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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女性,忘记女性:性别观念裂隙中的文学书写是否可能?

在鼓舞女性去写作与生活之后,弗吉尼亚·伍尔夫说:“任何写作者,念念不忘自己的性别,都是致命的。”

来源:图虫

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如果你把《一间自己的房间》当作女性写作宣言与指南来读,一定会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一起经历大脑分裂。“去挣钱,写作,生活吧!”在听伍尔夫洋洋洒洒地讲完女性写作的艰难发生与可期未来后,这样的鼓舞顺利成章,但谁又能料到,她话锋一转,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女人哪怕去计较一点点委屈,哪怕不无道理地去诉求任何利益,哪怕或多或少刻意像女人那样讲话,都是致命的。”

“她像女人一样写作,与此同时,又忘记了自己身为女人。”一个人怎么能成为伍尔夫笔下的简·奥斯丁,像女人那样写作,又忘了自己身为女人?简·奥斯丁真的进入了这种写作状态吗?她忘记的是什么,记住的又是什么?像伍尔夫那样对父权社会的压迫深有体会的女人,怎么能在写作中忘掉愤怒?毕竟,伍尔夫本人似乎也没能做到。

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果放弃了以愤怒为代表的情绪,是否也损失了其中蕴藏的女性经验?女作家要抛开性别意识的狭隘和偏见,她需要经历怎样的自我分割?为什么一些女作家在谈论社会性别议题时对自己的女性立场态度坚决,写作时却时刻警惕自身的性别意识,甚至怀疑自己的女性身份?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希望循着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美国科幻小说家乔安娜·拉斯、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思绪来探讨上述问题,同时,借助中国文学研究者张莉的研究与调查,勾连起这些问题与中国当代写作的现状。女性意识的觉醒建筑了属于女性的文学房间,即使父权依旧不停地试图把它拆得七零八散,传统已然形成,更大的危险来自于内部——作为反思视角的性别意识在拆解过往文学之时,也在拆解自身,这是一场不断建造与拆除、记录与涂改的游戏,而男性往往不觉得自己需要参与。

自己的房间:女性写作传统的建设与危机

“为什么女人中间不会出现莎士比亚般的天才?”每一位女作家都得面对这个问题,她们的读者也不例外。只要稍稍有些文学史方面的知识,男人女人就不免有此疑惑,毕竟男作家们的皇皇巨著填满了整面书柜,简·奥斯丁和埃米莉·勃朗特夹在他们中间,安静瘦小,就连学养深厚的人文主义者乔治·斯坦纳也要问:“女人为什么不能创造更多东西呢?”

两位20世纪的女作家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一位是安吉拉·卡特,她的回答相当直白——“世界上就只有一个莎士比亚,妈的。”另一位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回答也很简洁明确:“莎士比亚般的天才,不会出现在辛苦劳作、目不识丁的卑贱者中。”十六世纪的英国,女性几乎还在幼年时便要承担家务,他们的父母视之为常态与美德,阅读是一种不必要、不体面的兴趣,小女孩也没什么闲暇,她们的生活围着缝补、清扫与生养打转。不光平民人家如此,出身贵族的温切西尔夫人也在诗里宣泄她对女性此种境遇的愤懑:“有人说,奴隶般地操持无聊的家务,才是我们的最高艺术和最大用途。”伍尔夫假设,如果莎士比亚有一个妹妹朱迪丝,同他一样天赋惊人,那么她唯有在目睹哥哥的才华得以施展时选择自杀,死后葬在某个十字街口;因为父母心肠慈悲地要求她本分,剧院经理会把她当个笑话般挡在门外,她无处可去,流浪街头,也许一位好心的绅士会收留她,等她怀孕后又将她抛弃。

《一间自己的房间》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贾辉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11

