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这些文化大咖离我们而去·国际篇|界面新闻

克里斯托弗·托尔金（Christopher Tolkien）

1924年11月21日-2020年1月15日

J.R.R.托尔金文学遗产执行人

听着霍比特人的故事长大，并能挑出其中错误的细节；小时候就能够绘制中洲世界的地图；长大后在南非服役，收到父亲寄来的《魔戒》故事……作为J.R.R.托尔金最小的儿子，克里斯托弗·托尔金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沉浸在父亲创造的世界里，并成为父亲的“首席评论家兼左膀右臂”。

J.R.R.托尔金创造的奇幻世界如此广阔，以至于他去世时，还留下了70箱没有出版的材料。作为书稿的继承者，克里斯托弗在这些材料里整理和编纂出了中洲世界的传说。1977年，他整理出版《精灵宝钻》，1983-1996年又出版了《中洲历史》12卷本。接着还有《胡林的子女》《贝伦和露西恩》《刚多林的陷落》……克里斯托弗一直都很警惕流行文化对中洲世界的伤害，例如他不认可享誉全球的电影《指环王》三部曲，认为只是拍给年轻人看的动作片，无法体现出原作的艺术和哲学内涵。年初，这位真正的“魔戒守护者”在95岁高龄西去，但他留下的遗产会永远与我们相伴。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文学批评家、翻译理论家

1929年—2020年2月3日

出生于富庶犹太家庭，以德语、法语、英语为母语，文学批评家、翻译理论家斯坦纳自称“中欧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和欧洲文学语言如数家珍，会多门语言，博览群书。在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大背景之下，1944年，斯坦纳到了纽约，成为美国公民，他一面反思大屠杀，一面观察现代生活中语言的退化，并以此为基础在1967年完成了代表作《语言与沉默》。他在纳粹军官身上看到，一个人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读歌德和里尔克，却不妨碍他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为什么会这样？他追问，文学和知识究竟应该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斯坦纳看到，语言是文化的代表。现代西方政治上的非人道（尤其是纳粹），伙同随之而来的技术化大社会，使得大众教育教出了“一种特殊的半文盲，只在非常有限和充满功利的范围内阅读和理解”，导致了语言文化的滥用与污染，使西方文学的创作陷入自杀性修辞“沉默”。

和2019年去世的哈罗德·布鲁姆一样，斯坦纳不是结构主义或精神分析这类“理论家”。他认为，理论是人类失去感知耐心的堕落表现，不仅简化了语词的丰富性，还剥夺了文学鉴赏和阐释功能的独特尊严。他说，理论在文学、历史、社会学等论述上的胜利，其实是自我欺骗，是因为科学占据上风，人文学科为了背水一战而发展出来的。随着哈罗德·布鲁姆、乔治·斯坦纳等当代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相继离开，我们或许正在迎来一个没有大师的年代。

乌雷（Ulay；Frank Uwe Laysiepen）

行为艺术家

1943年—2020年3月2日

乌雷出生于德国，一开始凭借拍摄社会边缘人群的世界在摄影领域颇有成就。和“当代行为艺术之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相遇后，他们成为了著名的行为艺术情侣，合作完成了很多带有实验性质的行为表演作品，他们曾背靠背坐着，头发用马尾辫绑在一起16个小时；他们还曾面对面站在狭窄的博物馆门口，参展的人只能尴尬地从他们的裸体之间挤进展厅。1988年，两人在中国进行了一次创作，这次创作也宣告了他们的分手。他们分别登上长城的两端，一个由西向东走，一个由东向西走，在二郎山会合，完成了《情人·长城》。此后，乌雷就消失在公众的视野，返回他原本所在的摄影界。直到22年后的2010年，阿布拉莫维奇在纽约MoMA进行了一场名为“艺术家在现场”的展览，观众可以随时进入展厅，与坐在长桌另一边的阿布拉莫维奇对视。出乎意料的是，乌雷也来到了现场，两人在相视中眼含热泪凝望着对方。这次相遇看似美好，但不久之后两人又因为创作的利益问题对簿公堂。

