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从年初到年末，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阴影至今仍未消散。疫情让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戛然而止，也导致了长久以来被掩盖在惯例和常态下的政治、社会和观念冲突加速爆发。

黑人弗洛伊德因警察暴力致死事件一方面再度掀起“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高潮，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关于左翼行动者是否“矫枉过正”的讨论。人们要求推倒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嫌疑的历史人物的雕像，抵制冒犯性少数群体的作家J.K.罗琳——一种被称为“抵制文化”（cancel culture）的主张在获得诸多拥趸的同时，也遭到了部分知名学者、作家、意见领袖的批判。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在前所未有的民意分裂中进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击败现任总统特朗普，当选第46任美国总统。有人认为是新冠疫情中断了特朗普的连任之路，但对美国政局有更全面了解的观察者无不指出，当下的政治僵局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如果民主党不进行彻底变革，回应普通美国人的关切，下一届大选将依旧是一场恶战。

疫情亦让技术与人的关系日益复杂。居家令让“远程办公”常态化，在视频会议等技术手段的加持下，许多雇主意识到这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有利可图的。但对员工来说，远程办公常态化也意味着工作不稳定性的上升。“黑色星期五”期间，全球15个国家地区的亚马逊员工发起抗议活动，指责亚马逊“如何先于工人、社会和地球获利”。人们发现，亚马逊仓库工人工伤比率不断攀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司在启用自动化机械生产的过程中对生产率的要求过高，提升了工人的受伤风险。Netflix热议纪录片《监控资本主义》则让我们看到，科技巨头如何利用人性弱点牟利，而这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让人们越来越无法独立思考、接受不同观点。

全球思想动态盘点是界面文化2020年终盘点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了。我们希望可以借这一篇的结尾为整个系列作结：如何理解此次疫情及其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上建立“新世界”，还需要更多的思想资源和对人类未来更激进的想象力。而在分歧、恐惧和相互指责面前，人们迫切需要相互理解和共情，这或许是建立“新世界”的第一步。争斗、压迫与暴力几乎从未从人类历史中缺席，但人类繁衍至今依靠的是同理心、合作互惠和为了公共利益做出牺牲。在2020年的末尾展望新的一年，“重建附近性”是我们的愿景和希望所在。

01 从“黑命攸关”到“抵制文化”

“求求你，我快要不能呼吸了。”5月25日，明尼苏达州四名警察因怀疑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诈骗，在明尼阿波利斯街头将其摁倒制服。其中一名白人警察德雷克·肖万（Derek Chauvin）跪在其脖颈处长达八分多钟，导致弗洛伊德不幸身亡。近年来美国警察杀死手无寸铁的黑人的事件屡见不鲜，美国刑事司法体系存在严重种族歧视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而这起事件因视频记录了警察暴力致死的全过程而引起了广泛愤慨。

弗洛伊德之死于是在全球多个国家再度掀起“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高潮，并逐渐演变成某种左翼/自由主义激进派要求对社会不公进行“整体清算”的思潮与集体行动，这即是“抵制文化”（cancel culture）的由来。抵制文化也引发了人们对左翼行动者是否“矫枉过正”的讨论。

随着弗洛伊德遇害引发的全美范围内的抗议逐渐升级，全球多个国家都爆发了拆除与种族主义和奴隶制有关的雕像和纪念碑的运动。在美国，抗议者呼吁拆除各地的联邦军领导人（如罗伯特·李将军、杰弗逊·戴维斯、“石墙”杰克逊）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雕像；在英国，奴隶贸易商人爱德华·科尔斯顿（Edward Colston）的青铜纪念碑被泼上红漆丢进河里，温斯顿·丘吉尔的雕像被喷上涂鸦；在新西兰，殖民军事指挥官John Fane Charles Hamilton的雕像被移走。

作为罗伯特·李的后裔，罗伯特·李四世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表示支持推倒祖先雕像：“我祖先的雕像作为这种白人至上主义心态的偶像，在里士满矗立了多年。这座雕像是对一种痛苦的意识形态和对黑人的压迫行为的空洞提醒。把它推倒将为对话、关系和政策改变提供新的机会。”齐泽克则对“砸雕像”的行为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他7月1日发表于《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的文章将此类基于“政治正确”的行动批评为白人的自我蔑视。他认为，砸碎雕像、抛弃过去并不是对抗种族主义、声援非裔的有效方式，反而会让行动者落入某种新保守主义思潮的思想控制的陷阱。

