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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水浒传》的同人文,《金瓶梅》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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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水浒传》的同人文,《金瓶梅》好在哪里? 

讽刺与写实是紧密相关的,改写《水浒传》是因为“武松杀嫂”不那么现实,而让这些人物按照自身逻辑、顺其自然地发展,就显出了讽刺的意味。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一代奇书《金瓶梅》究竟应当怎样读?《金瓶梅》的写作,是从批评别的文学作品入手的,这恐怕是中国小说中独一无二的戏仿(parody),因此,读出《金瓶梅》对《水浒传》讽刺性的再创造是重中之重,学者孙述宇在《金瓶梅的艺术:凡夫俗子的宝卷》如此写道。

《金瓶梅》虽然从西门庆、潘金莲与武大的公案讲起,但对武松杀嫂这个重要情节做了改动。毕竟“一个有财势没良心的奸夫和一个淫妇害了本夫,随即被一个大英雄杀了报仇”,这样的故事只是大快人心,并不现实。于是《金瓶梅》从《水浒传》“武松杀嫂”的故事中脱出,有了另一个讽刺的开局——杀人的奸夫逍遥法外,纳了女主人为妾,日子越来越好,而报仇的兄弟却进了大狱。从这里开始,小说以“奸夫”“淫妇”“坏蛋”作主角,使得读者总与他们相处,见识到他们的真实面目。

孙述宇,学者、翻译家、文学评论家,1934年出生于广州,原籍中山,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毕业于新亚书院外文系,继在美国耶鲁大学获英国文学博士学位。于香港中文大学执教多年,主持创设翻译系,授课跨英文、翻译及中文各系。《金瓶梅的艺术》最早于1978年在台湾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后以《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引入,近日由后浪再版。

写实:凡人肉身的尺度  

跟讲英雄豪杰故事的《水浒传》不同,《金瓶梅》叙事琐碎,讲的都是西门家的平常事件。西门迎娶潘金莲作为第五房,在她之前已经有了正房吴月娘和三个偏室,这之后西门庆开了店铺、造了新宅、得了官禄,再由官场关系赚了一些钱,又娶了几个小妾,包括第六房李瓶儿。人们看到的西门庆不再是《水浒传》里让人恐惧的、为非作歹又强势的反派,这人还有真诚自然的爱与感情,他爱他的子女、妻妾和朋友。潘金莲虽然仍然是恶的代表,但她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口齿伶俐,颇通文艺,会唱小曲,说笑话也会泼辣地骂人,不光是男人欣赏的美女,还是一个有心思、有欲望、有自己生活的活人。

孙述宇写道,这也几乎是中国文学上头一回拿妇女的经历作为写作题材,在此之前,文学只欣赏男性的活动,不太欣赏女性的活动,只看她的样貌、守贞和持家。《金瓶梅》中活灵活现、精力旺盛的潘金莲,与《红楼梦》里的王熙凤颇有一比,“两足不停,嘴巴也不停,向上是奉承,向下是压迫,一时放债,一时乱伦,私通之余,又去捉奸。” 将潘金莲写成活生生的女人,再给她安排像一个畜生似的被武松屠戮的命运,这样的结局令人战栗。对比一下,人们在读《水浒传》时或许不反对武松杀了潘金莲,因为那时以半沉醉的状态欣赏英雄,对死者的悲惨不太认真。

《金瓶梅的艺术》
孙述宇 著
后浪/民主建设出版社 2021年

就连写妓院,《金瓶梅》也写出了其中的激烈竞争和生存之道。书里的妓女李桂姐当然不是极恶之人,她的生活很不容易,要在客人的变心和吃醋之间辗转生存,迎来送往间面对很多危险,或是官府拘禁,或是客人打骂,所以桂姐要跑去找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吴月娘认干娘,寻求一点地位和安全感。然而,李桂姐也不是纯洁的、良善的、为感情付出一切的牺牲品,她也会在利益驱动之下出卖姐妹、欺骗客人,她的品格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坏。

