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一般的工作，去人性化的平台：AI无法取代人类是绝对的好事吗？|界面新闻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工业革命时代以来，技术变革一直在摧毁人类的工作岗位——这已经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普遍共识，这个过程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不断加快。普华永道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30年，40%的工作岗位将会消失；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在未来20年中，全球几乎一半的就业岗位会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技术性失业”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未来。

人类工作真的就要被自动化大规模淘汰了吗？人类学家玛丽·L.格雷（Mary L. Gray）和计算机科学家西达尔特·苏里（Siddharth Suri）认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们研究发现，手机应用程序、网站和人工智能看似自动便捷，但实际上依然是由人类劳动力驱动的。

以近期热议的“豆瓣养号事件”为例。一些粉丝为了绕过豆瓣的反水军机制，给偶像的新作品刷分刷好评，在豆瓣创建新号，给图书打分评论，使新号看起来“不像水军”。这导致许多上市新书条目下充满了无意义的、复制黏贴的评论。为了加强失效的反水军机制，豆瓣读书公示称将“加大人工审核力度，并结合技术手段，陆续对这些异常用户进行处理”。豆瓣读书的案例恰好正是格雷和苏里在《销声匿迹》一书中所说的“幽灵工作”——看似自动化的服务，其实是人类和软件协同工作的结果，尽管用户看不见它背后的人类劳动。

因此，两位学者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人类工作不会那么容易被机器取代，后者几乎总是会有力所不逮之处；坏消息是，“幽灵工作”的兴起将有可能颠覆职场传统，夺走我们习以为常的“全职工作”。

人机协作与零工经济

“人工智能并不像大多数人希望的或害怕的那样聪明。”诚然，AlphaGo在难度最高的围棋棋盘上战胜了人类棋手，但现实世界不像棋类竞技那般规则确切、胜负分明。从辨别方言俚语到删除仇恨言论，从确认图像信息到评估政策变化的影响，外部因素纷繁复杂，当前的人工智能无法应对所有的意外情况，必须依靠人类来做计算机做不到的工作。

格雷和苏里将之称为“自动化的最后一英里悖论”，即“使人类免于劳动的愿望总是给人类带来新的任务”。幽灵工作存在的前提，正在于计算机的能力和人力之间存在差距。这个现象催生了许多新的工作岗位，比如数据标注。所谓数据标注，指的是采集和标注数据，辅助人工智能识别数据，帮助它像人一样去感知、思考、决策和服务。第一财经援引IDC的数据指出，全球每年生产的数据量将从2016年的16.1ZB猛增至2025年的163ZB，其中80%-90%是非结构化数据，需要经过清洗与标注变成结构化数据，才能被人工智能所理解。2020年2月，“人工智能训练师”已被正式纳入中国国家职业分类目录。

自动化的便利背后是需要庞大劳动力支持的庞大数据，但对于任何一家提供自动化服务的企业来说——从社交媒体、电商到叫车软件——聘用大量全职员工从事上述数据分析工作都极耗成本。按需零工经济应运而生，即招募自由职业者和临时工来做提升自动化服务体验的幽灵工作。一些企业甚至不再寻找传统的临时工中介，而是求助于在线平台，后者把购买人力和提供人力的双方匹配起来，形成一个由大量企业和匿名工人构成的双边市场。格雷和苏里调研的此类平台之一是创建于2005年的“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下称“MTurk”）。MTurk是一个在线劳工市场，“请求者”（requester）发布任务，工人通过完成任务获得报酬。MTurk上线的最初两年，就有超过10万人在该平台上注册找工作。

对于企业来说，利用按需零工平台招募人手好处多多。当内部员工没有人具备项目所需的专业知识或业务量激增时，企业可以在按需平台上雇佣有相关技能的自由职业者。更重要的是，和通过传统招聘渠道招募工人相比，雇佣按需工人的速度更快，成本和管理费用也更低——与自由职业者合作意味着雇主无需承担提供员工福利和办公空间、工具的成本。同样诱人的一点是，按需工人的工作质量比招聘机构雇佣的承包商高，某些时候甚至比全职员工还高。两位研究者指出，这是因为按需工人为自己工作，亦需要为自己的口碑负全部责任，更重要的是，按需劳动市场上存在激烈的就业竞争，“工人必须掌握最新的技能才能获得工作，相反，全职雇员即使技能过时，也不会有严重的后果。”

但对在按需平台上找工作的工人来说，他们处于一个非常弱势的境地。格雷和苏里指出，幽灵工作的大部分环节——雇佣工人、审核工人和支付工人工资——是自动化的，这个系统之死板，让工人难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他们发现，按需平台在设计层面就是偏向雇主的，请求者是可见的、有价值的客户，而工人则是试图敷衍和欺骗客户的请求者的假想敌。

《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
[美]玛丽·L.格雷 [美]西达尔特·苏里著左安浦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10

三种“算法残酷”（algerithmic cruelty）让工人不成比例地承担寻找工作、学习如何完成任务和问题沟通的成本：第一，请求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上传任务，任务一旦完成就会消失，于是工人不得不长时间在线，检索并抢夺随时有可能会出现的“好任务”。第二，平台往往缺乏工人和请求者直接沟通的渠道，工人难以获得完成任务所需的指导和帮助。第三，平台可以单方面决定谁有或没有访问权限，请求者也可以单方面决定工人完成的任务是否达标、是否能够获得报酬，而工人则缺乏申诉的渠道。