“砸雕像”风潮蔓延到德国，引起了德国民众对是否应该移除德国首任宰相俾斯麦的讨论——这位“铁血宰相”是德意志统一和帝国建立的首要功臣，也是德国参与殖民行动的主要推手。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柏林碉堡博物馆馆长乌特·埃弗特（Urte Evert）表示并不认同把俾斯麦的雕像完全从公共场合拆除的做法，因为这将剥夺公众在公共场所观看、讨论这段争议历史的空间，“并非所有争议之物都必须从公众眼前消失、销毁或者进入博物馆的，有一些问题雕像可以在展示出其历史问题的前提下，留在公共场合。”不过她亦指出，博物馆或许是一个展出争议雕像更安全的场合，因为人们可以通过专业解说或工作坊的方式了解更多背景信息，让雕塑获得“语境”。

6月7日，英国作家J.K.罗琳在推特上转发了一篇关于呼吁人们在疫情期间和之后持续关注“来月经的人群”（people who menstruate）卫生条件的文章，质疑文中回避使用“女性”一词的做法。这条推文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2018年罗琳力挺奉行“性别绝对主义”的英国学者Maya Forstater的“黑历史”亦被翻出。LGBTQ群体纷纷谴责她恶意歧视变性者，“J.K.罗琳是排斥跨性别的激进女性主义者”的话题霸占了推特热榜首位长达数小时，从《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主演、华纳电影公司到与罗琳属同一文学经纪公司的作家，纷纷谴责罗琳的“歧视性言论”。

对此，罗琳于6月10日在其个人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长达3600字的声明，以回应她在跨性别问题上受到的批评。她首次公开了自己被家暴和性骚扰的经历，表示尽管自己相信跨性别者由于遭受高比例的家庭暴力和性暴力而需要并应得到保护，但她不赞同未经历激素注射或手术过渡的跨性别女性进入单性空间。“当你向任何相信或感觉自己是女人的男人打开浴室的门和更衣室时——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现在可以无需手术或激素就颁发性别确认证书——那你就可能给所有男人打开浴室的大门。 这是简单的事实。”她写道。

7月7日，美国左翼月刊《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刊发了由153名自由派文艺界名人联名签署的《一封关于公正和公开辩论的信》（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将围绕“抵制文化”产生的批评推至高潮。该公开信对强迫“异见者”噤声的现状提出批评，呼吁对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的强烈抗议不应建立在牺牲平等和包容的基础之上，指出“对这种反自由主义思潮的抵抗力决不能演变成一种新型的教条主义和政治威压”。罗琳的签名联署增加了这封公开信的争议性。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Ian Bruma）也参与了公开信的联署，他在之后的采访中告诉界面文化，迫使他人沉默不利于自由辩论，甚至有危及民主的危险。“对于自由主义者和左派而言，当务之急是指出这种教条主义的危险，否则，右翼势力和保守派就能趁机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攻击‘政治正确’。”

7月10日，The Objective网站发表了另一封公开信声讨《哈泼斯》公开信。这封信由160多人签署，其中多为活跃在一线的新闻工作者。该公开信指出，《哈泼斯》公开信的签署者多为占据大量资源和影响力的白人精英，他们在因担忧自己的意见被压制而在美国最有声望的杂志上发表看法的同时，忽视了他们本身就拥有表达观点的权力，忽视了长久以来新闻界、学术界和出版界实际上一直都在压制边缘化的声音。《纽约时报》关于抵制文化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抵制文化对那些在行业内仍处于上升期的人的影响力实际上是最大的，“（抵制文化的）目标不是惩罚所有人，或其中特定的某些人；而是以去羞辱、吓退足够多的人来确保其他所有人服从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布鲁玛对左翼陷入“抵制文化”会让右翼攻击“政治正确”的担忧是合理的，我们因此需要找到一个比“（反）政治正确”叙事更恰当的路径来反思抵制文化的负面效应。The Conversation的一篇评论文章呼吁，与其抵制公众人物，不如创造一种“背景文化”（context culture），“理解背景意味着谴责历史错误，同时承认成长的可能。人们可以从过去学习并超越过去，他们也应该被给予这样做的空间。”

