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的一个夏日上午，我前往赫尔历史中心（Hull History Centre），看看馆藏的莫妮卡·琼斯的照片。她更著名的身份，是菲利普·拉金的女友。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我觉得自己鬼鬼祟祟的，像个小偷，在抽屉里翻箱倒柜，直到我打开第一本相册的那一刻，我才明白，这些照片是用来欣赏的。照片里的，是一个模特，也是一个情人。我最喜欢的照片摄于1960年，在这张照片里，琼斯蜷缩在翼背扶手椅上，只穿着一件毛衣和一双耀眼的黑白条纹紧身衣。她就像从《Vogue》杂志上走出来的一般——看到这样的她，很难想象她会和镜头背后那个穿着平淡无奇的麦金托什防水外套和自行车夹（也称为裤子夹，是在骑自行车时在脚踝上系上的小型C形薄金属片。它们旨在防止裤子的底部卡在链条或曲柄机构中，并防止被油和灰尘覆盖——译注）的男人一起走出去。

但她确实和他结伴而行，她通常穿着高跟鞋。她和拉金于1947年在莱斯特大学学院相识，当时她是英语系唯一的女职员，而他是助理图书管理员；三年后他们成为一对情侣，直到拉金1985年去世（她比他多活了16年）。这段关系几乎从一开始就备受煎熬。拉金在1955年将《较少受骗的》（The Less Deceived）献给琼斯，这是一种赎罪以及效忠的行为。在此前一年，他的朋友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在《幸运的吉姆》中以她为原型，稍作修改，创造了玛格丽特·皮尔——在当代读者眼里，她是个妓女。拉金承认，这个人物是根据他给出的细节创作的。琼斯极力想对这些针对她的嘲讽表现出不以为意的态度（她说，“有些（描写）真的很有趣”），并决心为拉金开脱罪责（“我不相信你会如此奸诈”）——就这样，她的形象被固化下来。她按捺住自己的愤怒和失望，往后她会一直向前看：她期待他们的下一次见面，如果他们没有共同的未来的话。

2010年出版的拉金写给琼斯的信，比拉金的传记更丰富地揭示了这对情侣无休止的情感冲突，以及他们对彼此的吸引力。不过，即便是这种观点，也是偏颇的。琼斯写给拉金的几千封书信被搁置在牛津的博德利安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里，无人问津。学者约翰·萨瑟兰（John Sutherland）曾是她最喜欢的学生。在他的新书《莫妮卡·琼斯，菲利普·拉金和我》（Monica Jones, Philip Larkin and Me）——一本回忆录和传记的奇特混合体中，他充分利用了这些信件。他的这本书意在致敬他们的策展人朱迪斯·普里斯曼博士。然而，这些信件给他带来了一个重大问题。虽然萨瑟兰喜欢甚至可能爱着琼斯，并想从那些随随便便就把她的名声糟蹋了的人（比如马丁·阿米斯，英国作家，他仅凭很久之前与她的一次会面就宣称她是“不择手段的人”）手中拯救她的名声，但这些信件的内容却让这一切变得近乎没有可能。

他细细查阅这些信件。难缠的女人不少，但琼斯似乎格外糟糕：她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一个情感受虐狂，一个酒鬼。传记作者的工作不是让他们的描写对象显得可爱。仅有的能挽回她的名声的，是她的教学（她拒绝以学者身份发表文章，这一立场致命地损伤了她的事业），以及，她像常青藤一样依附于拉金的事实。即便你能理解她所要面对的厌女情节、内化的性别主义，以及酒精，她注定无法成为火中涅槃的凤凰。

琼斯是一个工厂装配工的独生女，她在塞弗恩河畔的斯图尔波特（Stourport-on-Severn）长大（尽管她的母亲来自维戴尔，她唯一的家是赫克瑟姆附近一个潮湿的周末小屋）。从牛津大学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她能找到的最好的学术工作是在当时相当低级的莱斯特大学，她将要在那里度过她的余生。从各方面来看，她是一位生动的讲师。但她的品味是守旧的、边缘的：她喜欢乔治·克雷布和沃尔特·司各特；她厌恶乔治·艾略特和现代主义。虽然身在这个部门之外，但萨瑟兰很好地把握住了它，以及她那些嘲讽的、性别歧视的同事。她的主要兴趣是板球，杜松子酒和拉金。

不过，拉金永远是疏离的：他就像一个冷库一般。他甚至不愿意和她住在同一个城市，而且，全世界都知道，他总是在偷情。他和同事梅芙·布伦南（Maeve Brennan）的长期婚外情给她带来了尤其深刻的痛苦，使她时刻陷入疯狂。他固然可以轻率残忍，也可以懦弱糊涂，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琼斯宁愿要半块面包，也不愿意没有面包。萨瑟兰难以理解这一点，他竭力暗示（他懂得如何隐晦地表达），拉金胁迫性地控制了她，这种判断故意忽略了他们之间的物理距离以及她的经济独立。最重要的是，这种判断忽略了一个事实——她始终坚信，和拉金在一起，比没有他的生活更好。

我不认为只有女人才能写女人的传记，萨瑟兰在一篇后记中谦虚地提出了对于一点的担心。为了减轻他“没有犯下的罪”，他告诉我们，他把他的手稿给简·米勒（Jane Miller，美国女诗人）和罗西·博伊考特（Rosie Boycott，英国上议院议员）等女权主义者看了。或许，女性传记作家在这一点上不那么胆小，或者更有同理心，但这并不确定。琼斯并不是第一个如此被贬低的聪明、美丽的女性，她不仅接受，还改变了她的命运：想想波伏娃和让-保罗·萨特，或者西尔维娅·普拉斯和泰德·休斯。但是，女人也倾向于回避对“爱情有时会把我们折腾得不成样子”这一点进行辩证地看待。这所涉及的真相过于痛苦和羞耻。

此外，无论目前的压力有多大，我们很难把拉金变成一个反派。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人们会对一个一生中没跟几个女人睡过觉的男人如此愤慨，他不太喜欢婚姻，而且当琼斯坚持说她也不喜欢婚姻时，他选择了相信她的话。有人会把这本书看作是一种修正：让我们把又一个被忽视的女性推向光明。但事实并非如此。它讲述的关于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的悲伤故事，既是极端的，也是普遍的——我们是多么不了解自己的欲望，我们竭力挣扎着让自己快乐，我们多么容易陷入困境。这里有一个警告，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的话——在关于人心的问题上，感性永远是个错误。能让我们活下来的，不是爱情，而是为生存而进行的奋斗本身。

本文作者Rachel Cooke是英国记者、作家。

（翻译：王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