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加州新冠病毒肆虐，卡拉·莱文（Cara Levine）的展览也处于封锁状态。参观者必须直接向艺术家预约，得到本人的允许后才能进去观看她的作品。这至少保证了参观者都能得到非常个性化的VIP待遇。

莱文想起了她在日本做交换生的日子，日本的艺术家总是会自己布展的。“我觉得这太奇怪了，”就在第一位预约到访的参观者到来之前，她回忆说，“你走进场馆去观看作品，想找个人打听一下，就跟艺术家本人说上话了！我就想，哦，好吧，我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

莱文的展览内容也不落俗套。在洛杉矶的Tiger Strikes Asteroid画廊，这位36岁的艺术家展出了一系列手工制作的陶土制品，警察曾将这些物件错认为枪进而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其中大部分是黑人。

这是莱文“这并不是枪”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旨在提高人们对警察暴行、系统性种族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认识。项目包含三个部分：在她工作室制作的雕刻品，与他人合办的公开工作坊，还有这本由40名艺术家、作家和治疗者合著的文章与插图集。

“这并不是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16年12月，当时一位朋友给莱文发来了一篇《哈泼斯杂志》的文章。文中写道：“预警（trigger warning，trigger也有枪的板机之意）。摘自2001年以来美国警察枪杀平民时误认为是枪的物品清单。”接着，文章列出了浴帘杆、香水瓶、手杖、三明治、玩具卡车这样的东西。

莱文说：“其实我并不太清楚朋友为什么要特意发给我，只是我相信物品能够承载故事，作为一名雕塑家和制作者，我一直都对物品的历史很有兴趣。我在看到这份清单时，当然感到了震惊与骇然，怎么会有人会把一部手机或者一串钥匙误认为是枪呢？”

同样令她震惊的是，这份清单上的物品都完全脱离了当下的语境。“最能击中，阻止我，同时又催生了这个项目的点在于——它太过于空洞。这样一份被警方误认为是枪的物品清单感觉就像是热度密码，但重要的信息都是缺失的。”

“他们缺失了种族、民族、年龄和精神残疾的信息。很快，我就感到非常愤怒。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会在没有任何这些信息的情况下发布这样的清单？我们当然可以在通俗意义上、在文化上得出自己的结论，但这是短视的、麻木的，十分无情且粗糙。”

莱文内心深处的艺术反应也由此诞生。“我的作品往往来自于一个我无法调和的问题，我会在脑子里反复琢磨的问题，比如，我该怎么理解这个清单？对我来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把这些东西误认为是枪。所以我想，如果我能够让自己慢下来去理解这些物件，在工作室里重制这些物件，勤奋、细致地用木雕还原这些物件，也许那时我就能理解怎么会有人出现这种失误。”

莱文在一个进步家庭中长大，父母都是激进派，她也利用这段时间对自己进行了一次种族关系的 “再教育”。“我希望对种族关系能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所以我开始收听围绕美国种族史展开的虚华辞藻、散文和历史小说。”

《哈泼斯杂志》列出了23件物品，到目前为止，莱文已经精心雕刻了其中的16件，她说每一件物品都是对逝者的祈祷、尊重与纪念。她最近的作品源于2016年的一起事件，当时迈阿密的一名警察称他以为自闭症男子阿纳尔多·里奥斯·索托所持有的一台玩具卡车是枪械，于是他开了枪，但不小心打中了索托的看护人查尔斯·金赛，所幸后者活了下来。

莱文在发育障碍艺术社区工作了多年，这个案件引起了她的共鸣。“残疾成年人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极其脆弱的。我们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据我所知，警察并没有接受过相应培训，他们无法识别神经差异或任何行为能力上的差异：心理上的，情感上的，发育上的、生理上的。”

“名单上有一位听障人士被枪杀了，还有一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案发时正病情发作。警方一次又一次地以残酷而致命的暴力回应那些生活在残疾中的人，这让我特别痛心。”

她想见见与这些物件背后的故事有关的人吗？“我很想。这一直是这个项目的一部分，就像一个开放式的问题，我非常渴望能深入研究。”

这个项目还发展成了一系列公共活动，由社区活动家和艺术家共同主导，包括关于种族的对话。莱文通常会带来一袋被警察误认为是枪支的物品（该项目现在已有40件物品），参与者会检查这些物品并用粘土重新制作。这些手工制作的陶器有近三百件在本次展览中展出。

“我选择黏土，是因为对我来说黏土是万能材料。你什么都不需要学，就能知道如何使用黏土：它就是泥巴和水，你有手就可以了。人们触摸着材料，围坐在桌子旁一起工作，会自然进入一种更具体的体验之中，从而开启一种不同的对话。”

今年夏天，明尼阿波利斯州的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杀害，引发了全美范围内对警察暴力和种族不平等的反思。莱文思考道：“这种感觉如同潮汐。我站在街头，这种能量翻腾着我的内心，我希望这股浪潮能在尽可能多的地方产生制度性、系统性的变化。”

“我的问题，我想包括很多活动家的问题也是——我们该如何利用这股能量？它的目的地在哪里？我们该如何让它继续前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出版的时间点正好是人们更愿意倾听此类故事的时刻，我认为这是件好事。这个故事需要有人来讲述，也需要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或一个社区去努力解决。”

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对白人自由主义者来说是一次特别的考验，考验他们是否能成为有建设性的盟友，而不只是将其作为美德表演的口号。什么时候该发声？什么时候又该沉默，让别人有机会发声？莱文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在特朗普大选失利后松了一口气。

“我确实认为现在是白人自由派盘点自己所享特权的好时机，我们是时候开始熟悉一个不同的美国，熟悉边缘化人群——既包括有色人种，也包括社会经济层面的弱势群体——所生活的世界，”她说。

“作为一个白人盟友，我肯定也会试着站出来‘召集’——我正在尝试用这样的词——其他白人，我亲眼目睹了他们在或微观或宏观的层面上侵犯边缘人群的权益，我会利用我的特殊位置与他们展开对话，希望能够唤醒他们的意识。”

谦逊是必不可少的，莱文补充道：“作为这个项目的管理者，我也会继续犯错，我现在只有一颗脆弱而赤诚的心，还得仰仗亲密的人际关系来指导我如何继续前进，如何尽我所能将这件事做到最好。”

（翻译：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