在这一点上，已故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或许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她生前与著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是挚友，尽管两人的政治立场和法学观点极为不同。后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认可金斯伯格支持的女权议题，直到他的女儿也遇到了同样的职业玻璃天花板，他才意识到性别不公问题是多么严峻。或许不以观点和立场轻易批评、否定他人，在交流中给予自己和对方相互理解和成长的空间，能够化解很多我们之前以为无法逾越的矛盾。

02 美国大选与政治僵局

在新冠疫情横行肆虐之际，拜登经历了一场让国家深陷分裂的选举，击败寻求连任的特朗普，即将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

如果说四年前的特朗普的当选令民主党及其支持者深感意外，那么四年后他们恐怕会失望地发现这种选举中的“意外情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常态化了——民意依然撕裂，左右两党支持者之间的敌意不仅不减，甚至愈演愈烈。政治观察者发现，2020年美国大选在选民前所未有的悲观、恐惧和怀疑中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选前夕，右翼势力的各种阴谋论在美国四下流传。一个叫做“匿名者Q”（QAnon）的另类右翼阴谋论宣称，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一个反对特朗普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指控美国由民主党高层、好莱坞精英、犹太金融家、慈善家构成的精英集团把持，他们不仅控制媒体，而且大量绑架并虐待儿童，崇拜撒旦。极右翼新运动“Boogaloo”亦在互联网内积聚力量。该组织成员鼓吹对抗封锁，杀死联邦调查局探员或警察，“让战争继续。”特朗普本人则与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一道抨击“黑命攸关”游行示威中的暴力（忽视很多暴力行为其实是由警察暴力执法引起的），指控暴力的罪魁祸首是“激进左翼无政府组织”antifa。

上述事件无一不反映了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在《什么是民粹主义？》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认为，民粹主义者创造了“道德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精英”的对立，主张他们且仅有他们能代表人民，将政治对手无限妖魔化。当民粹主义者执政时，他们总是可以将所有失败归咎于那些“腐败精英”的破坏，这就是民粹主义者往往偏爱阴谋论的重要原因。

民粹主义以愤恨为养料，而愤恨来源于失落感。很大程度上来说，美国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出版于四年前的《故土的陌生人》中的论断依然有效。根据她的观察，美国右翼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遭遇了薪资水平停滞、经济不平等加剧和弱势群体话语权增强，感到实现“美国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这种挫折感令右翼转向反对左翼倡导的平等、自由和多元包容，使他们觉得自己是“故土的陌生人”，许多右翼美国人由此倒向了特朗普的阵营。

随着拜登的胜选，同样感到自己是“故土陌生人”的左翼美国人终于可以暂时松一口气。和已经77岁高龄的政坛老人拜登相比，一些政治观察者对其副手卡玛拉·哈里斯寄予更多厚望——她将以第一位黑人妇女、亚裔美国人、黑人大学毕业生的身份成为美国副总统。对于她的支持者而言，哈里斯代表着一切与特朗普相反的价值观。

美国《政客杂志》（Politico Magazine）邀请了25位政治观察家、分析人士、思想界和文化界人士预测了哈里斯在副总统职位上改变美国政治面貌的可能性。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非裔美国人研究教授特拉·亨特（Tera W. Hunter）认为，除了她本人的象征意味之外——有色人种亦有登上高位的参政权利——她还将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参与指挥刑事司法改革、投票权保护、医疗和教师与其他工作者的薪资增长等重大议题。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妮弗·劳丽斯（Jennifer Lawless）指出，哈里斯的成功削弱了女性候选人面临系统性劣势的认知。事实上，已有研究发现女性在政府治理中表现更好。

然而，在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看来，如果左翼精英不彻底反思自己的执政路线，他们依然无法重建在他们看来被特朗普摧毁的政治常态。在今年出版的《美德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一书中，桑德尔批评民主党“对市场假设和精英统治的不加批判的拥抱为特朗普铺平了道路”。他指出，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中间偏左的精英建立了腐蚀性的左翼个人主义共识，抛弃了工人阶级，试图劝服后者接受一个自力更生的世界。然而这种通过倡导“美德”（比如努力工作、循规蹈矩）来应对全球化、不平等和去工业化挑战的做法已经破产，并给公共利益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人痛苦地意识到，机会从来不是均等的，努力也难以获得回报。

