙事文学经典地位的终结,克莱斯特、爱伦坡、斯蒂文斯以及梅里美,都属于最后一批纯粹意义上的说书人,故事和且听下回分解的魅力已转移到了电影、廉价小说和五花八门的杂志之上。他分析了小说在20世纪的变革:故事本身成为了意识形态、哲学或心理动机的载体,而叙事之链成为了现代小说大师“悬挂意义的一条线”。正如詹姆斯和卡夫卡的作品里,虚构的故事消失在情节和象征结构里,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或康拉德《诺斯特罗莫》的魅力也并不来自于故事。小说的艺术向内转,小说家企图用更多高难度技巧的吸引人们的注意,这一方面让语言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元,另一方面也付出了代价。

《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
[美]乔治·斯坦纳 著  李小均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

为什么叙事文体会经历这样的变化?斯坦纳将原因归结为,20世纪以来人们习惯于喧嚣的生活,沉默和私人生活逐渐衰败,小说的想象力已经落后于现实。

“每日的新闻从四面八方砸向我们,将即时传递的震惊影像强加给我们,让我们沉浸于戏剧性的原始感情;这样的效果,任何经典故事都不敢奢望。只有耸人听闻的黄色小说或科幻小说才能够在促销刺激的市场上竞争。”

在这样的情形下,从接受方面来说,刚刚收听完动荡嘈杂新闻的听众,很难平复下来阅读需要平静和想象力的文学——只有孩子成为了唯一的聆听故事的人,许多经典的叙事作品,从伊索寓言到狄更斯,都是依靠孩子来流传的。而从创作方面来看,为了与这些喧闹的媒介相比,小说需要寻找能够引起人们感情动荡的领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许多小说充满了“强迫性的施虐与色情”。(色情书写的泛滥也是斯坦纳批评的重点之一,他认为,对生理的精确描述与其说解放天性,不如说加剧了隐私的消逝,反而剥夺了读者的自由想象;表达爱的个性化语言资源正在变成陈词滥调,这与大众消费文化中的隐私和个人风格消退相关。)

小说讲故事的魅力转移到电影媒介之上,这不只是斯坦纳个人的观察体会。在以大众文化时代的讲故事为主题的《叙事的胜利》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弗尔福德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0世纪虽然有很多像海明威这样广受欢迎的小说家,而“泰坦巨人式的”小说家已经退位,小说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然而叙事功能已经转移到了影视作品之中,后者代表的“工业化叙事的兴起”(指为规模复制和发行设计的故事叙述)才是20世纪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化果实。更引人深思的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明星而非作家成为了头顶光环的浪漫故事的男女主角。 

《叙事的胜利:在大众文化时代讲故事》
[加拿大]罗伯特·弗尔福德 著 李磊 译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

与叙事文体转移的观点相呼应的是,在人生最后阶段的访谈里,斯坦纳也提到,他的一生都在逃避理解与研究电影,最终才发现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电影,我们就不会拥有20世纪的高等文化。”(《人文学科的非人性:20世纪使人道德败坏》 )

二、半文盲时代的到来

斯坦纳将人人都阅读“读者文摘”而非经典原文的时代称为“半文盲时代”。他哀叹着“半文盲时代”的到来:他听说年轻人不再读书或者只读文摘或漫画,考试制度也基于选定的文本、文选或者获得文摘奖项的作品。他激烈反对“读者文摘”的文体,因为文摘意味着别人的咀嚼与消化。

“读者文摘这个传遍全世界的词是非常可怕的,而且还设立了文摘奖。那是别人咀嚼、消化过的事物。出于礼貌,我们就不谈它是通过什么出口排出去的吧?”

斯坦纳说,随着一代代半文盲出现,读者与经典的距离会越来越大,同时,将经典现代化出版的企图也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将莎士比亚的作品改造为文摘或者白话的形式。 

“半文盲”一方面是指读者群体的衰落,另一方面也是对创作风潮的评价。也就是说,不仅读者变得越来越无知,作者也倾向于写得越来越简单,这两者无疑是互相交织的,斯坦纳断言,“当代英语的用法往往贫瘠、缺乏想象。政治和叙事的风格接近于文盲的水准。”

现代作家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繁复,追求简洁的风格,而如果将“亚历山大四部曲”(达雷尔著)中的一页与海明威或者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进行比较,就像是“将镶满黄金珠宝的拜占庭时期镶嵌图与一张黑白照片放在一起”。即使承认海明威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斯坦纳也表达了对海明威式简明风格的不满——简单的语言并不能表达复杂的思想,海明威总要书写猎手、渔夫、斗牛士,是因为语言与写作对象有一致性,《罪与罚》包含了全部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是海明威的语言所无法承担的。总而言之,“把语言紧缩到一种有力的抒情速写,海明威缩小了供以观察和书写的生活空间。”当然也有正面的例子,斯坦纳称乔伊斯为自莎士比亚和罗伯特·伯顿之后“最伟大的语词美食家”,但却后继无人。(《逃离言词》1961) 