《金瓶梅》的写实艺术更深一层之处在于,既已将西门庆写成了有感情的平凡人,因为坏人没有那么坏,读者失去了居高临下审判的优越感,而又道出这些可贵的真情并未能将西门庆从罪孽中解脱出来,这避免了不切实际的抒情。李瓶儿与西门庆的感情又是令人动容的,瓶儿病得要死了,已故的前夫花子虚来索命,她还要搂抱西门,叫他保重,西门也没有丝毫嫌弃临终的瓶儿,哭着责怪天地。然而西门庆的品性也并没有因最亲爱之人的丧事而获得什么升华。起初西门庆还对着瓶儿的影像独自吃饭,晚上还要守灵而睡,可是还没办完丧事,就和瓶儿屋里的奶妈苟合。

妻妾玩赏芙蓉亭(图片来源:《金瓶梅》)

与《枕中记》《南阳太守传》这样讲凡人大梦一场最终恍然大悟的故事完全不同,《金瓶梅》的主体并不是梦,而是围绕着尘世间的开脱之难展开。《枕中记》相信人生固然有不少苦恼,但得救并不太难,所以主角一旦茅塞顿开就能立刻脱离苦海;《金瓶梅》不相信顿悟如此容易,西门庆在一生中过过不少好日子,还听了许多劝谏,受过几场惊恐,见过亲爱的人丧生,但是他并不能从中悔悟,因为现实中层层纠缠的“贪嗔痴爱”没有那么容易逃脱,“《金瓶梅》的天地,是很艰难的,有说不完的苦,不是对异性的一点真诚之爱就能救赎得来的。”

细究起来,连这爱也难免罪孽。李瓶儿与西门庆之爱怎么说都不是纯洁和伟大的,李瓶儿为了嫁给西门庆,前后牺牲了花子虚和蒋竹山两任丈夫——李瓶儿本来是花子虚之妻,西门庆先与她私通,后施计让他经济破产又死亡;李瓶儿接着嫁给蒋竹山,后又厌恶他的性无能而离开。这是用理性的写实讽刺而非大快人心、荡气回肠的抒情来讲述人生,不仅西门庆、潘金莲这些主要人物的形象是写实的,书中其他角色、尤其是不怎么光彩的小角色更是这样,诸如李桂姐、宋慧莲、应伯爵等人。孙述宇认为,写人物既不居高临下也不抒情过当,这样的写实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是稀缺的,即使《红楼梦》也是大梦一场,也有“英雄尺度”的人物。 

讽刺:维持艺术世界的公道

讽刺与写实是紧密相关的,改写《水浒传》是因为“武松杀嫂”不那么现实,而让这些人物按照自身逻辑、顺其自然地发展,就显出了讽刺的意味。西门庆最终是要死的,却是死于他无法满足的欲望超过了凡庸的肉身。潘金莲也是要死的,但不是死在武大郎的灵前,而是在西门庆死后被吴月娘发卖,无路可走才中了武松的“阴谋”。英雄武松报仇的手段也不是飞檐走壁、大显神通,是用了一百两银子将潘金莲从王婆家里买来,谎骗与她再组家庭,之后又卷走了王婆的财物。

读者应当注意到,《金瓶梅》的讽刺(irony)艺术在《儒林外史》之前。所谓讽刺的核心就是表里不一、内外相歧,中国小说史上有此目光的小说不多。西门庆先是一样一样得来东西,再以差不多的方式一样一样地失去;他死后,他从妓院里拿钱买来的李娇儿也从他家偷盗了财产离去,动了春心嫁过来的孟玉楼又动了春心嫁作他人,通奸过门的潘金莲也因为通奸被吴月娘发卖。而这并不能单单用善恶果报来解释,人物都在自身的发展逻辑当中,作者善于描摹世间种种复杂与相歧,这比讲果报道理要鲜明深刻得多。孙述宇写道,对比西门庆与《黄粱梦》里吕洞宾的故事,吕洞宾妻子背叛并陷害他,西门庆的妻妾虽然无行却不曾背弃,然而,她们的纵容与怯懦将他推向了终局,但她们的做法又并非不可理解。

关于西门庆与妻妾的关系,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曾做过解读。以最贪婪的潘金莲为例,潘金莲向西门庆无节制地索要性,超越了他作为人的极限,因为她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日常所思所想都导向能够将她短暂从单调和卑微生活中解脱的目标——性的满足,而她令人哀怜之处也在于,她的心狠手辣也不过是为了争夺西门家里的宠爱与安全感。西门庆则不同,他有财富和权势,除了家庭,日常中还有许多事业和职务要照顾,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中坚分子。妻妾没有要害他,只是基于她们自己的处境向他索求,他也没有死于谁的刀下,死时身边妻妾奴仆环绕,未必是以凄凉肃杀的环境才能写出悲剧,以华美豪奢的背景衬托出落寞,才是讽刺——内外相歧的落实之处。

