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我们是否有可能对比杜拉斯与波伏瓦？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教授、外语学院院长袁筱一将二者的关系类比为加缪和萨特，“杜拉斯是完全的无产阶级，而波伏瓦是一个学院派”，虽然同在一个群体当中，细看两位作家却大有不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女性天才”系列日前推出了玛格丽特·杜拉斯与西蒙娜·波伏瓦两部评传，分别由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黄荭与华东师范大学法语讲师沈珂执笔。日前，上海朵云书院举办了一场题为《女性与写作：波伏瓦VS杜拉斯》的活动，袁筱一、毛尖、黄荭、沈珂一同讨论了她们眼中的杜拉斯和波伏瓦。她们谈到了前者的决绝与激情、后者的理性与严肃，杜拉斯冲击并鼓舞了她们的青春岁月，而波伏瓦为她们的女性知识分子生涯指明了方向。

“女性天才：生命、思想与言词”（Female Genius：Life，Thought，Words）系列是一套原创女性思想家传记丛书，由国内女性学者创作、书写西方天才女性思想与生活。丛书第一批四种，分别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永恒的英伦百合》《苏珊·桑塔格：大西洋两侧最智慧的人》《艾丽丝·沃克：妇女主义者的传奇》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加拿大文学女王》；此次分享会推介的两部书属于此系列第二批，还有两本分别是《西蒙娜·薇依：为万般沉默放行》和《汉娜·阿伦特：爱、思考和行动》。

杜拉斯为要对冲的青春期提供了全部的方法论

在袁筱一和毛尖的回忆中，她们都曾从杜拉斯的影响里“及时抽身”。袁筱一说，“大学时会觉得你的命运有可能像杜拉斯那样，后来还是想像波伏瓦一样做一个学者。”青春期的毛尖阅读杜拉斯，一度沉迷，后来把杜拉斯的书全部推到书架深处，前面用加缪的书挡住。“杜拉斯是一个高龄少女，她的少女感那么强烈，她怎么不成长呢？（笑）”毛尖在活动现场笑说，“黄荭的生活和工作外貌相对波伏瓦一点，但杜拉斯对你有着强有力的笼罩。就像一场豪赌，你把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都花在她身上，简直是疯了。”

毛尖试图提出的问题是，杜拉斯到底是不是一个书写爱情或者诋毁爱情的作家。“《情人》里有爱情吗？看《情人》就是看一部爱情小说，少女不爱那个男人，但反反复复就在写爱情，就像我们看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范柳原和白流苏互相给对方挖坑，但选中国现当代十部爱情小说可能会把《倾城之恋》放进去。所以，作家到底用什么方式将这个故事变成了爱情小说？”毛尖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杜拉斯一生反反复复地写爱情，但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卿卿我我或者特别激情的时刻，最后，爱情都是没有实现过的，充满着交易。杜拉斯怎么能将反爱情的故事变得这么爱情？” 

黄荭回应认为，我们可以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考察《情人》到底是如何生成的。2006年出版的《战争笔记》事实上是《情人》的第一个版本，是杜拉斯在二战和战后初期（1943-1949）断断续续写的随笔，在其中可以找到与《情人》吻合的信息。比如情人叫Leo，是安南人，非常有钱，开豪车，又喜欢她；不同的是，这个Leo又丑又笨，完全不是之后电影里梁家辉的形象。黄荭说，第一个版本好像完全无关爱情，写的只是十五岁的少女有人爱，有人给她最初的朦胧向往，但这个男人要亲吻她时，她无比厌恶。后来又有了1949年的版本《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讲的是母亲抵抗殖民地政府官僚，无比绝望地对抗人生、拉扯三个小孩的故事，她跟情人的关系更多也是交易，情人送她粉盒，唱机，带她去城里玩，问她喜欢哪个戒指，她说喜欢最贵的，所以《情人》第一个和第二个版本的爱情都是“我只喜欢你的钱”。到了80年代，在作家纷纷开始写自传和回忆录的背景下，又产生了“自撰体”的《情人》；1991年的版本可以看作对这个版本的升级——情人更英俊更高大，自传也完全变成了虚构。1984年时杜拉斯对这段感情的定义是一段糟糕的爱情，“我想要你的钱，但你的人我也想要，”而在1991年版本里又重新回顾了这段爱情，认为当时是爱而不自知的，这种感受想必会击中一大堆少女和成年女性。