三、语言的堕落

“半文盲时代”到来的同时,“语言的撤退”也开始了。20世纪60年代,斯坦纳感知到了语言危机的到来:首先,语言的王国缩小了,17世纪以前的语言王国几乎包括了全部的经验和事实,而今只包含非常狭小的领地,大量的空间属于非语词的语言,像是数学、符号逻辑或方程式;其次,随着政治的陈词滥调的蔓延,语言也正在丧失其生命力——他评价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英语“像新型洗涤剂推销员的语言”,这种语言既不在于沟通,也不在于提升听者心智,而只是出于躲避或者掩饰意义的需要。

在这样语言环境中,现代作家可以利用的语言工具也受到了威胁,这威胁不光来自语言外部的挤压,也来自语言内部的堕落。语言贬值了,也变得“非人化”,这正是斯坦纳《语言与沉默》所要阐释的核心。要理解他所说的贬值与“非人化”,我们需要知晓,斯坦纳对语言表达“真实”的强调以及论断的背景:他认为语言的功能是表达真实;语句、生活和行动之间必须彼此相连——这也是他在晚年访谈中强调的;语言需要表达真实这一点,在20世纪纳粹肆虐的欧洲显得尤为可疑。斯坦纳指出,最为极端的一个例子是,纳粹时期的德国、一个人可以在晚上读歌德和里尔克,第二天若无其事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继续屠杀无辜。为什么文明不具有抵抗野蛮暴行的功能?他一再发问,难道文学并没有让人们变成更好的人,提高道德敏感度,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吗?(《人文学科的非人性:20世纪使人道德败坏》)

《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
[美]乔治·斯坦纳 [法]洛尔·阿德勒 著  秦三澍 王子童 译
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

斯坦纳对语言“非人化”的描述,也不禁令人想起维克多·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书中的观察: 纳粹语句、词汇和用法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让人们不知不觉接受下来;德语成为了一种充斥着“最”的语言,战斗隐喻与军事色彩愈加浓重。斯坦纳在写作时虽没看过《第三帝国的语言》,后来也注意到了自己的观点与这部作品之间的相似,例如都提到了乔治·奥威尔的语言在政治暴行与谎言的压力下失去其人文意义的观点,他一代学者只不过在把前人的洞见运用到了语言的真实历史之中。

斯坦纳说,作家们有两个选择,努力使自己成为语言的代表,表现普遍的危机或者选择沉默,因为比起“用自己的才华或漠然美化非人道”,沉默是更好的选择,“当城市中的语言充满了野蛮和谎言,再没有什么比放弃写成的诗歌更有力。”卡夫卡的写作就体现了这两种选择。——卡夫卡看到了非人道时代的来临,也描摹出了它的轮廓(比方说以《审判》预言了缺乏个性的杀手的无聊空虚,预言了极权主义塞进私生活的歇斯底里,因此写出了人文主义危机的具体形态) ,然而也意识到文学在这种状况下的微不足道,书写这种不可言说的暴行会伤害到语言本身。

四、现实感的衰落

区分文盲的要素不仅在于风格和用语,也在于如何权衡社会意识与个人经验。在斯坦纳看来,小说视角极端的个人化、远离社会政治生活,也代表着一种割裂与脆弱。他将现实意识当做小说家的美德:普鲁斯特保持着对政治与军事事件的关注,他投向外部的眼光支撑着独特甚至变态的人类行为观;D.H.劳伦斯在书写狭窄的个人事件时,也深刻地洞察到了阶级关系(《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卡夫卡能够写出《审判》,正是根植于他的法律训练以及对阶级关系和经济事实的关注。

斯坦纳从小说诞生的背景出发,强调小说文体出生于历史和社会之中,与工商业社会的发展同步,与工商业社会的金钱与价值关系密切——小说描述的是此时此在的世界,只描写社会与都市中生活的人,与俗世密不可分就是它的本质特征。即使是漂流在荒蛮世界的鲁滨逊发现了沙地上的脚印,也会认为这是人的记号而不是鬼怪或天使的印记。与现实的对等、牢牢抓住生活,就是小说要力图表现的内容,而当这一本质功能衰落, 小说文体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危机。

致力于世俗现实,小说把真实的信息当成它的一大主要手段。乔治·艾略特和特罗洛普的作品中充满了社会、政治和思想史。巴尔扎克的艺术包罗万象,是当代生活的清单。人们阅读左拉就可以学会十几种手艺。即使打破了古典小说的边限,进入史诗的领域,带有典型的半人半神性和超自然力量,《白鲸》等小说也装载着广泛明晰的事实。

