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东京开幕。这恐怕是现代奥运会史上最命运多舛的一届奥运会：新冠疫情已经导致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而直到开幕前一周，东京奥组委总监武藤敏郎仍表示，不排除在最后一刻取消奥运会的可能。尽管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顶住巨大压力坚持举办此次奥运会，日本民众却大多持反对态度。日本《朝日新闻》在开幕式前四天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新一波新冠疫情来袭之际，68%的受访者对奥运主办方控制新冠疫情的能力表示怀疑，55%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奥运会继续举行。
历史上，东京与奥运会三度结缘。虽然现代奥运会的创办初衷是缔造和平和国际主义，但东京与奥运会三次相遇的历史告诉我们，奥运会不仅无法做到去政治化，而且与举办国的政治目标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战时的未竟之梦：1940年东京奥运会
1930年，即关东大地震七年后，东京举行了盛大的帝都复兴庆典，并提出了申办奥运会的计划。日本体育界起初对这一倡议态度消极，然而日本当局执意申奥。1936年7月，在柏林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东京击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成为第12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为了获得主办权，日本特地争取到了同样在申办奥运会的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德国的帮助。同年，日本建筑师、安田讲堂的设计者岸田日出刀受文部省与大日本体育艺术协会委托，考察了柏林奥运会的会场并调研了各类设施。
很大程度上来说，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成功为日本当局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前路透社巴黎分社体育部主管弗朗索瓦·托马佐（François Thomazeau）在《世界体育秘史》一书中指出，柏林奥运会是奥运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体育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预示了即将到来的民众狂热和商业热潮。”
对当时的纳粹德国而言，柏林奥运会成为了最好的宣传工具，一方面通过展现热情好客、追求和平来安抚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借此塑造国民自信和凝聚力。讽刺的是，许多如今的奥运会“标配”其实是纳粹德国的发明，比如兴建宏伟的体育馆和火炬接力。柏林奥运会首创了奥运火炬接力仪式，即在奥林匹亚点燃火炬，再人手接力，于开幕式当天将火炬传递至柏林体育场。
日本计划在举办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同时举办日本世博会——在现代奥运会最初的历史上，奥运会可以说是世博会的附属活动，难以独立举办，1900年的巴黎和1904年的圣路易斯都曾同时举办过世博会与奥运会。为了不勾起国际奥委会对这段尴尬历史的痛苦回忆，日本变更了在月岛（关东大地震后填海而成的新区）一并建设世博与奥运场馆的原计划。
除了庆贺地震后的城市重生，1940年的奥运会与世博会还因赶上了被称为“纪元2600年”的历史性时刻而具有了某种国家事业的重大意义。据称，从神武天皇开始，日本皇室万世一系，至1940年就有了2600年的历史。为此，日本筹划了大量纪念活动，奥运会无疑将是国家建设的重头戏。东京奥运会申办成功的一个月后，时任文部大臣平生釟三郎在广播中提出以下“国民的觉悟”：“日本全体国民对坚韧不拔的国家观念与光辉的武士道精神的日益明确，和对日本在世界列强中的正确地位的认识。”
[法] 弗朗索瓦·托马佐 著 孙奇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
然而在筹备东京奥运会期间，日本进入了战时状态。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主导侵华战争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国内宣传中将这场不正义的战争神圣化，压制所有反对的声音；其内阁启动《军需工业动员法》，制定了《临时资金调整法》和《进出口物资等临时措施法》等法律，开始将经济转入战时统制模式。由于钢铁需要优先供应军需生产，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基本难以为继。
与此同时，日本的侵华行径也让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空前紧张。国际联盟的远东问题咨询委员会于1937年10月指出日本的行为违反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呼吁签署了《九国公约》的国家召开会议商量对策。11月，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但日本宣称战争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拒绝参加，在事实上退出了《九国公约》。1938年9月，中国向国际联盟控诉了日本的侵略行径，国际联盟将日本认定为侵略国，根据盟约立刻许可各加盟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
虽然因为英国和美国当时不愿意被卷入亚洲问题，实际的经济制裁并未实施，但日本的确陷入了国际孤立的境况，就算举办奥运会，恐怕也会遭到许多国家的抵制。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日本放弃了举办1940年奥运会，世博会也宣告延期。
日本的黄金年代：1964年东京奥运会