伍尔夫认为,十六世纪的女人如若天赋异禀,必然会发疯,要么杀死自己,要么离群索居,半巫半神。周围环境千方百计地阻挠她们写作,这种压制内化到她们的身体里,变为一种隐姓埋名的本能,即使有些残存的才华得以用诗歌、故事的形式流传,人们也无从知晓作者的姓名。就算到了19世纪,玛丽·安·埃文斯也只能躲在“乔治·艾略特”的外套下避免麻烦,艾米莉·勃朗特的身份曝光后,备受时评赞誉的《呼啸山庄》沦为了“彻头彻尾的怪物”。但这一时期有名有姓的女作家毕竟变多了,经过十八世纪末的女权运动以及十九世纪的工业发展,女性开始掌握自己的钱包,中产阶级女性能够通过笔和头脑中的知识来挣钱,尽管所收不多,她们却不必依赖父亲、兄弟、丈夫过活,《傲慢与偏见》《简·爱》《维莱特》《米德尔马契》在缺乏传统的情况下为后来者拓荒开路,树立典范。到了二十世纪,已婚女子不能拥有自己财产的障碍已经扫清,更多的职业向女性开放,于是伍尔夫对剑桥大学格顿学院与纽纳姆学院的女学生说:是时候了,是时候攒紧五百英镑的年金和属于自己的房间,为朱迪丝的复活而努力,把女诗人不灭的灵魂带回世间。

毋庸置疑,文学史上有越来越多的女作家出现,受惠于女性解放运动,而这些女作家同样可以被视为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她们用笔来为自己的性别争取一席之地。在中国,女性解放与女性写作之间的关系或许更为密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在《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一书中指出,中国现代女性写作者的诞生要感谢两场战争,“一场是把妇女们从家内解放到家外的‘贤妻良母’的战争,另一场则是在‘五四’时代的‘超贤妻良母’战争。”晚清民初的知识分子将女性在家视为国家贫弱的原因之一,提倡女性走出家门,成为健康的国民。学堂教育为女学生提供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她们不必再困于家务,有时间坐下来安安静静地思考。及至“五四”,一个大写的“人”字高扬,女性解放从集体生产力的提高走向个体人格的发现,妇女的价值不取决于她是谁的女儿、谁的妻子、谁的母亲,“人”是唯一的确认。一批女性历经了闺阁女子、女学生、女公民、人的身份转换,我们才得以看见冰心、庐隐,以及后来的丁玲、萧红和张爱玲。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
张莉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9

行过二十世纪的百年,女性写作已经建立起了相当可观的传统,无论中外。最初的几块碑石兀立于荒原之上,向男性光辉璀璨的殿堂投以凝视,现在她们打理出自己的天地,也许没有这么富丽,但足以为后来者提供一个不受打扰的房间,一壁可以找到适当语词和自身经验的书籍。她们中有的人自觉地借用女性主义视角来批评女作家所受的压抑,思索自己的写作实践,另一些人则是在文字中自然地表露出不同于男性的性别意识,从而被纳入“女性解放”“何谓女性写作”或“何谓女性意识”的讨论。

不过,女性传统被掩盖、割裂的现象依然大范围存在。美国女性主义科幻作家乔安娜·拉斯回忆,自己从12岁开始读《简·爱》,14岁开始读《呼啸山庄》,读了一遍又一遍,大学时读伍尔夫的小说,“满心罪恶感,就好像偷吃了很多糖果,”因为伍尔夫的小说太“女性化”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从来没有把这些女作家的作品视为“文学影响”,文学影响必然是正统的,来自索福克勒斯、但丁、莎士比亚、福楼拜、陀思妥夫斯基,来自男性,因而她“壮着胆子”,把自己的第二部小说献给了S.J.佩雷尔曼和弗拉基米·纳博科夫。

“年轻女性失去了榜样。”拉斯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中写道。事情不像伍尔夫所想的那么乐观,过一百年后朱迪丝就能回来——文学史上可供检索的女性名字诚然变多了,而获得官方首肯的还是那几块碑石。回想我们所受的正规教育,中小学必读书目还止步于十九世纪的几位女作家,处于青少年阶段的女性要想接触到多丽丝·莱辛、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托妮·莫里森等作家,少不得自己费一番力气去探索,但所有好读者都能隐约看出俄国男性作家间的继承与发展。女性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又不断地被打碎、割裂,她们没有母亲,没有女儿,孤零零地被放逐在外。每一代读者、每一个女性都必须四处收集砖石,重新建起被暴风雨推倒的房间。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
[美]乔安娜·拉斯 著 章艳 译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11

成为女性,忘记女性:文学中的性别观裂隙

还有一种危险来自女性写作的内部。许多我们所敬仰的女性榜样在坚定地告诉我们“女性可以写作”“可以写得很好”“女性的经验与视角必不可少”之后,又旋即发出警告:不能突破自身性别的写作是危险的,你要写作,就必须忘记自己的性别,不要被它的愤怒左右。