乌雷逝世后，阿布拉莫维奇说，乌雷是一个将被深深思念的特别艺术家和人类，他的艺术和遗产将会成为永恒。

埃尼奥·莫里康内（Ennio Morricone）

意大利作曲家

1928年11月10日—2020年7月6日

莫里康内12岁进入音乐学院成为小号手。从那个时候起，他就经常参加电影配乐的录音。二战以后，他发现，意大利的电影工业虽然发展得很快，但那些新现实主义电影在配乐上却令人失望。一方面是出于赚钱的目的，一方面觉得自己有能力做点儿不同的东西，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莫里康内和他的小学同学、意大利导演赛尔乔·莱翁内合作开创了意大利式西部片。莱翁内著名的“镖客三部曲”——《荒野大镖客》《黄昏双镖客》《黄金三镖客》以及“往事三部曲”——《西部往事》《革命往事》《美国往事》都由莫里康内操刀。

此后，莫里康内与众多电影大师保持了长期的交往与合作，并且担任过戛纳和威尼斯影展评委。虽然在好莱坞声名大噪，但他自始至终居住在家乡罗马，坚持不学习也不说英语。他不喜欢好莱坞，甚至拒绝了好莱坞赠予的别墅，他认为自己的音乐在好莱坞会经受不得已的改动，而待在家乡自己可以决定音乐的一切。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法国哲学家

1952年4月1日—2020年8月6日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斯蒂格勒当过农场工人，也干过酒吧老板，因为身处社会底层饱受压迫，一气之下决定去抢银行。他自述，一方面出于红色“五月风暴”失败后宣泄不满的情绪，一方面是对阶级压迫的反抗，他一连抢了三家银行，抢到第四家时被捕入狱。

在监狱中，斯蒂格勒自学哲学，每天都花15个小时读书和思考，就这样度过了五年。出狱后，他跟从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攻读博士。其哲学著作《技术与时间》正是在德里达指导下写成的博士论文，被认为是20世纪末法国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他受到现象学、精神分析、后现代主义、现代自然科学等诸多思想资源的影响，建构直面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激进批判话语，成为了当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阵营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2015年2月26日-3月9日，斯蒂格勒曾经到访中国，访问了中国美术学院、南京大学和同济大学。他提出，今天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伊斯兰主义，不是主权扩张，也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由数码性和社交媒体构架所造成的脱-崇高（désublimation）过程。他认为，数码性和社交媒体使得年轻人无法成年。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

人类学家

1961年2月12日—2020年9月2日

大卫·格雷伯曾是耶鲁大学的人类学者，在即将获得终身教职时，因为政治主张遭到解聘。他也是激进活动的组织者，以组织“占领华尔街”运动而闻名。有人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我们是99%”是他提出的，但他本人否认了这种说法。格雷伯不仅为抗议活动奔波，把原本的小型集会变成大型示威，他的《债：第一个5000年》一书还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该书指出，价格概念和冷漠的市场吞噬了人类社会原本拥有的一切温情脉脉。对此，格雷伯开出的“药方”是：免除所有国际和消费者债务。

近年来，格雷伯还提出了“狗屁工作”（bullshit job）的理论，让读者思考工作的意义。他认为很多工作被制造出来巩固1%的人群的利益，例如大量的金融服务和公司法务职位；一些工作出现，只是为了让统治阶层自我感觉良好，例如一些行政助理、接待员工作。还有一些工作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人们在操劳那些“狗屁工作”而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地狱就是一群人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完成一件他们不喜欢、也不太擅长的任务上。”在格雷伯看来，现代经济中的大量工作其实是“地狱的一种可能版本”。

雪儿·海蒂（Shere Hite）

性学家

1942年—2020年9月9日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时，雪儿·海蒂为打字机拍摄的裸体广告出现在了《花花公子》上，题目是“打字机已经够聪明了，她不用做一个聪明的人”。这则广告正反映出那个年代女性遭遇的歧视。

海蒂最著名的作品就是《海蒂性学报告》，该报告以女性的经历为中心研究性，摆脱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提出许多女性并不会因为性插入获得刺激，阴道高潮也不是性高潮的唯一途径。海蒂指出，“女人及女性性高潮毫无过错，需要改变性态度的是社会自身。”这一研究开启了上个世纪70年代女性的性革命，也招致了很多批评，一些人指责这项研究是“反男性”的“仇恨报告”。由于接连不断的批评，海蒂放弃了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在欧洲生活。今年，海蒂在伦敦去世，她之所以令人们怀念，是因为有了她，这个世界向着性别平等又前进了一些。

