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如何构想小说与精神分析思想之间的关系？二者最广大的重合区域，或者说最具价值的交汇点何在？精神分析取向的文学诠释有一段值得夸耀的历史——我们会想起美国学者彼得·布鲁克斯的《为情节而阅读》（Reading for the Plot）或弗洛伊德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一文。文学家的心理状况也曾被广泛地探究——如精神病学家安东尼·斯托尔的文集《卡夫卡与巴尔扎克》（Kafka and Balzac），照例还有弗洛伊德的《创作家与白日梦》。一般认为，最好的临床案例研究读起来应该像一部优秀的短篇小说，文笔要优美，展开要恰到好处，还要能识别出细节上的微妙变动。

乔什·科恩是弗洛伊德派精神分析师，也是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文学理论教授，他的新作《如何活，做什么》（How to Live. What to Do.）旨在追寻一个更简洁的答案——或者说一个近在眼前、唾手可得的答案。在他看来，小说家与精神分析师类似，都以人类为关注点，鉴于此，内涵最丰富的小说和最细致的案例研究以及最明晰的理论文章一样，就好比一座知识宝库，充满了与我们的动机和行为相关的一系列洞见。虽然科恩讨论了24部小说里的角色，但他这本书不是谈写作的。书中探讨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的爱丽丝，厄普代克笔下的“兔子”安格斯特罗姆以及萨莉·鲁尼的《聊天记录》的方式，与科恩在咨询室里和来访者对谈的方式如出一辙，因为个案反映某种状态、阶段或困境：青少年的反叛、初恋的困惑、野心的危害、婚姻的不幸以及老年。科恩关心的不是精神分析与小说能否相互借鉴这种问题，而是这两大传统联合或共同为我们开拓了怎样的探索空间。

“你能想象把弗洛伊德带给简·奥斯汀将会怎样吗？”科恩问道，最近我和他在伦敦西北面的肯萨尔赖斯散了两个小时的步，那里离他的住所很近。“她会认为这是满纸荒唐言，而且荒唐得显而易见，连评论的价值都没有。”科恩去年满50岁，身形瘦小，有些不修边幅。他梳着男孩式的中分头，胡须微白，嘴形严肃，双颊却有些微鼓，黑框眼镜背后的黑色小眼珠里透出一股兴奋的微光。在阐述自己为之终生奉献的课题时，他的谈话风格既直截了当，又带有一种令人安心的谦抑：后浪漫主义文学、20世纪理论、人类心智。在聊天的时候，科恩屡次提到自己的同代人路易斯·泰鲁（当代知名导演，推出过多部针砭时弊的纪录片——译注），但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泰鲁又有些不同。科恩更强调打破砂锅问到底，至于自己的提问能激起怎样的反响，他似乎不太在意。

《如何活，做什么》——与他较早的著作《私人生活》（The Private Life）及《不工作》（Not Working）一脉相承——由一系列案例研究构成，这些案例来自科恩的咨询室、个人回忆、文学和文化方面的参照点以及精神分析理论。虽然这本书很简洁并且略有格言体的意味，但科恩这样做倒不是在尝试做普及工作。他先前的《如何阅读弗洛伊德》（How to Read Freud）一书旨在把玄妙的观念介绍给广大读者，而《如何活，怎么做》则打算结合时事来铺陈论题——如隐私权、工作狂和过劳等问题，还有如今很热门的个人成长——并揭示其更加宏大的意涵。

科恩的大部分著作都起源于他对某类空间隐喻的厌恶，在他看来，这些隐喻遮蔽了日常经验的价值及多样性。他的第一本书《壮观的寓言》（Spectacular Allegories）考察了现代美国小说与新闻，二者都是他在读博士时就已经开始关注的话题。某种后现代的观点认为，壮观的事物某种意义上是浮在历史“之外”以及物质现实“之上”的，该书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这本书写成于科恩从事精神分析之前，他当时甚至还没有系统学习过弗洛伊德的理论。他说，自己“最沉迷其中的问题向来就是我们直接面对着的、当前的东西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他谈的不仅是无意识的盲点，用他的话说，这本书的标题是从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那里“偷来的”，这位诗人认为“某种古怪的存在物照亮着世界，而他的诗总是在向这种存在物招手，并设法让我们看见它”，科恩尤其喜欢这个观点。