于是从事幽灵工作的工人往往会发现，他们置身于一个不平等的买方市场中。两位研究者和皮尤研究中心的联合调研结果显示，30%的美国按需工人有过得不到工作报酬的经历，他们可能会失去工作和工资，却得不到任何解释，也没有机会对注销账户进行申诉。2015年自由职业者联盟（Freelancers Union）的一项调查发现，70%的美国自由职业者至少有一次没有从客户那里得到报酬，71%的自由职业者在职业生涯里至少有一次要经过百般周折才能拿到报酬。类似的情况也在中国发生。据《第一财经》报道，随着科大讯飞旗下的数据标注服务众包平台“爱标客”入驻平台，找工作的用户增多，甲方不断压价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目前大部分项目时薪最多只有10-15元。被甲方拖欠工资，也是国内兼职数据标注师经常遇到的问题。

在格雷和苏里看来，按需平台的最大问题是“去人性化”。平台设计者假设优质的匹配算法能够让原子化的工作变得可行，他们认为工人和工人、工人和雇主之间的交流与连接是浪费时间，无助于降低劳动市场成本。这样的设计让工人“销声匿迹”——雇主不再将他们视作活生生的人，而仅仅只是完成任务，让某个自动化系统运作更顺滑的工具。

不过，“销声匿迹”也有好的一面，比如使得所有工人实现了绝对的平等。许多在传统职场中被边缘化的群体，比如女性、残疾人和性少数群体，能够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以及由工作带来的经济和人格独立。格雷和苏里一项有趣的发现是：女性更有可能在家庭和家务责任允许的情况下从事幽灵工作（这表现在她们和男性相比更有可能在白天而且较少在周末工作），这对那些生活在社会整体更保守、更缺乏平等机会的女性来说尤为如此。

“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工人不太可能报告说，金钱奖励是按需工作的首要原因。挣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工人做幽灵工作既是为了自我提高、获得经验或学习新技能，也是为了获得自主权，例如利用空闲时间或自己做老板。”

劳动力成本的探底竞争与工作的未来

工业革命至今，技术进步实际上一直在依赖人类劳动力。一开始他们是操纵珍妮纺织机和轧棉机的工人，而当纺织技术进一步自动化的时候，人们开始从事计件工作。所谓“计件工作”，是指当机器达到极限时，由人来制造或加工产品的一部分。计件工作可以被拆解为一项项容易完成的小任务，交由临时劳动力（比如妇女和儿童）在工厂之外的场所（比如家）完成。格雷和苏里认为，工业生产中的计件工作就是第一代有偿的按需幽灵工作——究其本质，如今的幽灵工作就是计件工作的回魂。

技术进步，是与劳动力成本的探底竞争相辅相成的。毕竟技术的推陈出新本就是为了提高生产率，降低对人力的依赖，而当技术为长期临时工做好铺垫时——20世纪末IT技术的大规模普及——外包就出现了。凭借互联网，位于全球北方的大型跨国公司可以将一些非核心业务移交给位于全球南方的小公司或个人，以此利用国家之间的人力成本差距扩大利润。“现在，凡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用更少成本完成的事情，都被任务化并外包出去。股东奖励那些愿意通过外包来削减成本和减少全职雇员数量的公司。”

根据英国印度裔小说家、专栏作家拉纳·达斯古普塔（Rana Dasgupta）的观察，业务流程外包其实是印度人而非美国人的发明。1991年，印度开始经济自由化改革，改革的其中一项具体措施是在每一个主要城市发展印度软件技术园，以此吸引外国投资。一些头脑活络的商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一些发达国家公司希望能把非核心业务转移到薪酬较低的地方。达斯古普塔指出，尽管这种业务模式早已有出现的迹象，“但却是市场自由化之后的印度企业家们首先把这种理论变成了改变世界的现实。”

到1990年代中期，由于印度持续快速地解除对商业和资本的限制，把业务流程外包作为主要商业模式的IT公司快速崛起，它们既能节省人类成本，又因跨时区工作能压缩时间成本。其中的佼佼者就是总部位于班加罗尔的印孚瑟斯（Infosys）。达斯古普塔将之称为印度式全球主义与全球放松管制经济转型的合流。

《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
[英]拉纳·达斯古普塔著林盼秋译
理想国|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8

此类IT公司只是人力资源外包的1.0版。到了《销声匿迹》所描述的零工经济时代，甚至都不需要企业去实际做出雇佣这个动作。在按需零工经济平台上，企业成为了“请求者”，发布任务，坐等工人接单完成任务。人力成本被进一步压缩，工人被完全原子化，没有工作保障，没有固定职场，没有社交支持，完全自负盈亏。

格雷和苏里认为，自动化和人类劳动并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担心的那样二元独立，更实际的情况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自动化在不断推进它的边界，而始终需要“打零工的人”去完成它无法完成的任务。于是，如今的年轻人面临的就业市场是，他们不再能保证找到全职工作，全职工作也不再能提供他们的蓝领或白领父母所熟悉的福利。

虽然机器没有那么容易夺走人类工作岗位，但如果我们对现状坐视不理，当技术奇点真正到来的时候——人工智能专家的普遍共识是21世纪下半叶——“技术性失业”是的的确确会发生的。一些学者已经为此提出警告。日前，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经济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2020年Maryam论坛上表示，科技和全球化已经让中产岗位缩水，劳动力市场变得两极化。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科学家雪莉·范（Shelly Fan）在《AI会取代我们吗？》一书中呼吁对人工智能采取更多的政策约束。她认为，随着人工智能不断进化并融入社会，许多法律法规都将不得不被重新评估，“为了使全人类受益，人工智能可能最终会要求我们对社会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做出巨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