普通美国人感受到越来越强的社会不平等和被剥夺感，是当下美国政治僵局的真正肇因，但两党之争却越来越偏移这一真正重要的“议题”，围绕着一系列“问题”展开，比如社会福利的正当性、女性堕胎权、种族歧视。在首次出版于1991年的《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一书中，美国著名记者、资深政治评论家小尤金·约瑟夫·迪昂（E. J. Dionne, Jr.）做出的论断至今依然有效：“我们已经丧失了对共同公民资格的感受。我们被关于价值的苦涩争论分裂，被不断扩大的阶级、种族间的不平等所撕裂，美国人已经越来越怀疑公共参与到底有什么价值。”

在书中，迪昂为弥合左右翼分歧、消除政治僵局指出了方向——给予广大美国中产阶级所从事的工作以回报。他认为，必须降低中产阶级和穷人的税负；进行福利改革，增加工作穷人的收益，为所有劳动人口提供医疗保险；鼓励年轻人以时间而非金钱偿还学生贷款以及其他政府利益，增强公民纽带。“国家必须重新思考它看待公民责任与共同承担牺牲的方式。这场争论必须由关于服务与责任的保守派理念与关于公平的自由派理念共同培育。”

03 技术与人

在国内激烈讨论人脸识别是否侵犯隐私、外卖员面临的“算法围城”和数字化生活是否在抛弃老人的时候，国外也出现了许多与科技相关的讨论。无论身处何方，人们都深刻感知到技术与人的关系日趋复杂，疫情更加剧了这一过程。

因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各国政府采取了严格的社交隔离措施。在美国，脸书、微软、苹果、推特等科技巨头开启远程办公模式，并有将远程办公常态化的意向——网络视频会议等科技手段已经让远程办公越来越便捷，远程办公还能让雇主发掘大城市之外的人才。

但对于员工来说，远程办公常态化则意味着职场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悉尼先驱晨报》资深记者Caitlin Fitzsimmons认为，远程办公常态化将加剧“外包”过程，把本地员工丢入国际劳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伦敦政经学院社会学教授Judy Wajcman提醒我们注意，电子设备和应用程序正日益模糊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让劳动者疲于奔命。更值得警惕的是，失去以固定办公室为象征的全职工作的庇护，劳动者将被迫成为“新自由主义个体”，为自己的成败担负起全部的责任。

新冠大流行加剧了人们对数字技术的依赖，让科技巨头赚得盆满钵满，然而劳动者不仅从中获益稀少，而且被迫承担过多风险。黑色星期五，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的亚马逊员工发起#MakeAmazonPay（让亚马逊付出代价）的抗议活动，其诉求包括提高所有亚马逊仓库工人的工资、发放高峰期加班费和疫情危险津贴、重新雇佣因质疑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隐患而被解雇的员工、允许成立工会等。

9月29日，美国深度调查媒体《揭露真相》（Reveal: from Th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发布了一份关于亚马逊仓库工人工伤情况的调查报道。报道指出，亚马逊多个货仓近四年来工伤比率不断攀升，主要是因为公司将自动机械化生产的指标提得过高，工人无法跟上机器的速度，增加了受伤风险。英国作家、记者詹姆斯·布拉德沃斯（James Bloodworth）指出，技术手段的提升让亚马逊成为彻底贯彻泰勒“科学管理法”的企业之一。

在《失去合约的人》一书中，他记录了自己在位于英国鲁吉利的亚马逊仓库的工作经历。他注意到，仓库管理者每人都配有一部手持装置，即使不在仓库里也可以追踪所有员工的一举一动。他们时不时将指令输入计算机，警告员工加速工作或立刻回到工作岗位上。他们还能按照每个人从货架上收集品项和装箱的速度给员工做效率排名。

在亚马逊上购物、享受次日即达便利的消费者，虽然不用面对仓库拣货员的窘境，但在另一个层面也是科技公司的被操控者。Netflix热门纪录片《监控资本主义：智能陷阱》（The Social Dilemma）向我们展示了“科技在连接我们的同时也在控制我们”的图景。在纪录片中，曾供职于谷歌公司的设计师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介绍了由互联网公司革新强化的“注意力经济”：通过人工智能与算法技术揣摩用户心理，预判他们的喜好与倾向，并做精准内容投放。多位受访者表示，注意力经济是在利用人性的弱点，导致人们对社交媒体产生成瘾式依赖。

