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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尹学芸:最基层的作者离文坛很遥远,发再多小说也不是著名作家

在尹学芸的小说中,单位的会议报告、职位升迁、人际变化等风吹草动总是牵动着人们的敏感神经。她生活在基层也书写基层,她走过基层写作者的许多弯路,并以自己的成就鼓励着更多小地方的作者们。

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作家尹学芸居住在天津蓟县,多年间她从一个单位迁徙到另一个单位,从文联、文广局、旅游局到住建委,基层单位的工作经验让她对单位工作、生活和人际关系体察深刻。在她的小说中,单位的会议报告、职位升迁、人际变化等风吹草动总是牵动着人们的敏感神经,而各种波动中的基层“文化人”经常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化对这些人物的作用是双重的:文章帮助他们博得重要人物的重视,同时也让他们的境遇充满误解。 

前作《曾经云罗伞盖》中的“我”曾经是报告文学的作者,现在作为挂职镇长,前往村落劝说曾为劳模的钉子户同意拆迁;《玲珑塔》里的“我”是内部杂志的一位编辑,因为借了一本内有手绘的民国方志给别人,导致古塔遭受被盗;《士别十年》则写出了女性工作人员在单位十年间的变化,其间变化最大的是她对人的认识,她认识到热爱谈诗歌的上级是在用文学“笼络”她,跟她爆料的同事心里有其他打算。 

尹学芸日前推出新作《寻隐者不遇》,收录了《望湖楼》《比风还快》等篇目,前者以一场酒局为中心展开身份悬殊的参与者——前市长与普通农村的不同生活,《比风还快》以乡村知识分子去城里办事为窗口,展现了托人办事遭遇的尴尬与窘迫。与尹学芸之前的小说集《我的李海叔叔》诸篇相比,我们可以到发现,这些作品的相似点在于将人物置于单位或跟单位相关的情境中考察世情冷暖以及人间生存智慧。

尹学芸(作者供图)

5月,尹学芸因新作出版来到位于上海中心的朵云书院参加了一场新书分享活动,并在活动之后接受了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访谈中,她讲到了自己多年间作为基层创作者的经历,走过许多弯路,碰过不少钉子,别人说她大器晚成,只是因为不了解她这么多年一直都在这个行当中,也主办小型文学刊物、指导作者创作,而像自己这样的基层创作队伍,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

01 人物只有放到历史长河中才能看清行为轨迹

界面文化:你的小说很多都是关于单位体制下基层人员的生活,这样的题材是怎么进入你的视线的?

尹学芸: 我写了方方面面的人和事情,但基本都是我的工作和生活范围之内的,很少去写陌生的领域,所有的故事人物和一些细节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我在很多领域工作过,过去在住建委,更早的时候在文化局、文联、文广局、旅游局,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我的工作环境比较社会化,不是像大学和部队那样面向单一的群体。我生活在蓟州,这是一个地级城市,离天津有一百公里,有高山盆地湖泊,又是革命老区,我常说这里像是一个大的行政形态的缩影。我能够写出各种题材也得益于这么多年生活在一个小地方。

《寻隐者不遇》
尹学芸 著
译林出版社 2021年

界面文化:在单位工作,人际关系这一点会特别地浮现出来吗?比如说你的小说里写有些人的真正面貌展现出来时,会给人悚然的感觉,看起来单纯善良实际上可能是告密者,《曾经云罗伞盖》里的年轻后辈陈珂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尹学芸:我在写那个小说的时候就发现,人是在不断地变化的,一个人永远有你不了解的地方,要一点点慢慢发现。机关跟乡村又不一样——乡村不用刻意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机关会分出很多层面,领导和非领导,年龄大的和年龄小的,甚至身后的背景都会有人刻意衡量和揣测。这就意味着很多人总要面对不同的人,处理不同的人际关系。为什么说机关复杂呢?也就复杂在这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些其实都很正常。但这些日常的东西用文字强调出来,就变得不那么寻常了。陈珂这样的人在她的朋友圈很可能是很可爱的形象,但人性都有弱点,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弱点就暴露出来,有些是出于利己,有些是习惯的反应,说起这个话题觉得好有意思,还可以再写个小说。  

