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陈佳靖

编辑 | 黄月

18世纪，法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哲学家德尼·狄德罗正是这场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进入21世纪，狄德罗的成就似乎已经被人们淡忘，但一个与他有关的概念——“狄德罗效应”——却成了流行趋势。

“狄德罗效应”源自狄德罗真实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一天，朋友送给狄德罗一件质地精良、做工考究的睡袍，他大为欢喜，立刻丢下旧的，换上新的。可他穿着华贵的睡袍在书房走来走去时，总觉得家具不是破旧不堪，就是风格不对。为了与睡袍配套，他将家中的旧物先后更新，从书桌、书架到墙上的挂毯，再到整个书房的装潢，都进行了一番“大换血”，终于得到了一间与睡袍档次相符的书房。这时，这位哲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居然被一件睡袍胁迫了”，他将心理上的变化写成了文章《与旧睡袍别离之后的烦恼》。200多年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朱丽叶·施罗尔在《过度消费的美国人》一书中重新分析这篇文章，提出了“狄德罗效应”的概念，专指人们在拥有了一件新的物品后，不断配置与其相适应的物品，以达到心理上平衡的现象。

“狄德罗效应”背后的攀升消费模式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屡见不鲜，这也体现出狄德罗思想的前瞻性。但狄德罗的成就远不止于此，他不但编撰了世界上第一部《百科全书》，而且在哲学、文学、戏剧、美学等诸多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狄德罗作品集”前四卷，分别为他的哲学代表作《哲学思想录》以及小说代表作《拉摩的侄儿》《修女》和《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在新书分享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尚杰与法国文学学者余中先分享了他们对狄德罗的作品和思想的认识，揭示了他对现代社会的宝贵价值。

狄德罗的重要性在于他还原了一个时代

18世纪是启蒙的世纪，在余中先看来，有点类似中国的“五四”，社会发生改变，需要有人提出新的思想。其中有四大思想领袖人物不得不提——孟德斯鸠是最年长的，伏尔泰是最有名的，卢梭是思想最激进、最有分量的，而狄德罗在某种意义上是这场运动真正的组织者。狄德罗最重要的组织工作就是编纂了世界上第一部《百科全书》。从18世纪40、50年代开始，狄德罗就作为主编邀请到各个领域的大家，包括以上三位领袖人物，也包括其他科学家、植物学家、历史学家等，组织他们一起来撰写条目。如今我们所说的“百科全书派”实际上包含了一大批人，这些人都做过启蒙的工作，只是不像伏尔泰等人那样出名。

尚杰曾在他的《西方哲学史》（法国卷）中曾谈到狄德罗对启蒙运动的影响，他认为，今天的读者可能对狄德罗有些忽视。尽管如今很多大学的哲学或政治课考试会涉及狄德罗，但多数人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一些标签，这些标签可能会误导我们。譬如，有人说狄德罗是“无神论”、“反宗教”，但实际上，狄德罗反对的是“一切现成的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总而言之是很压抑人，使人感到很不快活的东西”，这个东西即使不是宗教，也是值得怀疑和批判的。

从狄德罗的小说《修女》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宗教观并非“反宗教”这么简单。《修女》是一部书信体小说，讲述女孩苏珊因家庭偏见被迫成为修女、辗转几家修道院的生活，展现了她所遭受的不公平境遇。《修女》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在真实的历史中，修女确有原型。余中先看到，其中有不少关于教会黑暗面的描述，比如修道院院长在性方面的错乱、对他人的控制、在金钱方面的腐败等。可以说，狄德罗的“反宗教”指的更多是当时宗教里面的教会，具体而言是教会里面的黑暗面。

尚杰认为，狄德罗的重要性不在于他身上的标签，而在于他还原了一个时代——法国大革命前夕，社会动荡，无法形成统一，产生了裂缝，这种裂缝给了像狄德罗这样的思想家有所作为的空间。“他们不是大学教授，也不是体制内的人，他们就是自下而上地评论着对社会的不满，以对社会的批判精神写出一些著作。在他写的时候，这些著作并没有后人赋予的那些光环式的伟大意义。”因此，今天我们重新审视狄德罗，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他的标签上，而应该去阅读他的作品。