这听起来也许有哲学或宗教意味，但科恩想要谈论的“神迹”属于一个更加混沌或者说更加世俗的范畴。他对“骗人的精神分析所给出的承诺”或是“降临（descent）到乱局或地狱里的浪漫化想象”都不感兴趣，而是勾勒了这样一幅景象：假如你“在足够近的距离”观察，或许能发现某种东西正从夹缝中“挤出来”。他不时会对“超验的平凡性（the transcendent ordinary）”所带来的压力产生亲和感，这令他十分认同弗洛伊德、史蒂文斯和亨利·大卫·梭罗的作品以及其它一些小说。

“根本就没有深入个人或社会生活的更本真一层这回事，”科恩告诉我。我们必须在自己“一手造就的周遭环境”当中发现什么是“真实”——譬如厄普代克所描绘的平淡郊区生活，或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的克拉丽莎·达洛维面对的“威斯敏斯特宫的权谋与金钱至上、充满贵族气息的伦敦”。在《如何活，做什么》里，科恩引用了厄普代克的小说《兔子富了》里的一段话，其中谈到生活的意义就摆在桌面上，好比一罐还带着水珠、没有打开的啤酒。我问他我们是否有必要培养自己用语言表达这层意义的能力。他回答说，语词上的精确，“和关于某个对象的数学法则无关。它也许关涉到：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理解力的局限性。”科恩认为，如果厄普代克再走得远一点，那这段话可能就“流于我们所称的矫情了”。

科恩在其思想中反复强调现实主义的优点。这在他喜爱小说并推崇家庭生活的乐趣和深度这两点上表现得很明确，同样可为佐证的是，他喜欢康涅狄格州卖保险的史蒂文斯多过济慈或T. S. 艾略特，钟情中产阶级无神论者弗洛伊德多过更自负也更有激情的卡尔·荣格。科恩主张，弗洛伊德派精神分析的渐进路线和温和目的——照他的定义就是，“帮助一个人更好地和自己相处”——提供了一个替代选项，这条路径颠倒或逆转了“在文化和历史中业已根深蒂固的积极思维”，以及“幸福在自己手中这类傲慢的观念”。我提到了一种常见的看法，它隐含在认知行为疗法中，家长和老师也是其拥趸，这种看法认为你可以简单地敦促某个人改变做事的方式，他表示，这样做实质上是“为冲动再加了一层焦虑”。他坦承道，“它被误认为是常识，但你只需稍加检视即可发现，这纯属谬论。”

《如何活，做什么》是一本令人击节、在多方面均表现出洞察力的书，它主张：在培养出对自己以及他人的好奇心以后，我们便能接触到某些形式的知识和安慰。科恩还将在2021年下半年推出一部更传统的精神分析论著《输家》（Losers），这部短论以失落为反思的主题，考察了弗兰兹·卡夫卡和托马斯·伯恩哈德等案例，还有刚卸任不久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人显然形成了如下的眼光——或者现实——即选举的失败是如此地不堪忍受，乃至于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我问科恩，如果他正好参加了听证会，可能会对特朗普说些什么。“他当然永远不可能来这种会，”科恩答道，“这是他行事风格的一部分。他的整个人格结构都是围绕着逃避（avoiding）而组织起来的，参会就等于承认自己的脆弱性。不过，假如我只是个随机发问的质询者……我宁可以倾听为主。只要察觉到他眼中的世界和世界的本然样貌之间有任何一丝差异或裂缝，我都会产生兴趣。不动声色地逃避，乃是他整个总统生涯的标志，更称得上是一种成就，在这方面你还不得不佩服他。”

在告别前，我谈到了一个令自己困惑已久的想法——弗洛伊德式的研究方法有一种习惯，会把所有东西都归结到自己的关切点上。科恩当即承认了这一倾向，并回想起某位哲学家友人曾哀叹每个精神分析师都不再相信理论或理性的论证，而只关心潜藏其下的“病理学”。我说，最大的风险来自沙文主义——变得像厄普代克小说里的那种坚持认为住在哈德逊河以西者必定“在某种意义上有毛病”的人。他回答说，“是这样的，”接着，他的目光又停留在了我面前的一条路上，并补充道：“当然了，纽约是弗洛伊德爱好者们的家园。”

本文作者Leo Robson是《新政治家》首席小说评论家。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