斯坦纳断言,小说如果放弃对现实的责任,也就背叛了自己。在20世纪的极端境况中,与现实报道的热情与权威相比,他认为小说对“极恶的现实”陷入了沉默——这个时代文学现状的主要特征,是非小说压倒了传统的虚构形式。以集中营的主题来说,没有一部作品能够比得上贝特尔海姆的《告密的心》,“似乎我们时代的混乱步调与政治暴行,已经迷乱或赶跑了古典文学和19世纪小说中那种大师建构的自信想象。”小说就没有出路了吗?随着小说文体的衰落,小说的大量遗产和能量正在被纪实的形式吸收征用——斯坦纳将之称为一种“诗学的过渡阶段”,这意味着小说的技法和规矩被用在心理、社会和科学材料上,小说的理念和资源正在非小说中起作用。在写于1965年的一篇文章里,斯坦纳总结道,过去十年中最好的作品之一是社会学纪实作品《桑切斯的孩子们》 。

《桑切斯的孩子们》
[美] 奥斯卡·刘易斯 著  李雪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

有意思的是,初版于上世纪60年代的《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在前言里也提到了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反思——当下的文学已经丧失了反映现实的能力,社会学应当接力踏入这片空白:19世纪时记录工业化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是由文学家来完成的;而今日同样的文化变革仍在欠发达国家不断上演,我们却看不到与之匹配的普世文学作品出现。文学没有与社会现实与之匹配的重要原因在于,小说家都在忙着书写反映中产生活的故事,已经和中下阶层与穷人的苦恼断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关心中下阶层和贫困问题的社会学就有了一席之地。这与斯坦纳所说的社会学著作吸收小说的技巧、规矩与观念虽然角度不同,但都指出了小说陷入沉默之后纪实作品展现出的重要性。

五、阅读的风险与生命的真实

人们阅读的条件正在消失。斯坦纳在生命阶段最后的访谈里这样说,一位读者一般需要有三个条件:首先需要非常安静的环境,而安静已经变成世界上最昂贵、最奢侈的东西;第二,要有一个私人空间,音乐的美妙在于可以和别人一起分享,音乐是一门分享的语言,而阅读不是。第三,拥有书,而不需去借阅,因为读书的时候必须握一支铅笔。

即使承认“半文盲时代”已经到来,他仍一再像读者宣讲阅读的意义。对个人读书经历的回忆是《漫长的星期六》中感人至深的一节。一次在法兰克福车站转车时,斯坦纳注意到了一本作者名为策兰的书——当时他并没有听过保罗·策兰这个名字,当他开始翻阅这本书,“就知道那里面有一种辽阔的东西即将进入我的生命。” 一旦阅读之书进入了生命,就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将其驱赶:

“没人能拿走我们牢记于心的东西。它和你在一起,它生长,它变化。你自高中时代背诵的伟大文本与你一道改变,随着你的年龄、所处的环境而改变,你会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它。”

阅读究竟能为个人带来什么,最为明确的是,无论是书籍、音乐还是绘画,它们都不是为了让生命变得更加容易而存在的。斯坦纳说,如果读过了《蒙田随笔》或是哈姆雷特,如果个人的人生没有改变,那么他/她就是在用肉眼而非心灵阅读,更进一步地说,用心灵阅读意味着冒着风险阅读,阅读之后面对一个可能虚弱甚至残缺的自己。

“读了《安娜·卡列宁娜》或普鲁斯特的人,在心灵的深处,能不体验到新的虚弱或需求?……无论是文学还是哲学,无论是虚构还是理论,都会有同样的灵魂震颤苏醒的感觉。这感觉或许就逐渐完全地占有我们,我们像中了魔一样,在敬畏中前行,在残缺的认识中前行。”

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他为我们解答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应当保持希望吗?他将黑暗中等待的日子称为“未知的星期六”,星期六象征着没有保证的等待,是一种包含绝望——在这一天基督被杀戮和埋葬——又充满希望的机制,而绝望和希望正是人类状况的两面。他的回答并不悲观,我们应当将自己视为生命的客人,对他人保持友好,要继续奋斗,努力改善身边的事物,试着做得更好。

在最末的一篇对话里,他又一次探究了生命中的“真实”——就像他谈到语言时,认为真诚性是很难企及的,因为它要求时刻努力地进行自我批评,他认为自己的遗憾就在于未能足够地沉浸于“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指的是将自己全身心投入,生命的威胁、死亡、耻辱和债务都无所畏惧:

“为了过一种纯粹的生活,不惜冒一切风险。超越自我的登山者每次都这样做,深海潜水员每次都这样做,就是为了知道何为绝对的迷醉——那就是心无旁骛的境界,所有的布尔乔亚的美德都不复存在。但我没有这种极致地冒险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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