余中先注意到，18世纪的作家很善于运用对话体、书信体或日记体来写作，狄德罗的许多作品都是对话的形式，例如《拉摩的侄儿》《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等。在《拉摩的侄儿》中，谈话的一方“我”是代表普世价值的哲学家，另一方是音乐家拉摩的侄儿，一个穷困潦倒的青年。两人在咖啡馆遇到，攀谈起来，你来我往，越争越激烈，言语间充满了嬉笑怒骂、嘲讽思辨，被恩格斯誉为“辩证法的杰作”。这些对话展现了人物矛盾的立场，也让读者看到了人物的“性格的复调”。余中先猜测，狄德罗之所以采用对话体，也许是因为他本人的思想就有一定的矛盾，希望通过对话体来更好地表达自己，同时批评其中不合理的成分。“不一定是两个人交锋，可能是两个狄德罗在交锋，或者是狄德罗和别人在交锋，他们之间哪个是更重要的，哪个是合理的，给人们一层一层剥得清楚。”

像《拉摩的侄儿》这类小说在18世纪被称为“哲理小说”，用尚杰的话说，它们的思想性强于文学性。“在某种意义上，《修女》和《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都是这样，通过一种‘过分’的方式来反对当时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要重来。”这也体现出法国思想家激情的一面，用小说将激情和思想融合。

狄德罗比巴尔扎克更现代化

谈到狄德罗的小说，两位嘉宾都对《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的开头第一段印象深刻：

他俩是怎么遇到的？机缘巧合，跟大家一样。他们尊姓大名？这关您什么事？他们从哪儿来？从最近的地方来。他们到哪儿去？难道我们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么？他们说些什么？主人什么也没说，雅克说他队长常说，人世间发生的事，福也罢，祸也罢，都是那上边写好了的。

余中先介绍道，《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在狄德罗生前并没有在法国发表，只在文学圈内有一定的流传。后来，歌德率先将这部作品翻译到德国，引起了很多讨论，直到19世纪，这部小说才正式在法国出版，那时像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已经出来了。“巴尔扎克写的都是人间的万象，用上帝的眼光告诉你，XX年X月X日下午几点钟在哪条街上有一个人走过来……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现实主义，特别写实，”余中先说，“狄德罗跟巴尔扎克不一样，他跟读者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这个主人公是怎么回事，我们在叙述当中让这个主人公出现，让这个主人公说这样的话，讲这样的故事，等到故事讲不下去了，我们再继续旅行。”

《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继承了西班牙流浪汉小说艺术传统的《堂吉诃德》。这两部作品都讲述了一个主人和一个仆人在旅途中发生的故事，但余中先认为，前者明显在写法上更加现代化。狄德罗的叙述方式相当于在一部作品里面把自己当成作者、叙述者、人物、另一个人物、读者等多个身份，因此产生了写作的种种可能性。换句话说，狄德罗的小说不在于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在于如何讲述故事，“这个故事并不是一个，而是种种可能性，这是现代文学中精髓的东西。”从文学的角度上看，和19世纪的巴尔扎克、左拉等人相比，狄德罗更接近20世纪的写法，因此，他受到20世纪后半叶文学批评家的看重是有道理的。

在20世纪的作家中，米兰·昆德拉对狄德罗的小说尤为推崇，他曾将狄德罗的随意、自由、开放式的写作称为“快乐的悠闲”。关于《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昆德拉对小说开头第一段的评价是“速度极快”，尚杰十分认同这一点。“什么叫速度极快？一句话和一句话之间如果挨着，速度就不快了，那是因果关系；每一句话和每一句话不挨着，写出来就速度快了。”尚杰认为，狄德罗的写法用哲学的话说就是不断“中断”、不断“走神”，他允许意外发生，意外又产生意外，节外生枝。这也很符合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即人实际上的思想和命运不是按照因果必然性规律发生的，而是会不断地分岔。

尚杰还提到，狄德罗的小说之所以写得很随意，与当时小说的地位有关。在18世纪，文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戏剧，写戏剧被认为是高雅的，写小说则是不入流的、次等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都创作过戏剧作品，狄德罗也不例外，他还提出了有别于喜剧和悲剧的“严肃剧”，也称“正剧”。余中先指出，狄德罗这一代人实际上是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摸索一种新的戏剧形式，严肃剧最大的意义就是不再只是歌颂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而是要讲市民的生活，所以狄德罗也将严肃剧定义为“家庭生活剧”。

但在余中先看来，狄德罗只在戏剧发展中起到了中间过渡作用，更多是在理论层面有指导性意义，他的戏剧作品《私生子》《一家之主》等并不是特别成功，这很可能是由于为革命呼吁的文类往往达不到艺术的高峰。“法国戏剧真正的革命要等到雨果、等到19世纪浪漫主义的剧出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狄德罗的戏剧作品不如小说作品有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