1964年10月10日，昭和天皇亲临开幕式宣布第18届奥运会开幕。能容纳7.5万名观众的国家体育馆座无虚席，自卫队驾驶喷气式飞机在天空中描绘出奥运五环，来自94个国家的5000余名运动员列队出席开幕式。当“原子弹男孩”坂井义则手持奥运火炬小跑进入会场时，观众起身安静致意——这位时年19岁的日本大学生在广岛郊区出生，生于美国向广岛投放原子弹当日。那是亚洲国家第一次举办奥运会，它不仅是亚洲的盛事，更是日本的盛事。
然而就在四年前，日本社会还在大规模国民抗议中动荡不已，这与日本战后形成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1951年，随着两项条约的签署，日本被盟军占领的岁月结束了：《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规定盟军需撤离日本，恢复日本的完全主权，声明日本具有自卫权且不限制其日后经济发展；《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允许美国在日本无限期驻军，且日本不得为任何第三国提供军事特权。1955年，同属保守派别的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开启了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在国会中形成与社会党长期对峙的政治格局，这被称为“1955体制”。
《日本及其历史枷锁》作者R.塔格特·墨菲（R. Taggart Murphy）指出，日本保守派精英实际上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协助，支持日本境内的保守派亲美势力，破坏左翼政治。随着自民党在政坛的根基日益牢固，左翼通过选举体系获取权力的渠道被有效封锁，于是左翼走上街头，通过工会联合组织罢工运动。
1960年，此类事件发展至高潮。超过百万民众涌上街头，抗议时任首相岸信介在国会通过的《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简称《新安保条约》）。《新安保条约》修订了原来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将日本永久依靠美国写进条约，美国会继续享受一系列驻日军事基地的无限制权限，而这些军事基地由东京负责资助。1960年6月，反安保运动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展开，成为盛况空前的国民运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保守与进步的路线之争。运动之激烈，甚至迫使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取消了访日计划。
尽管民意沸腾，《新安保条约》依然于6月19日凌晨零点正式生效。条约生效后，岸信介宣布辞职，继任成为下一届自民党总裁兼首相的是池田勇人。为了尽快结束因安保斗争而陷入社会撕裂的现状，池田内阁以“宽容与忍耐”的精神，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即用十年时间让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试图用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消除社会不满。恰好当时的日本民众也已经对看似无止尽的政治动乱感到疲惫，池田的号召得到了广泛相应。当社会和政治重心都放在了经济发展上时，日本经济从1960年代起腾飞，其经济高速增长维持了20年。
那是一个被称为“战后经济奇迹”的年代。从1954年开始，日本经济在2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年均9.4%的增长率，其中有八年的时间增长率超过10%（1966-1970连续五年超过10%）。1964年，日本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标志着日本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68年达到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随着经济发展，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也快速提高。1964-1974年，日本大型企业每年的薪酬上涨幅度都在10%以上，其中1974年更是高达33%。消费者物价指数虽然也在上涨，但远低于人们工资的上涨幅度，这意味着人们的购买力在增强。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在当时被喻为“三种神器”，它们分别在1960年、1966年和1967年达到了80%的普及率。1960年后，电视台开始播出彩色电视信号，人们又开始追求彩电。彩电的普及率在1972年达到80%，次年汽车的普及率超过40%。
[美] R.塔格特·墨菲 著 李朝津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
日本近现代史学者古川隆久认为，如果要举出一些事件来作为这一时期的象征，那不得不提的就是1964年10月东海岛新干线正式开通和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以及1970年3月大阪世博会的举行。1952年日本恢复主权后，东京再次开始申奥，并在1959年获得了1964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为此，东京立刻开始了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奥运场馆、公共交通设施和高级酒店——投资总额高达1万亿日元。1963年，东京都内随处可见与奥运会相关的建设工地，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因此被称为“奥林匹克景气”。
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日本走出了战败的阴霾，重回世界舞台——曾经被美军占用建设宿舍的代代木被奥运村取而代之，或许象征着日本与被占时期的告别。1964年东京奥运会是史上首次向全球观众直播开幕式的一届奥运会。由于电视机已经在日本家庭中普及开来，许多日本人如痴如醉地通过电视观看了奥运会，其中体操和女子排球等比赛的收视率超过了80%。日本在那届奥运会中共获得16枚金牌。在女排决赛中，日本队依靠顽强的斗志战胜了苏联队，成为日本人心中难以磨灭的奥运记忆。