应伯爵戏衔玉臂(图片来源:《金瓶梅》)

《金瓶梅》写虚伪不限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甚至不限于一个行业或阶级,所有人都不免于此。在西门庆的家里,每天都有人说谎,可以说他的家庭生活由谎言构成。伙计韩道国满口“之乎者也”,为了金钱利益让妻子与西门庆睡觉,又爱吹牛,有天正在熟人铺子与人吹嘘与西门庆“彼此通家,再无忌惮”,正好来了一个人通报他妻子与小叔子通奸的祸事。与《儒林外史》一样,两部书都喜欢描绘谎言拆穿的尴尬场面,而这正体现了小说家塑造的艺术世界对于真实世界的意义——在真实世界里,这样的假面具多半是不会被拆穿的,而在艺术世界里,人们看到了假面是多么容易被拆穿,也就维持了“公道”。

当然《金瓶梅》也有许多缺点,除了就像孙述宇和夏志清均已指出的,作者有时候喜欢随意地穿插传奇式的闹剧段落,还喜欢抓住机会就不放过嘲弄,有些讽刺又流于低俗,这都影响到了写实的彻底。像是写西门庆死后,他的酒肉朋友聚在一起讨论应该花多少钱来表示对死者的崇敬,最终决定一人凑一钱,总共凑了七钱;写李瓶儿之死时也不忘加入从别的地方抄来的、庸医自我吹嘘的喜剧段落。这样突然从写实的节奏中断,用仓促离奇的情节取代叙述的写法,在夏志清看来,破坏了人物死亡时刻所具有的现实感,也辜负了好不容易才写的可信的人物,而除去滑稽、轻浮的喜剧和一本正经的教化,以及那些走马观花的“传奇式”插曲,《金瓶梅》可以说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道德写实主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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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水浒传》的同人文,《金瓶梅》好在哪里? 

讽刺与写实是紧密相关的,改写《水浒传》是因为“武松杀嫂”不那么现实,而让这些人物按照自身逻辑、顺其自然地发展,就显出了讽刺的意味。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一代奇书《金瓶梅》究竟应当怎样读?《金瓶梅》的写作,是从批评别的文学作品入手的,这恐怕是中国小说中独一无二的戏仿(parody),因此,读出《金瓶梅》对《水浒传》讽刺性的再创造是重中之重,学者孙述宇在《金瓶梅的艺术:凡夫俗子的宝卷》如此写道。

《金瓶梅》虽然从西门庆、潘金莲与武大的公案讲起,但对武松杀嫂这个重要情节做了改动。毕竟“一个有财势没良心的奸夫和一个淫妇害了本夫,随即被一个大英雄杀了报仇”,这样的故事只是大快人心,并不现实。于是《金瓶梅》从《水浒传》“武松杀嫂”的故事中脱出,有了另一个讽刺的开局——杀人的奸夫逍遥法外,纳了女主人为妾,日子越来越好,而报仇的兄弟却进了大狱。从这里开始,小说以“奸夫”“淫妇”“坏蛋”作主角,使得读者总与他们相处,见识到他们的真实面目。

孙述宇,学者、翻译家、文学评论家,1934年出生于广州,原籍中山,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毕业于新亚书院外文系,继在美国耶鲁大学获英国文学博士学位。于香港中文大学执教多年,主持创设翻译系,授课跨英文、翻译及中文各系。《金瓶梅的艺术》最早于1978年在台湾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后以《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引入,近日由后浪再版。

写实:凡人肉身的尺度  

跟讲英雄豪杰故事的《水浒传》不同,《金瓶梅》叙事琐碎,讲的都是西门家的平常事件。西门迎娶潘金莲作为第五房,在她之前已经有了正房吴月娘和三个偏室,这之后西门庆开了店铺、造了新宅、得了官禄,再由官场关系赚了一些钱,又娶了几个小妾,包括第六房李瓶儿。人们看到的西门庆不再是《水浒传》里让人恐惧的、为非作歹又强势的反派,这人还有真诚自然的爱与感情,他爱他的子女、妻妾和朋友。潘金莲虽然仍然是恶的代表,但她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口齿伶俐,颇通文艺,会唱小曲,说笑话也会泼辣地骂人,不光是男人欣赏的美女,还是一个有心思、有欲望、有自己生活的活人。

