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周姝祺

春节假期匆匆而过，当打工人还在哀叹假期的稍纵即逝，有计划的职场人已经准备赶上年后跳槽离职潮，抓住“金三银四”的招聘旺季，突破职业“瓶颈期”，换上一份更好的工作。

想要跳槽的心按捺不住，但跳槽的时机却左右为难。选择在年前跳槽岗位少，竞争压力小，但是就将痛失年终奖。虽然2020年平均年终奖为7826元，和2019年相比缩水了18%，但仍是一份值得等待的收入。

如果跟着大部队选择年后跳槽，可以赶上“金三银四”的招聘旺季，但竞争压力也会更大。据智联招聘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春季求职期全国人才求职竞争指数为46.3，意味着全国范围内平均每46.3人竞争一个岗位，竞争指数环比提高了11.8。哪怕是除夕夜，招聘平台仍然“灯火通明”。

无论是已经在年前跳槽找好了下家，还是年后准备简历拼搏一把，不少职场人已经跃跃欲试，在新的一年寻求破局，调整再出发。

职业规划偏离，薪水不及预期

刘林决定下周一就从现在这家公司离职。工作两年后她发现，现有的职业发展走向已经和自己的预期相违背。

她在上海一家互联网保险公司工作，最开始应聘的岗位是商户运营，主要负责和客户对接，协调解决系统问题。但去年六月，她所在的小组换签，分别被拆散到另外的小组，她的工作变成了行政，日常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

“其实每个部门都有一个行政对接人，但是别的部门的行政对接人会有自己的专属工作，附加一个联系人身份而已，不像我专职行政。”刘林叹气说，“所以我换工作岗位后基本每天都在‘摸鱼’，因为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此外，刘林告诉界面职场，她的新领导是带了自己的部下一起从别的公司空降而来，虽然和她们这些老员工组成了一个新部门，但是她属于被边缘化的群体，负责业务核心的还是新领导的嫡系。刘林自嘲，“带来的是亲生的，我只是外包借调的。”

职业规划的偏离和不被重视让刘林深感职业的受限。她原本去年被换岗位后就打算辞职，但是受疫情的影响，可找的工作岗位并不多，而且临近年末，她想要等着拿到年终奖，但是到手的数目比她想象中的低不少。

据她透露，每到年底人事部门会负责部门的等级评定。往年她都可以拿到B+，也就是2.5个月的年终奖，但是今年她的等级是B-，年终奖缩水了将近一半。

不仅年终奖不如以前，薪资也不尽人意。工作两年，刘林的薪资调整了一次，上涨了12%，但是由于本身底薪就不高，涨幅效果并不明显。

薪水是刺激职场人跳槽的直接动力。王子铭在一家通信行业做产品运营，目前的薪资水平是月薪七千，但是他期望自己能够拿到九千到一万的薪资水准。加上现任领导不懂得合理分工，喜欢推脱扯皮，他决定把握住“金三银四”的好时机，正在每天工作之余刷“面经”，希望能谋得更好的发展。

张文凡则顺利地找好了下家。她在大连一家销售宠物用品的公司从事新媒体运营工作，而新公司是一家正在寻求转型的传统服装企业，提供的待遇不仅薪资水平翻倍，还承诺了一些股份。

据她介绍，现在的公司老板创业理念比较保守，不愿意付出更多的精力去铺开市场，并且缺乏完整的供应链。对她而言，这家公司能提供的平台已经不能支撑自身的发展了。

“目前我负责的项目可能看不到自己能发挥更大的效用了，创造不了更多的价值，自然就没有更高的收入。”张文凡说，“也有一部分女性的职场焦虑，有选择权的时候可能没剩几年了，再这样下去可能就会被抛弃。”

她告诉界面职场，她所在的东北地区，整体的氛围是倾向于让女孩进入到更稳定的体制内。但是她更希望自己能够不断尝试有挑战的项目，锻炼自己的能力，带领团队一起发展。

“我目前虽然没有遭遇过职场歧视，但是趁着现在还年轻，体力精力都很好的时候多去做一些积累，这样的话手里有案例有资源，将来就算是已婚已育，也会有更多的选择权。”张文凡说。

和张文凡一样考虑的女性不在少数。Boss直聘《2021人才资本趋势报告》中提到，相比于男性，女性的跳槽峰值到来得更早。46%的女性在20~25岁之间，处于职业生涯的早期，渴望尽快提升自身的职业能力和职场地位。

而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之一，是女性在职场上晋升空间有限，不得不尽可能地抓住机会，打破更早到来的职业天花板，延长职业生命。

承担成本，勇敢裸辞

像张文凡顺利找好工作只等离职的仍是少数，不少有跳槽念头的职场人为了稳妥还在招聘平台努力地寻求机会，而刘林下定决心裸辞。

春节假期她和父母沟通，商量换一份工作，裸辞也是考虑再三后做出的决定。她向界面职场透露，虽然会很担心面临失业的风险，“但是不早点辞掉会一直很焦虑。”