界面文化:那么女性在这群基层公职人员当中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尹学芸:应该说会玲珑一些。环境造就人不是一句空话,过去总说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士别十年》里写十年中一个女性都经见了什么,发生了哪些改变。任何人都会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只是很多时候不自知而已。文学作品是浓缩了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人物只有放到历史长河中,才能看清行为轨迹。 

《我的叔叔李海》
尹学芸 著
大方·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

02 书写获得荣誉却被时代抛下的人

界面文化:《比风还快》里讲了一个办事的故事,一个农村自由知识分子为了帮妻弟要回来被押走的摩的,找到城里在公安局工作的表哥,两个人其实有着市民/村民、官员/普通人的不同。这样的故事在你的工作中也出现过吗?

尹学芸:这就是大城市的很多作家很难接触到的形象,但对我来说很寻常,我的生活中很多这样的人。乡村的小知识分子,在乡村中属于知识阶层,比一般的老百姓要有眼光,属于乡村能人;另一方面这样的人通常也自命不凡,有点傲娇的性格。找人办事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我们这样一个熟人社会,求人办事,和别人求你办事,都很普遍。就因为寻常多见,我就想写这样一个人物。

这个作品写得很早,里面很多的现象都不存在了,像那种摩的载客,现在都不允许上路了,当时有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摩的被围剿、追杀。这种办事情境也折射出许多社会问题,他心目中觉得表兄和县长在一个楼办公就已经高不可攀了,但只有表哥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很小的人物。人的一生很多时候都有这种虚妄和错位,有时候是主动虚妄错位,有时候是被动虚妄错位。眼下的朋友圈其实最能体现,同样是圈,与生活中的圈很不一样。

界面文化:酒局也是一个有趣的场合,《望湖楼》就是一个以酒局为主的故事。

尹学芸:酒局会呈现各种各样的人物,还可以听到各种酒后吐真言,这是一个热闹的场合,人在酒后会变得非常有趣:平时话很少的蔫人可能变得妙语连珠,一个很羞涩的人会变得开朗放松。酒可以拉近人和人的距离,三杯酒之后就可以称兄道弟。总之我还是蛮喜欢微醺的那种状态,看别人喝酒也是享受。不过现在这样的状况已经少见了。

小说里写到了那个不适应酒局处境尴尬的人,这种人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有的人因为很少出席这样的场合,在某个场合中那种不适应感非常强烈;有些人虽然收入不高职位不高却一直在酒局上混,和从不参加酒局的人不一样。

界面文化:你在小说里写过一个有意思的人物朱玉兰,是一个曾经有信仰有荣誉,时过境迁后来变成拆迁钉子户的人。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个人呢?

尹学芸: 我那个时候一直在留意这样的人,也不光是朱玉兰,有不少过去得到很多荣誉的、非常光鲜的人,都面临着相同的处境。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抚顺的劳模,自己变得很窘迫,还停不下来要帮助别人。这群人可以说是被时代抛下的人,时代列车从他们身边经过,他们上不了这辆车,但总能听见隆隆的车响。他们与时代脱节,生活在自己曾经荣耀的光环里,自己是走不出来的。我是真的受到了这个抚顺劳模的影响,我想一个好的社会不应该忘记他们曾经有的贡献,不应该说不需要了就忘记他们。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善于遗忘的社会,这点太功利了,这些人会让你觉得很难过的。

尹学芸(右二)在《寻隐者不遇》活动上的照片

界面文化:主角“我”是挂职乡长,你自己是不是也有挂职的经历?这个经历会让你更深入了解村庄吗?