黄荭还谈到，杜拉斯拍了很多没有观众的电影，她在电影中体现出的先锋和决绝是非常吸引人的。专业研究影视的毛尖回应说，她不要看杜拉斯的电影，“杜拉斯认为电影是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休闲时间抢占掉的产物，所以她要把作为资产阶级休闲工具的电影抢救过来，但抢救是抢救过来了，电影没有观众了。”毛尖说，这就是杜拉斯决绝之处，她有特别的激情在其中，用一种把自己摧毁的方式进入小说、电影和爱情。她注意到，杜拉斯说话是很可怕的、“往死里说的”，比如“如果不是写作，我会是一个妓女”——这正是她让读者，尤其是青春期的读者，难以抗拒难以抗拒的地方。“我们的青春期不就是要把自己浪费掉吗，就要和父母对冲吗。杜拉斯为要对冲的青春期提供了全部的方法论。她身上有一种过于摧毁人的青春性。”对于毛尖的这一评价，袁筱一也认为，杜拉斯的激进生存方式是活生生的，人们可以感受到这种力量。

波伏瓦重新看待女性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的意义

杜拉斯让人沉迷和代入，而波伏瓦的任何作品都不会有代入感，袁筱一如此对比两人写作，波伏瓦是一个学院派，她的那句著名口号“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变成的”背后有着漫长的推理过程，并不是从战斗中得来的经验。她认为，波伏瓦并不是一个斗士，她的战斗精神还不如杜拉斯强烈，“她是一个学者，她的起点非常简单，那就是，你想要批判什么，便首先要了解什么，《第二性》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沈珂也介绍道，《第二性》有着极其广泛丰富的历史事实，甚至比论述本身要重要。比如说《第二性》的历史事实不仅基于她自己所处的法国中产阶级妇女的生活状况，还包括她在美国贫民窟见到的黑人妇女的生存情况，而黑人妇女的状况又激发了她关于女性问题的种族视角。沈珂在活动中提到，“黑人女性遭受的是双重压迫，对于种族压迫的反抗是激烈的，而在面对性别压迫时，她们成为了男性的同谋：她们非常享受男性在身体上的防护、经济上的供养，基于这样的认识，波伏瓦重新看待女性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的意义。”

黄荭补充说，波伏瓦外号“河狸”是非常恰当的，河狸生活在水边，会衔木头树枝，她就像河狸一样擅长收集材料，自我建构。“1955年波伏瓦来到中国，40天里只是浮光掠影走了一圈，上了天安门城楼，但回去可以花好多年的时间收集资料写《长征：中国纪行》。后面她写《美国纪行》也是一样。”

沈珂谈到，与杜拉斯总是谈论爱情形成对照的是，人们认识波伏瓦的起点通常是爱情，而爱情并不在波伏瓦的人生中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我们经常是首先认识萨特，再认识波伏瓦，再关注到她的作品。”她说，波伏瓦是标准的好学生，她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好友扎扎的死亡。在波伏瓦的回忆录里，扎扎与她有着深厚的友谊，扎扎出身优渥、聪慧有趣，后来在爱情上遭遇了软弱的哲学家梅洛·庞蒂，最终遭遇了死亡的结局。扎扎的死亡让波伏瓦看到了资产阶级淑女的幻想的破灭，这是波伏瓦对爱情的第一次幻灭，自此她开始追求自我和自由。沈珂评价波伏瓦是一个有野心的女人，很早希望成名，她当初花费了很大心力写作《女宾》，以为可以获得龚古尔文学奖。黄荭也补充说，“十五岁时波伏瓦就要立志成为著名作家，重要的不是作家而是著名，因为不著名，别人不会关注你的成长，不会关注你的成为的过程。”

袁筱一说，对波伏瓦的阅读更多是对她身后的群体和20世纪法国的阅读，借由她的评传可以打开法国20世纪的大门。“20世纪我们也经历了几波女性主义运动，但到今天，女性生活的状况也不见得更好，这就是很值得玩味的事情，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是文字的力量不够？20世纪的世界没有走向更好，不仅仅是对女性不够友好——波伏瓦的立足点是最简单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