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年前，凯特·摩斯（Kate Mosse）日前出版的这部历史小说已在她脑海中有了雏形——但她马上就劝自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当时想：别写这个，凯特——你对法国宗教战争和17到18世纪的历史一无所知。这段历史就是个大雷区。”她回忆道。

尽管当初有诸多顾虑，她最后还是开始了这部围绕胡格诺派教徒（法国新教徒的称谓）的小说四部曲的创作。第一部《燃烧的宫室》（The Burning Chambers）于2018年出版，讲述了发生在16世纪的法国朗格多克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则跟随他们的流离失所，横跨了两个大洲和三个世纪。她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还完成了另外几本书和剧作的创作，在这段时间里，除写作之外，她还维持着“百利女性小说奖”评选的正常运行，对英国脱欧表达了公开抗议，而且一直细心照料着婆婆的生活起居。

疫情期间，摩斯可谓成果颇多——她说，刚开始带来的震动“让人悲痛”，让她无法专注写作，所以她把注意力转向阅读，一共读了超过250本黄金时期的侦探小说。《燃烧的宫室》续集《泪水之城》（The City of Tears）本应于去年5月出版，她也本打算利用2020年下半年宣传推广这本书。但计划不如变化快，如今的她在家中创作这个系列的第三本书。除此之外，她还以自己看护家人的经历写了一部作品，该作品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与读者见面——先前，她曾协助母亲照看患有帕金森病、2011年去世的父亲，现在她则在封城隔离期间照顾丈夫90岁的母亲罗茜。罗茜目前与摩斯和她丈夫格罗格住在同一屋檐下，为了她的健康安全考虑，一家人自去年三月开始就一直坚持自我隔离。

转行历史小说写作给摩斯的人生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于2005年出版的作品《圣卷谜宗》（这本书讲述了一个追寻圣杯的故事）和后来“朗格多克三部曲”的前两部都大获成功，再度回归这个题材让她感到很兴奋，她说。当父亲确诊帕金森时，摩斯决定不再去写那些需要通过长时间实地调查和大量调查研究才能完成的作品，转而把全部心思放在照顾父母身上——他们那时与摩斯和她丈夫住在一起。“很不幸，我的父亲2011年去世了，母亲也在2014年离开了我们，”她说，“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本有机会告别小说，专心做我的调查研究，但能创作这个系列小说真的是特别棒的一件事。”

把历史小说跟当下现实生活对号入座本已是老掉牙的过时操作，但摩斯的作品正好赶上了非常时期。讲述法国胡格诺派教徒遭受迫害的《燃烧的宫室》于2018年出版时，刚好是欧洲遭受难民危机的时候。近期出版的四部曲之二的则涵盖了异端思想、言论自由和社会的极度极端化等主题。“如果你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没有中间地带。”书中的某个人物在谈及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教徒间剑拔弩张的气氛时说道——这两个教派完全掐掉了中间派的声音。但这句话用来描述最近推特上的骂战也分毫不差。这是不是说明，现在的人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要极端呢？“感觉上的确如此，”她说，并且直指“社交媒体和渴求爆料且24小时无休的畸形新闻媒体”。新冠疫情让一切变得更糟了。“我衷心希望，当这个世界回归到另一种常态时，人们也能回归正常，用一种更加细致入微的方式看待事物。”但她马上又笑着承认：“我总会过于乐观。”

摩斯于1996年参与创立了“百利女性小说奖”，这个奖也曾在社交媒体遭遇炮轰，起因是与跨性别问题相关的一系列风波。去年十月，在非二元跨性别作家Akwaeke Emezi公开反对被问及“法律”规定的性别信息后，奖项的组织者宣布：“我们条款和规定中的‘女性’包括顺性别女性、跨性别女性和法律意义上的女性。”Emezi曾于2019年被女性小说奖提名，但他们（they，Emezi的人称代词）表示以后不会再让自己的小说参与评奖。

“这个话题总会引起很多讨论，”摩斯说，“有些人总想通过创建一个更大的女性群体，与其他女性搞对立。父权制社会就是这样的。”但她也坚持：“我们从未改变评奖规则——我们一直谨遵法律规定的‘女性’定义。”