在播客节目《东亚观察局》中，节目主播之一、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沙青青表示，对日本人来说，1964年东京奥运会是一届全然正面的奥运会。因为奥运会的举办恰逢日本人大力进入中产阶级的状态，“一亿总中流”到1970年代初成为了某种社会共识。奥运会带来的国民自豪感也让让人们淡忘了此前的社会纷争，两者相加，完全改变了日本社会的心态。“很多日本人经常说那是金黄色的回忆，”沙青青说，“从国民心理角度来说，我觉得1964年奥运会确实可以类比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且对日本来说，1964年奥运会也是象征着日本走出了战败，重新回到国际大家庭，甚至还要以此机会向世界宣告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了。”
在3·11地震与疫情之后：2020年东京奥运会
1894年，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在索邦大学设立了旨在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演变为国际奥委会，定期举办奥运会从1896年首届雅典奥运会开始成为惯例，并且至今几乎没有间断举办过。让敌对国家能够在体育比赛期间可以聚集在一起，以和平替代对抗是顾拜旦提出举办奥运会的重要目标，然而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之快，远超顾拜旦的预料——正如托马佐所说，“虽然奥林匹克理想本质上不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是它一直携带着朝这个方向生长的种子。”
在此前东京与奥运会的交集中，这座城市曾遭遇重重阻力，折戟沉沙；也曾借用奥运会的光环唤起民族自信，让日本在世界舞台上确立新的位置。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日本申奥的动机——正如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一直是在经历了某种历史重创后振兴国家，重塑社会凝聚力。沙青青曾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时指出，2011年日本申办东京奥运会是当时的安倍政府希望通过办奥运会来提振3·11大地震之后日本社会的态势，通过奥运促进灾后复兴，有着很强的政治预期。
然而，自申奥成功以来，2020东京奥运会就波折不断，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半个多世纪前曾鼓舞日本人万众一心、拼搏奋斗的时代精神已经不复存在。2020东京奥运会主场馆的设计案争议在日本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扎哈·哈迪德的前卫设计方案虽然胜出，但在庞大的建设费用被公示后在日本国内遭遇猛烈炮轰，最终安倍做出了推倒重来的决定。然而第二次设计竞赛因为只接受以日语提交的设计成果而被认为是故意限制外国设计师参加，最终日本建筑师隈研吾获得了新国立竞技场的设计委约。在日本建筑史学家、建筑评论家五十岚太郎看来，哈迪德的设计虽然是以“预算超标”的名义被废止，但这一争议也反映出了日本社会又陷入了某种排斥外国事物的民族主义阴影。
2020年持续至今的新冠疫情则让日本借由东京奥运会提振经济的愿望几乎化为泡影，奥运会筹备期间的种种乱象也暴露了日本官僚体制的笨拙乏力。奥运会开幕前夕，东京的单日新增病例不断攀升，22日新增病例更是逼近2000例。奥运村中接连有运动员确诊，截至22日已有4名运动员感染新冠。在距离开幕式仅一天的紧要关头，开幕式导演小林贤太郎因丑闻被解雇，原因是他曾于1998年参与以犹太人大屠杀为题材的喜剧表演，遭到美国犹太裔群体的抵制。而在那之前，开幕式的演出班底已经经历了走马灯式的换人，开幕式的方案不断精简或付之东流。《华尔街日报》在7月20日发表评论称，日本原本希望通过东京奥运会获得经济收益和国际认可，东京奥运会正变成一场“代价200亿美元的血亏盛宴”。
对于我们来说，这届不同寻常的奥运会或许也在提醒我们，那个我们曾习以为常的世界，已一去不复返了。
参考资料：
【法】弗朗索瓦·托马佐.《世界体育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美】R.塔格特·墨菲.《日本及其历史枷锁》.中信出版集团.2021.
【日】五十岚太郎.《建筑日本：现代与传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日】古川隆久.《毁灭与重生：日本昭和时代（1926-1989）》.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
沙青青.《昭和风，平成雨：当代日本的过去与现在》.漓江出版社.2021.
【美】南希·K.斯托克.《神奈川冲浪外：从传统文化到“酷日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终于，焦虑的东京奥运赞助商被不确定性打败了》，界面新闻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6393787.html
《【专访】日本研究者沙青青：某些裂痕在日本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下悄然出现》，界面新闻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743836.html
《东亚观察局 | 东京奥运从1940到2020》，JustPod
《东京奥运会逆风迎开幕：丑闻、“拜察”和清冷外交》，澎湃新闻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698036
“The 2021 Olympics Are Turning Into a $20 Billion Bust for Japa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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