孙述宇写道,这也几乎是中国文学上头一回拿妇女的经历作为写作题材,在此之前,文学只欣赏男性的活动,不太欣赏女性的活动,只看她的样貌、守贞和持家。《金瓶梅》中活灵活现、精力旺盛的潘金莲,与《红楼梦》里的王熙凤颇有一比,“两足不停,嘴巴也不停,向上是奉承,向下是压迫,一时放债,一时乱伦,私通之余,又去捉奸。” 将潘金莲写成活生生的女人,再给她安排像一个畜生似的被武松屠戮的命运,这样的结局令人战栗。对比一下,人们在读《水浒传》时或许不反对武松杀了潘金莲,因为那时以半沉醉的状态欣赏英雄,对死者的悲惨不太认真。

《金瓶梅的艺术》
孙述宇 著
后浪/民主建设出版社 2021年

就连写妓院,《金瓶梅》也写出了其中的激烈竞争和生存之道。书里的妓女李桂姐当然不是极恶之人,她的生活很不容易,要在客人的变心和吃醋之间辗转生存,迎来送往间面对很多危险,或是官府拘禁,或是客人打骂,所以桂姐要跑去找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吴月娘认干娘,寻求一点地位和安全感。然而,李桂姐也不是纯洁的、良善的、为感情付出一切的牺牲品,她也会在利益驱动之下出卖姐妹、欺骗客人,她的品格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坏。

《金瓶梅》的写实艺术更深一层之处在于,既已将西门庆写成了有感情的平凡人,因为坏人没有那么坏,读者失去了居高临下审判的优越感,而又道出这些可贵的真情并未能将西门庆从罪孽中解脱出来,这避免了不切实际的抒情。李瓶儿与西门庆的感情又是令人动容的,瓶儿病得要死了,已故的前夫花子虚来索命,她还要搂抱西门,叫他保重,西门也没有丝毫嫌弃临终的瓶儿,哭着责怪天地。然而西门庆的品性也并没有因最亲爱之人的丧事而获得什么升华。起初西门庆还对着瓶儿的影像独自吃饭,晚上还要守灵而睡,可是还没办完丧事,就和瓶儿屋里的奶妈苟合。

妻妾玩赏芙蓉亭(图片来源:《金瓶梅》)

与《枕中记》《南阳太守传》这样讲凡人大梦一场最终恍然大悟的故事完全不同,《金瓶梅》的主体并不是梦,而是围绕着尘世间的开脱之难展开。《枕中记》相信人生固然有不少苦恼,但得救并不太难,所以主角一旦茅塞顿开就能立刻脱离苦海;《金瓶梅》不相信顿悟如此容易,西门庆在一生中过过不少好日子,还听了许多劝谏,受过几场惊恐,见过亲爱的人丧生,但是他并不能从中悔悟,因为现实中层层纠缠的“贪嗔痴爱”没有那么容易逃脱,“《金瓶梅》的天地,是很艰难的,有说不完的苦,不是对异性的一点真诚之爱就能救赎得来的。”

细究起来,连这爱也难免罪孽。李瓶儿与西门庆之爱怎么说都不是纯洁和伟大的,李瓶儿为了嫁给西门庆,前后牺牲了花子虚和蒋竹山两任丈夫——李瓶儿本来是花子虚之妻,西门庆先与她私通,后施计让他经济破产又死亡;李瓶儿接着嫁给蒋竹山,后又厌恶他的性无能而离开。这是用理性的写实讽刺而非大快人心、荡气回肠的抒情来讲述人生,不仅西门庆、潘金莲这些主要人物的形象是写实的,书中其他角色、尤其是不怎么光彩的小角色更是这样,诸如李桂姐、宋慧莲、应伯爵等人。孙述宇认为,写人物既不居高临下也不抒情过当,这样的写实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是稀缺的,即使《红楼梦》也是大梦一场,也有“英雄尺度”的人物。 