鲁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1933年3月15日—2020年9月18日

女性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位犹太裔女性大法官、美国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也这样认为。她是粉丝口中“声名狼藉的RBG”、特朗普口中“最高法院里的耻辱”，比尔·克林顿则称“金斯伯格超越了我任命她时的最高期望”。她在法官长袍上佩戴复杂项链，在无法表示异议的场合表示异议，掀起了“金斯伯格异议项链”的时尚潮流。她的形象被做成T恤、马克杯和表情包……关于她的电影、纪录片已经有了6部。这背后，是她对女性平权、婚姻平等、残疾人权利、移民权利等方面做出的贡献。例如，在性别平等方面，金斯伯格在立法层面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平等就业和受教育机会，同时也在维因伯格诉维因伯格案中为一位单身父亲争取到了亡妻补偿，这是因为她看到，要先实现真正的平权，男性也要从既有的两性规则中解放出来。金斯伯格曾因事业上的进取而曾被人称为“悍妇”，对此她回应称：“被人叫悍妇，总好过胆小鬼（Better bitch than mouse）。”87岁去世的她，在一些人眼中是女巫、恶棍、女魔头，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勇敢的斗士，坚毅、诚实，富有同情心。金斯伯格为所有年龄段的女性树立了榜样，也留下了一个更加接近平等的美国。

布鲁诺·巴贝（Bruno Barbey）

法国摄影师

1941年—2020年11月9日

布鲁诺·巴贝出生于一个外交官家庭，在大学学习摄影的他，很年轻就崭露头角，并成为马格南图片社成员，此后他游历全球，来到了上世纪后半叶的许多历史现场：以色列的“六日战争”、巴黎的“五月风暴”、越南战争、十月革命50周年庆典……

1973年，巴贝随着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初次造访北京，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多次来到中国，从文革时期的北京、改革开放之初的上海到新世纪的平遥，从城市广场到乡村田野。在他的镜头中，有的人在吃冰棍，有的人在站台买干粮，有的人在湖心亭喝茶，有的人在田野上做早操，人们总是呈现出自然的状态和本来的模样。和记录中国的前辈西方摄影师不同，巴贝的照片常常是彩色的，给人们一种“昨天的中国”的感觉。时光飞逝，虽然这些照片依然生机勃勃、色彩鲜艳，巴贝却再也无法实现他重返中国的愿望了。

简·莫里斯（Jan Morris）

英国记者、作家

1926年10月2日—2020年11月20日

作为詹姆斯·莫里斯，他在1953年成为了唯一一位陪同埃德蒙·希拉里和丹增·诺尔盖登顶珠峰的记者，这也是人类首次可考的珠峰登顶；1960年，他参加联合国大会报道了赫鲁晓夫脱下鞋子拍桌子的经典场面；1961年，他在以色列旁听并报道了对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除了新闻采访作品举世瞩目，他写作的游记也在市面上大获成功，他和妻子还育有四个孩子。

到1972年，詹姆斯在卡萨布兰卡接受的多年荷尔蒙治疗和开创性的变性手术结束了。詹姆斯变成了简。她在1974年出版的自传《谜》（Conundrum）（中文版为《她他》）中讲述了变性的心路历程，她认为自己“没有改变性别，我实际上是吸收了两种性别。我现在每个性别都有一点”。简继续进行创作，写下三十余部著作，包括游记、小说、历史作品等，还整理出版了维吉尼亚·伍尔夫的旅行随笔。由于变性，简不得不和妻子离婚，但在晚年她们又重新登记为民事伴侣关系，在威尔士西北部的海边隐居。在94年的人生里，简的生活充满了朝圣和探险，如今，这场冒险终于迎来尾声。