“任何写作者,念念不忘自己的性别,都是致命的。任何纯粹的、单一的男性或女性,都是致命的;你必须成为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女人哪怕去计较一点点委屈,哪怕不无道理地去诉求任何利益,哪怕或多或少刻意像女人那样讲话,都是致命的。”把《一间自己的房间》当作女性主义启蒙文本来读的人,必然在此受到伍尔夫的当头棒喝,心中生出胆怯和恼怒。在牛桥[Oxbridge,系由牛津(Oxford)和剑桥(Cambridge)各截取一半连缀而成,伍尔夫杜撰]四处碰壁的漫步之后,在手中思绪的小鱼被教授、研究员、校役吓跑之后,在书架上浏览完自十六世纪以来女性写作之艰难与进步之后,谁能忘记自己的性别呢?如果我们都同意伍尔夫在前文中所说的,女性写作的意义在于讲出男作家所不察的女性经验、点出男性脑后先令般大小的疤痕,那么忘记了自身性别所带来的体验和视觉,又怎么能看见层层包裹下的自己以及别人脑后的疤痕呢?

伍尔夫提出“雌雄同体”说,认为只有男性化的女性头脑、女性化的男性头脑才最具创造力,莎士比亚就是雌雄同体的代表。这听上去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写作状态,但是否有可能、又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达到此种境界?在写作中忘记(更确切地说,“超越”)自己的性别,指的是作家的性别身份,还是性别意识?女性意识中的哪一部分是需要挖掘的,哪一部分是需要克服的?男性意识需要怎样的处理?伍尔夫没有说清。

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在突破自身性别上持与伍尔夫相近的观点,她在《碎片》一书中的解释更为清晰:“我们尤其是要超越在日常生活中对抗男权社会的女性,这些新女性的形象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都很重要,但对于文学的风险很大。写作的人,应该去讲述他真正知道的,或者以为自己了解的事,尽管这些事情可能有悖于他的意识形态。”也即是说,费兰特以为,女作家即使深知现实的不合理,也不应当在故事中强行扭转这种不合理,去虚构一个“正确”的完美世界,相反,她的任务是挖掘不合理所带来的痛苦,即使这令她和读者感到不适。

《碎片》
[意]埃莱娜·费兰特 著 陈英 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10

但还有一个问题处于幽暗的深谷,未被讨论:女作家在进行“突破性别”的写作时会遭遇什么?伍尔夫认为,在长期遭受父权社会的压抑、呵斥、嘲弄和无视后,愤怒已经成为女性意识的一部分,夏洛蒂·勃朗特无法不受愤怒的搅扰,因而损害了《简·爱》的“诚实”性,夏洛蒂·勃朗特的叙述又是脱离了故事本身,转而去宣泄个人的怨愤。但伍尔夫的文字似乎也没有遵循她自己的意见,阅读《一间自己的房间》,我们不难察觉她的愤怒和诉求,只不过在一连串关于教授、先生的玩笑中,愤怒被幽默化解了。

按照伍尔夫与费兰特的想法,女性要写出好的作品,就必须克服性别所带来的偏见和狭隘,对自己的性别意识进行两部分切割,一部分是面向社会现实的态度,一部分是她投身写作的诚实。不同的是,费兰特只要求割除作家自身对未来的愿景,即“我希望女性在将来如何”,不要用一己所好来构建世界,伍尔夫则希望把当下的愤怒一同抛掉。而问题就在于,情绪已经被贬斥得太久,而叙事的诚实又长期被男性化的理智所把持。时至今日,已经有许多作品向我们证明,独特的女性经验常常埋藏在所谓的“情绪”之中。例如,一个女人无缘无故地哭泣,经常性地叹息,缺乏女性视角的人会把她描述为疯子、行将就木的老女人,但费兰特找到了新的叙事策略——“碎片”,碎片是失去与痛苦的不安,没有秩序,是“不稳定的风景”,把过去、未来和现在搅在一起。愤怒需要的可能不是割除、抑制或者化解,而是深刻的挖掘和表达。

女作家在谈论女性境遇时几乎从不掩饰自己社会性别意识中的愤怒,愤怒是不公的结果,是促使人思索、行动的动力,鼓励更多的女性发声,正是这一愤怒的诉求。而一落实到个人的写作上,她们又对愤怒表现出极高的警惕,采取不同的方式应对,甚至于对自己关于性别的思考产生怀疑。迟子建察觉到,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说或许隐含她对“女性身份的一种模糊担忧和不信任”,从而“以混沌的同体意象演绎智慧”。