对她来说，最理想的是能够去公关行业，做活动运营和策划。不过她本身所学的专业是保险精算，跨行再就业也是不小的挑战。

李子悦也将成为今年裸辞大军中的一员。她在上海一家在线教育机构做用户运营，主要是通过举办活动维持学员关系。据她介绍，这份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技能要求，只要保持基本的沟通能力，胜任一些细致繁琐的工作即可。

“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一个瓶颈期了，再继续从事这份工作的话，对我的个人能力或者其他方面也不会有较大的提升了。”她说。

而让李子悦真正下定决心要裸辞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通勤时间的变长。她住在浦东，原本每天的通勤时间是在20分钟左右，但是公司搬家后，通勤时间拉长到80多分钟，这对她的个人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

在她期望中，一份工作可以薪资水平不用太高，但是能够在家附近，朝九晚五。但是，现在她每天早上十点半上班打卡，晚上七点半下班，再加上一个多小时的通勤时间，难以保证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良好作息习惯。

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增刊》，有超过1000万（占13%）的通勤人口，正在承受 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困扰。超长时间的极端通勤不仅严重损害打工人的身心健康，也成为了他们择业的重要考虑因素。

李子悦虽然没有正式提出离职，但是她已经向负责人报告，公司也找到接替她工作的员工。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她还处在一个迷茫的状态。

“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选择，考研究生、考公务员或者是继续找工作都没有想清楚。”李子悦说，“我先暂停下来，好好想想该怎么走。”

张文凡则更加慎重。她向界面职场介绍，保持定期面试的习惯可以帮助自己在整体环境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对自己有更加清晰的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避免盲目裸辞。

她每个月都会更新简历投递到和自己职业规划相符合的公司，保持每个月一到两次面试的习惯。“这样可以及时捕捉到市场上变动的信息，也可以看有没有新兴的资源，尝试做新的变化。”

像刘林和李子悦敢于裸辞要面临的成本也很高昂，“裸辞一时爽，求职火葬场”的人不在少数。脉脉发布的一份裸辞情况调查报告显示，超六成的职场人认为兜里至少有10万才敢说走就走，有32.52%的人认为拥有了100万，才有裸辞的勇气。

对于90后来说，一半左右的人只能支撑3个月以下的职场空白期，只有26%的90后资产能支撑职场空白期长达一年。

“我学德语专业，本身工作就不是很好找，再加上我不怎么积极主动，没有海投简历，还是走一步算一步吧。”李子悦向界面职场说道。

越年轻越跳槽，但机会与风险并存

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调研显示，2020年有79.2%的职场人动过跳槽的念头，付诸行动的职场人占比为41.3%。Boss直聘数据显示，2020年职场人的跳槽规模相比2019年下降了31.5%，这是2017年以来首次跳槽规模呈现负增长。

尽管疫情或多或少影响了人们的职业规划，“饭碗”比“升职加薪”更加重要，但是仍有45.9%的职场人表示未来一两年中有转行转岗的计划。后疫情时代，人才不会停止流动。

值得一提的是，越年轻越爱跳槽。从70后到00后，第一份工作的平均在职时间不断缩短，在职时间从84个月降至11 个月，95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在职时间是15个月。

一方面，中国经济崛起，市场主体极大丰富，年轻一代的工作选择范围被大大拓宽。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人们可以便捷地获得海量招聘信息，而发达的公共交通极大降低了跨地区应聘和迁移的成本，物理距离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正在日益减弱。

另一方面，研究发现，1985年后出生的人群对“工作是生活的中心”认同度显著降低，工作满意度和组织认同感也有所降低。

对于个性突出的95后，“职业人格工蚁化”和“主体人格鲜明化”的冲突更加激烈，他们更加青睐既能激发兴趣，又能提供和实现个人意义的工作，“不要成为完成任务的工具人”，这种认知在95后中尤为强烈。

需要注意的是，频繁跳槽带来的不一定是越走越好，而有可能陷入越跳越糟糕的困局。日前有媒体报道，一名求职者在2020年换了三份工作，毕业时拿到同龄人中偏上的工作，但三年后却从1000人规模的公司换到十几人规模，最后被裁掉。

Boss直聘数据发现，上一份工作坚持不到半年就跳槽的求职者中，70%的人工资低于同龄人平均水平；想要通过跳槽涨工资的黄金节点是一份工作持续了三年和四年的时候，平均涨幅能够达到30%以上。

另外，学界实证研究发现，当工作经验少于五年时，频繁跳槽对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一份工作如果坚持不到一年，这份工作经历对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最为显著。

中国社科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敬宝接受媒体采访表示，“理性的辞职或跳槽能增强工作技能和环境适应能力，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有利于青年的职业发展。但草率辞职后，如果没有再就业机会、就面临较大的失业风险，可能失去收入来源和生活保障。”

（应采访者需求，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