金基德（Ki-duk Kim）

韩国导演、编剧

1960年12月20日—2020年12月11日

今年12月，韩国导演金基德因为感染新冠在拉脱维亚去世。一方面他作为享誉国际的导演被影迷悼念——他那些因为“大胆”“非主流”地刻画情爱、暴力和人性的作品多次入围戛纳、威尼斯和柏林等国际电影节，《春夏秋冬又一春》曾代表韩国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圣殇》也获得过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另一方面，他曾多次被共事过的女演员控诉——因为性骚扰与性侵，或因为在片场殴打女演员并强迫其拍摄本没有的床戏。他因此在生前遭到韩国本土电影圈的孤立，去世后，韩国电影界也少有公开悼念。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1931年—2020年12月12日

英国间谍小说家

勒卡雷原名戴维·康威尔。他18岁就进入了英国军方情报单位，担任对东柏林的间谍工作。由于他写作前三本作品时还在从事情报工作，所以雇主要求他使用假名勒卡雷。不少读者怀疑他写作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但勒卡雷自陈：“我所知道的秘密情报，少到根本没办法拿出来泄露的地步，”身为作家，自己实际上是靠想象力吃饭的。

从1961年的《召唤死者》到87岁高龄出版新作《战场特工》，勒卡雷的写作生涯长达近60年。他的知名作品包括《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柏林谍影》《夜班经理》等，其中很多都曾被改编拍摄为影视剧。他的遗作《战场特工》设定在特朗普时期，美国与英国安全服务部门狼狈为奸，暗中破坏欧盟的民主制度，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外媒评论称，勒卡雷在间谍小说中处理了背叛、道德妥协以及秘密生活的心理代价等诸多主题。虽然外界总说他是间谍小说家，但他并不在意自己的写作属于哪个类型，在勒卡雷这里，间谍世界是人类处境的一个隐喻。他反问道：“《双城记》到底是什么类型？惊悚吗？”

傅高义（Ezra F. Vogel）

1930年7月—2020年12月20日

美国资深东亚问题专家、哈佛大学社会科学院荣休教授

“如果你想深入洞悉美国社会，就应该负笈海外，在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的傅高义被人类学家洛伦斯·克拉克的这句话改变了一生。他到东京做田野调查，写作了《日本新中产阶级》（1963）一书，这次经验也开启了他对日本的研究，后来写出了更有影响力的作品《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1979）以及《日本还是第一吗？》（2000）。从日本返回哈佛后，他的社会学背景帮助费正清等人把传统汉学改造成当代中国研究。他因为《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1969）、《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1989）、《邓小平时代》（2011）等作品，在哈佛获得了“中国先生”的称号，在中国也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虽然傅高义研究的是社会学而不是国际关系，却始终关注中日美三边关系的发展，拥有很多中日两国的朋友。这是因为在二战中成长、在冷战中研究异国他乡（甚至是本国意识形态敌人）的他深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促进国与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必要。

詹姆斯·冈恩（James Gunn）

1923年—2020年12月23日

美国科幻小说作家、编辑、学者，前美国科幻奇幻协会主席

詹姆斯·冈恩最受中国读者熟知的可能是“科幻之路”系列图书，这一系列集中了世界科幻的经典作品，在中国科幻爱好者群体中有较大的反响。此外，他在1975年出版的科幻小说史作品《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获得过雨果奖特别奖，在后续的版本中，冈恩为这本书补充了新的章节，将时间线提至21世纪并充实了亚洲部分，该书在2020年推出了中文版。1983年，他又因《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奠基者》获雨果奖。

冈恩一生还写作了100多篇短篇小说，善于在小说中处理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例如能源短缺、恐怖主义、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等。2017年，他在94岁高龄出版了回忆录《星之子：科幻小说中的生活》（Star-Begotten: A Life Lived in Science Fiction.）。从这部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冈恩并不只是局限于案头工作，他还曾环游世界，传播科幻小说的福音。

参考资料：

那个和圣诞老爸互通信件的小儿子，永远离开了

https://new.qq.com/omn/20200118/20200118A07BWI00.html

“像钉子一样坚硬”：纪念鲁思·巴德·金斯伯格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012853.html

思想界 | 褪去“声名狼藉的RBG”偶像包装后，大法官金斯伯格给人更多启示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011070.html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金斯伯格超越了我任命她时的最高期望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007453.html

全美各界送别金斯伯格：她是美国梦该有的样子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032468.html

马格南摄影师布鲁诺·巴贝去世：用照片捕捉中国半个世纪里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