今年59岁的摩斯在创立“百利女性小说奖”之后很快开始了自己第一本书的创作——一本关于怀孕的非虚构作品（她当时正怀着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那会儿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而且即将晋升到“一个重要的职位”，“当时我知道自己马上要面临一个关键选择：‘做一个出版社的高层真的是我的人生理想吗？如果不是，那我就应该离开这里，重新开始了。’这是一个孤注一掷的时刻。”放弃优厚的工资让她有些望而却步——因为他的丈夫尚在接受教师的岗前培训——她说，刚开始的几年有些困难，“（但）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因为在一个职位待的时间越长，对它的基础福利设施越依赖，你就会越难跳出这个圈子开始写作。”

她先是写了两本非虚构作品，后来又写了两本小说，但她认为后者“并没有多好。它们总会被贴上‘文学类’的标签，实际上就是卖不出去的意思”。她笑了。“在45岁一夜成名之前，我已经完成了四部作品。”对于《圣卷谜宗》这本书，摩斯并没有打算把它创作成自己爱看的那种文学类小说，而是写成了小时候父亲给她读过的冒险故事的风格——现在这本书的销量已达800万。她还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法国城市卡尔卡松，自从1989年第一次踏足这座小城后，她每年都会专程去那里待一段时间，以释放自己的“小说家之魂”（“感觉真的就像一种本能反应”）。作为一个亲法主义者，她认为英国脱欧“非常令人沮丧”。

现在，摩斯已经很久没有故地重游了，30多年以来，她还未曾有过这么长时间不踏足法国的经历，但她并不指望人们因为这一点同情她。她说，与很多人比起来，自己过去的一年“没什么好抱怨的”。她还表示，创作这本在封城隔离的大背景下看护家人的书（她是多位受英国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惠康信托”委托创作社会和医疗关怀主题作品的小说家之一），并能有机会聚焦弱势群体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诸多限制，只能止步家门。人们现在终于了解每天只能宅在家的感觉了。”这段时间里，人们心中“看护人员”的定义也变得更加广泛。“很多人在第一次封城期间已经身体力行：给他人送食物、帮他人遛狗，以及从早到晚陪伴在垂危病人的身边，做这些事情的人都可被称为‘看护人员’。”

《额外一双手》（An Extra Pair of Hands）这本书的标题描述的正是作者摩斯对自己看护人员身份的体会。起初，她的看护对象是丧夫的母亲，现在她则全心照料着已与自己和丈夫同住25年的婆婆。婆婆的生活起居由摩斯和丈夫共同照顾。“因为没有90岁的女人会想让儿子陪着她上厕所。”她谈起罗茜时说道——摩斯早在十几岁时就已与自己后来的婆婆相识，当时的她是罗茜的“朋友……也是个小刺头”。尽管摩斯天生是个乐天派，但她承认自己的处境比许多其他看护人员要轻松得多。“病人患有痴呆症或阿兹海默症是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他们人虽然身在你面前，神智却已不在了。我认为自己很幸运——我的好父亲患的是帕金森，我的母亲在六年前去世前都还神智清楚，如今，虽然罗茜坐着轮椅，不能站立行走，但她的精神相当矍铄。”摩斯和丈夫格罗格家附近有很多帮扶残障人士家庭的服务点，而且与许多看护人员相比，她的经济状况要好得多——有600余名看护人员不得不辞去工作，全天候看护病人。旨在研究英国贫困问题的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最新的年度报告显示，近四分之一的成年看护人员的生活水平都在贫困线之下。

“我认为，积极的与艰难的看护体验同样值得分享，”摩斯说，“人们谈到变老时总会非常消极……我陪伴过许多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都棒得不得了。我一直坚信，判断一个同伴是否优秀，要看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做过什么，以及现在的作为，年龄并不应该成为判断的依据。”那么摩斯通过看护的经历学到了什么呢？“我爱我的父母，也爱我们的罗茜奶奶。我的确学到了一些东西：如果你曾经被无条件地爱过，如果你从小就耳濡目染，知道被人关怀意味着什么，那么有一天当你要去看护别人时，你会很轻快地迈出这一步。”此时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马上要到摩斯与婆婆罗茜每天傍晚一起小酌一杯的时间了。

本文作者Emine Saner是《卫报》特稿作者。凯特·摩斯的新作《泪水之城》（The City of Tears）由Pan Macmillan出版。

（翻译：黄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