为什么会对女性身份有不信任和担忧?伍尔夫将性别之分视为现代文学不再和谐的源头之一,她说,“所有唤起性意识的人都应当受到责怪”,又说倘若莎士比亚见了克拉夫小姐和戴维斯小姐(两位英国女子学院的创办人),十六世纪的英国文学当大为不同,因为他作为男性的自我必会受压抑,大脑将失去安宁。这岂不是说这颗雌雄同体的伟大头脑其实并不存在?我们能见到天赋不受阻滞的莎士比亚,只不过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只要身为男性,就有了成为完人的潜质?对伍尔夫而言,没有女性意识,就不可能发现千百年来不死而游荡于野外的朱迪丝之魂,而女性意识的觉醒,又是对文学中两性和睦的诅咒,男和女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隙,诗歌不再浪漫,吟唱没有回响。女性拆解了文学,又建造着文学,过去两性和谐的幻觉已经被打破,旧的屋宇容不下今天的经验和认识,新的讲述方式尚未稳固,既有受了老屋阻挠的缘故,也因为自身内部的风暴:女性写作就像改衣,她们从身上的旧毛衣里扯出线头来绕在小指上,棒针穿梭钩织,旧衣服一点点变短,这时她们因为身体随着旧衣一起消失而不安惶恐——这些也得织进花纹——直到身体重新出现在新衣服里。

女性是建造者,也是拆解者。来源:图虫

尾声:自我拆解与重建——女性写作的一些启示

尽管上文一直用“女性写作困境”来指称现代社会性别意识崛起后文学所面临的麻烦,但这个问题绝不只是女性的,责任也不应当只落在女性肩上。因为需要处理的,不仅仅是女性的地位、思想以及情感问题,而是两性的问题,这必然也就牵涉了男性的地位、思想和情感。以往文学中的两性和睦之幻觉既已破除,便不必将大脑用于缅怀过去的“美好”,思索当下困境之渊源与未来去路才是应为之事。

但现实是,文学领域里试图用新框架探索两性问题的还是女作家,男作家的参与很少,故而称“女性写作”“女性问题”,倒是合情合理了,大部分男作家也就此避免了思索性别问题而带来的大脑分裂。通览张莉对六十位中国新锐男作家与六位前辈作家的“性别观与文学创作的调查”,其中不乏对自己的创作反思恳切深入者,许多男作家也在社会的层面上支持女性平权的要求,但落实到文学写作时,最常被提及的还是两个观点:第一,强调自己看见的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男人、女人(甚至于说,自己只看见人,不看见其性别);第二,强调跨性别的叙述不可能实现。把“人”放在前面,或许是受五四运动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人”再发掘的影响,但“人”字背后的男性意味,也已经被反复言说多年,何以只见到阶级的压迫,而不见性别的压迫,更毋提二者的交叉性。

至于谈理解之不可能,不免滑入“子非鱼”的陷阱,及至最后连理解自己都是不可能的,便无法下笔来写。在这里,女性写作可以提供的一点启示是自我拆解和重建。设若如伍尔夫打趣所言,古往今来,男作家们已经“仁慈和聪明地指点女人察觉她们脑后的隐秘处”,那么这些不“真实”的女性角色就算在今天受女性主义批评,也对女性有所裨益,现在,女作家所描述的先令般大小的疤痕虽然灼人,但想必正适于“阴阳相合”的论调。如果担心冒犯“政治正确”,费兰特已经说明,文学要冒“正确”之大不韪来书写现实,而真正的问题是,缺乏性别视角、性别观的老旧已经影响了文学对现实的把握,以致于“奶子”主义大行其道,作者却以为自己在不带男性意识地塑造人物的“丰富性和准确性”。说到底,拆解自身的性别意识,是为了拨开层层缭绕“自以为是”的迷雾,照见现实。

参考资料:

《一间自己的房间》[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张莉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美]乔安娜·拉斯

《碎片》[意]埃莱娜·费兰特

当代六十位新锐男作家的性别观调查 | 张莉

十作家性别观调查:铁凝、贾平凹、阿来、韩少功、阎连科、林白、迟子建 、苏童、毕飞宇|张莉

《由胸部抵达身体:小说中的“奶子”主义、自我献祭和哺乳迷思》董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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