尹学芸: 对,我也曾经挂过职,这和回自己生活的村庄不一样,因为别人看你的眼光不一样,你在家里的村子就是家里的丫头,村民跟你也没有距离感;作为知识分子挂职去一个地方,不好的地方是很难真正融入到老百姓当中,但可以换个角度看村庄的变迁。

说起来,《曾经云罗伞盖》这个作品曾经被多家刊物退稿,退稿的理由五花八门,当时《收获》要稿时我还说,这个小说到《收获》是最后一站,不发我就私藏了,我不想为了发表而发表,因为对朱玉兰这类人物和她的遭际的情感超越了同情,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大人物。

03 人们不了解基层写作者的工作,弯路最终变成积累

界面文化:写作上你有相应的偶像吗?

尹学芸:我阅读非常有限,因为没有读过大学,都是在乡村一点点成长起来的,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也没有人告诉你什么作品是应该读的,经常自己感叹好书太多了,读不过来啊!有时索性就读曾经读过的。比如《百年孤独》,我连台湾的版本都读过。但因为读得庞杂,我倒觉得不受局限,对作家扩展视野也是好事。

我记得最早读外国文学都不太读得懂,读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时先把人物名字背下来再去看小说。1981年读高中时看《红楼梦》,记不住那么些人物,就把所有人物分成宁国府、荣国府,列成两张表格,贴在我家土炕旁边的房山上,我经常站在中间记,谁是谁的小厮,谁是谁的丫鬟。后来接触张爱玲,她说出名要趁早,我说那是没出生在靠山屯,要出生在那么偏远的地方,她就不这样说了。现在通讯便捷了,朋友圈里有个著名作家都不鲜见,我们那个时候认识一个报纸的编辑都很困难,邮寄个稿子过去人家也不一定看。张爱玲写她写了稿子敲主编的门,乡下的那些作者哪有这种便利呢。这意味着你要多走很多弯路,但这些弯路都不可怕,慢慢地,你的弯路都会变成你的积累。

《青霉素》
尹学芸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1年

界面文化:什么样的弯路?像是被退稿吗?

尹学芸:那当然了。90年代中期有一群著名作家来蓟县,我陪着他们登盘山。有位作家非常炫耀地说自己今年发了四部中篇,我想我也发了四篇啊,还都是头条,但我发再多的中篇,我也不是著名作家。这个事情一直都记得,这是没办法的事。很多时候不是你写得不行,是你没在那个位置。在那个位置,就容易被更广泛地传播,被选刊选,被评论家评,或者获奖。这对基层作者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事,但除了努力你别无选择。现在有很多作家,跟当年我的情形非常像,所以我特别理解他们那种状态。写了很多发了很多,但仍藉藉无名,这是没办法的事。刚才说微妙,这个微妙无处不在。对我自己来说,最重要的是心态调整得好,为什么心态调整得好,因为这么多年一直在底层,90年代发四个中篇也不会想自己会领“鲁奖”,因为你就是最基层的作者,离文坛很遥远。

过去我一直做群众文化工作,也主编小的文学刊物,周围也有一些业余作者,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文学创作队伍,都是很基层的业余创作队伍,我就是在这个层面跟形形色色的作者打交道,昨天在高铁上还有作者给我发稿子。有些人总觉得自己写得好,别人说什么他都不相信。 但话说回来,生活中戴有色眼镜的人很多,有慧眼的人不多,最近《收获》上发了我的一个中篇,编辑写的梗概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没有人有一双慧眼,历史总在事后睁着无用的雪亮的眼睛。

总有人说我大器晚成,因为人家不了解嘛,我从事写作办刊物辅导作者,一直都是在这个行当里,只是外界不知道而已。后来好多内部刊物,像是山东的、河北的天津的、区县级的内部刊物,都向我要稿子,要发《我的李海叔叔》,想让他们的作者看看——因为我是从这样的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我获奖也让很多人对文学燃起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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