纪录片后半段揭示了社交媒体对整个社会产生的更深远的影响——“美国社会的群体政治观点分化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脸书宣称“通过让各式各样背景的人能轻易联结起来分享想法，我们可以减少世界上的冲突，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但现实是，人们被各自的喜好和观念分隔在一个个信息茧房内，导致了更大的交流鸿沟。《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前主编富兰克林·福尔（Franklin Foer）在《没有思想的世界》一书中的批评应和了《监视资本主义》的观点。他指出，脸书创造了蜂群思维，“在智力上，蜂群思维让人丧失能力，我们从虚构中区分事实的能力正在消失，我们的偏见让我们一味地党同伐异。脸书确实达成了共识，但并不是它所承诺的那种共识。网络的力量非但没有让这个世界连为一体，反而让这个世界越发四分五裂。”

社交媒体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治极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剧变》一书中指出，随着有线电视、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及传统纸媒的衰落，美国人正在根据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来选择接收信息的来源。当人们沉迷于网络和虚拟交流时，他们越来越少参与面对面的群体活动，比如读书会、社区组织、教会组织、家长教师协会和镇民大会。然而正是这些群体活动培养了人们的相互信任和互惠意识，增加社会凝聚力。“当面对一个活生生的，离我们只有两英尺，能够看得见、听得着的人时，我们倾向于抑制自己的无礼举动，”戴蒙德写道，“而当面对屏幕上的信息时，我们更容易做出无礼和轻蔑的回应。一旦我们习惯了远距离的口头暴力，那么对活生生的人施以暴力也就不再是难事了。”

04 尾声：重建附近性为何如此重要？

在12月14日发行的《时代周刊》封面上，2020被画上了一个大大的红色十字，下方的标题是“最糟糕的一年”。在此之前，《时代周刊》只在封面上用过四次红色十字，它们划掉的是希特勒、萨达姆、扎卡维和本拉登。据《时代周刊》介绍，红色十字通常被用来象征“某个艰难斗争的终结”——之前，它指的是二战结束或某个反恐里程碑；这一次，划去2020年或许标志着历史性一年的终结，但人类与新冠肺炎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疫情酿成的社会隔离和经济停滞面前，西方思想界陷入了反思和争论：左翼知识分子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大行其道几十年，让诸多国家在医疗危机来临之时缺乏准备，使得社会弱势群体暴露在种种风险之中，并放大了国家/地区、种族、性别、阶级各个维度的不平等；对于“社交隔离”这一从中世纪黑死病时期就采用的防疫措施，思想家们争论国家强制措施的合理性和何为真正意义上的“赤裸生命”。无论持何种立场，人们的普遍共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酿成全球危机的当下，诸多此前被掩盖的制度和结构性问题被暴露出来。如何理解此次疫情及其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上建立“新世界”，或许需要更多的思想资源和对人类未来更激进的想象力。

在分歧、恐惧和相互指责面前，人们迫切需要相互理解和共情，这或许是建立“新世界”的第一步。在疫情依然严峻，社交隔离政策常态化、全球流动性几近停滞的情况下，我们深刻意识到公共生活、社会团结，特别是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直接看到对方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听到对方语气中的细微变化，在真实的社交语境中展开讨论，是我们恢复“人性”感知、破除部落主义不可取代的方式。技术虽然提供了诸多便利，但它也在让那些在网络另一端的人“非人化”，加速“附近性”的消失。

当人的生活不断被原子化、私人化，我们几乎很难看到社会变革的希望，因为它所需的，恰恰是公共生活和集体行动。因此霍赫希尔德选择离开被自由主义阳光照耀的加州，翻越“同理心之墙”，前往路易斯安那州亲眼目睹和感受被媒体蔑称为“红脖子”的保守派白人的伤痛。布拉德沃斯则花6个月的时间在英国各种低薪岗位上工作，在他看来，要理解失业问题，必须像马克思说的那样“走出自由、平等、富足且边沁主义”的舒适王国，或者推特和脸书营造的同温层。

纵然人性有诸多弱点，争斗、压迫与暴力几乎从未从历史中缺席，但作为一个物种，人类能够繁衍至今，依靠的是同理心、合作互惠和为了公共利益做出牺牲。在2020年的末尾展望新的一年，“重建附近性”是我们的愿景和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