讽刺:维持艺术世界的公道

讽刺与写实是紧密相关的,改写《水浒传》是因为“武松杀嫂”不那么现实,而让这些人物按照自身逻辑、顺其自然地发展,就显出了讽刺的意味。西门庆最终是要死的,却是死于他无法满足的欲望超过了凡庸的肉身。潘金莲也是要死的,但不是死在武大郎的灵前,而是在西门庆死后被吴月娘发卖,无路可走才中了武松的“阴谋”。英雄武松报仇的手段也不是飞檐走壁、大显神通,是用了一百两银子将潘金莲从王婆家里买来,谎骗与她再组家庭,之后又卷走了王婆的财物。

读者应当注意到,《金瓶梅》的讽刺(irony)艺术在《儒林外史》之前。所谓讽刺的核心就是表里不一、内外相歧,中国小说史上有此目光的小说不多。西门庆先是一样一样得来东西,再以差不多的方式一样一样地失去;他死后,他从妓院里拿钱买来的李娇儿也从他家偷盗了财产离去,动了春心嫁过来的孟玉楼又动了春心嫁作他人,通奸过门的潘金莲也因为通奸被吴月娘发卖。而这并不能单单用善恶果报来解释,人物都在自身的发展逻辑当中,作者善于描摹世间种种复杂与相歧,这比讲果报道理要鲜明深刻得多。孙述宇写道,对比西门庆与《黄粱梦》里吕洞宾的故事,吕洞宾妻子背叛并陷害他,西门庆的妻妾虽然无行却不曾背弃,然而,她们的纵容与怯懦将他推向了终局,但她们的做法又并非不可理解。

关于西门庆与妻妾的关系,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曾做过解读。以最贪婪的潘金莲为例,潘金莲向西门庆无节制地索要性,超越了他作为人的极限,因为她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日常所思所想都导向能够将她短暂从单调和卑微生活中解脱的目标——性的满足,而她令人哀怜之处也在于,她的心狠手辣也不过是为了争夺西门家里的宠爱与安全感。西门庆则不同,他有财富和权势,除了家庭,日常中还有许多事业和职务要照顾,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中坚分子。妻妾没有要害他,只是基于她们自己的处境向他索求,他也没有死于谁的刀下,死时身边妻妾奴仆环绕,未必是以凄凉肃杀的环境才能写出悲剧,以华美豪奢的背景衬托出落寞,才是讽刺——内外相歧的落实之处。

应伯爵戏衔玉臂(图片来源:《金瓶梅》)

《金瓶梅》写虚伪不限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甚至不限于一个行业或阶级,所有人都不免于此。在西门庆的家里,每天都有人说谎,可以说他的家庭生活由谎言构成。伙计韩道国满口“之乎者也”,为了金钱利益让妻子与西门庆睡觉,又爱吹牛,有天正在熟人铺子与人吹嘘与西门庆“彼此通家,再无忌惮”,正好来了一个人通报他妻子与小叔子通奸的祸事。与《儒林外史》一样,两部书都喜欢描绘谎言拆穿的尴尬场面,而这正体现了小说家塑造的艺术世界对于真实世界的意义——在真实世界里,这样的假面具多半是不会被拆穿的,而在艺术世界里,人们看到了假面是多么容易被拆穿,也就维持了“公道”。

当然《金瓶梅》也有许多缺点,除了就像孙述宇和夏志清均已指出的,作者有时候喜欢随意地穿插传奇式的闹剧段落,还喜欢抓住机会就不放过嘲弄,有些讽刺又流于低俗,这都影响到了写实的彻底。像是写西门庆死后,他的酒肉朋友聚在一起讨论应该花多少钱来表示对死者的崇敬,最终决定一人凑一钱,总共凑了七钱;写李瓶儿之死时也不忘加入从别的地方抄来的、庸医自我吹嘘的喜剧段落。这样突然从写实的节奏中断,用仓促离奇的情节取代叙述的写法,在夏志清看来,破坏了人物死亡时刻所具有的现实感,也辜负了好不容易才写的可信的人物,而除去滑稽、轻浮的喜剧和一本正经的教化,以及那些走马观花的“传奇式”插曲,《金瓶梅》可以说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道德写实主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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