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2021年是波兰科幻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诞辰100周年。他的小说《索拉里斯星》曾被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和美国导演索德伯格先后搬上银幕，《未来学大会》也被改编为电影，然而中文世界的读者们对这位作家知之甚少。

莱姆1921年9月出生于波兰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二战爆发后在一家德国公司担任工程师助手和焊工，战后开始正式发表作品。他曾在雅盖隆大学学习医学，或与此经历有关，莱姆擅长发明各种针对人类困境的药物，诸如《机器人大师》里的利他霉素（一种让人对他人的痛苦和快乐感同身受的同理性药物）和《未来学大会》里的代数胶囊（帮助速成代数）、双人素（帮助个人分裂成两个人给自己作伴），可是这些药物预言的美好未来并没有降临，它们创造出的痛苦和问题比承诺解决的还要多。 

在莱姆诞辰百年之际，译林出版社推出了其系列作品，包括《索拉里斯星》《未来学大会》《惨败》《无敌号》等六部小说。在12日的上海茑屋书店，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江晓原与科幻作家陈楸帆、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汤惟杰讲述了他们阅读莱姆的心得，以及科幻小说的预见性是否被高估的话题。

“人类没那么厉害”

从最早的《伊甸》到《惨败》，我们可以看到莱姆创作的变化过程，以及一以贯之的创作主题。陈楸帆认为《索拉里斯星》有强烈的“去人类中心”的想法，小说讲述的故事是人类去异星跟外来文明发生接触，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与以往熟悉的世界规则不同的地方，“最后揭示的结果有点像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进化没有目的也没有方向，所谓的生命和道会追寻自己的存在，”陈楸帆说。《无敌号》讲的是机械无机物怎样涌现出智能的形态，莱姆很早就设想了去中心化的集群式的生命。《未来学大会》则是向内探寻的小说，无止尽地向心灵世界探索，语言和意象上也有狂欢气质，更接近菲利普·迪克中后期在精神状态不那么正常时的作品，陈楸帆补充道，《未来学大会》不像“黄金时代”的科幻小说那样围绕一个点子展开故事——很多科幻小说的问题都是读者一旦揭开这个谜底就没有兴趣再读第二遍，莱姆的作品与此不同。

汤惟杰赞同莱姆“去人类中心主题”这一说法，他认为莱姆的作品能够唤起康德所说的“sublime”情感，中文将sublime翻译成崇高、带有道德的意味并不准确，它指的应该是体量巨大的外在事物唤起内心的感受，“像是把一个小孩子放在野外看星空，他第一次意识到在他之外有如此浩大的存在，会有点恐惧。”关于所谓的“sublime”，陈楸帆补充说，这是一种混合了敬畏和惊异的特殊情感，是科幻作品应当能够带给读者的美感。莱姆的作品能够在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两方面引发人们对世界的思考，帮助人们摆脱人类中心，知道人类没那么重要，也没那么厉害。“《无敌号》里有莱姆自创的词语‘死灵进化’，指的是非生物形态的进化过程。”汤惟杰提到，“这就像近期电影《失控玩家》的主角是NPC（非玩家角色）但会智能进化一样，莱姆更早的时候就有了重新思考生命和智慧的思路。”

莱姆深入地思考过人类与机器的关系、文明的冲突、创造的起源等终极问题。陈楸帆说，像《无敌号》讲述的是人与自己创造物的关系，今年引进的另一部作品《机器人大师》用非常讽刺的、寓言式的方式讲两个制作机器人的科学家想要依靠发明创造来满足宇宙不同星球的需求，结果制造出的东西违背了创造的原意也反噬了创造者。莱姆还有一本《技术学大全》，模仿的是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著作《神学大全》，他预测了人类将在生物技术、虚拟场景和虚拟现实方面飞速发展。

跟美国“地摊垃圾”不一样

正因为有这些哲学思考，陈楸帆讲道，莱姆将自己与美国科幻作家区分开来，他认为美国科幻小说都是地摊文学，是通俗的垃圾。汤惟杰也说，莱姆对美国科幻小说持此态度，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科幻的创作生态——美国人的特点是把所有专业都看成是个“活儿”，“美国的创意写作专业教科幻写作，科幻又属于类型文学，就像电影有西部片、音乐片一样，类型文学就是要讲故事。好像科幻文学有个拼配的方子，到大学课堂来学到这几点，出来就是个像样的活儿。”莱姆重视小说的思想，所以不愿意与这样的科幻写作相提并论。

莱姆对美国的态度体现在很多方面。江晓原举例道，《莱姆狂欢曲》的最后一篇小说写美国人创造了很多军用人工智能，但这些人工智能都进化成了思想家，对美国人说不要再冷战和军备竞赛，“那些机器人不肯为军方服务，机器人最新一代在小说里还发表了一段好长的演讲，完全是莱姆套了马甲来对读者发表他的世界观和哲学观点，有些是睿智发言，有些纯属嘲讽。”

陈楸帆的一个追问是：人们说莱姆不喜欢美国，却格外欣赏菲利普·迪克，难道菲利普·迪克就不“地摊文学”了吗？江晓原推论认为，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一致的，“因为迪克生前穷困潦倒，吸毒失业欠债，死的那年刚看了《银翼杀手》的样片，那又是个票房很差的电影……莱姆不喜欢美国，所以喜欢这样一个在美国社会的失败者。”理解迪克和莱姆两个作家社会地位不同是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江晓原说，“一个整天失业欠债生病，一个处在相对优渥的环境里，迪克很少有描写上流社会光鲜亮丽的作品，《高堡奇人》试图这么写但看上去不是很像，但莱姆的作品里就很少有苦大仇深。” 

莱姆作为科幻作家值得关注，并非只因为他预见了多么先进的技术手段。江晓原和陈楸帆都提示说，读者——尤其是中文读者——期待科幻小说能够有预见性，是因为人们希望科幻有用，“像今年奥运会上苏炳添跑出了好成绩，就有人说，王晋康的《豹》早就写过黄种人在世界级的田径赛上跑进了十几秒，其他选手都是黑人，”陈楸帆说，莱姆的作品已经超越了有什么用的层面。汤惟杰则讲到，莱姆并不赞同“实用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而现在中文语境内大众倾向于对包括他在内的科幻作品提炼的要点，都有技术至上主义的倾向，这与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境遇有关。晚清到近代的幻想小说体现出的是“救亡图存”信念下的“缺啥补啥”，“我们觉得船不够坚、炮不够利，所以在这些方面特别强调，而种强调和幻想背后是服务于非常焦虑的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的信念对文人和知识分子发生了影响，这一方面会促进创作，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创作的格局，作者会被具体实用的东西牵制。”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六部小说，今年引入中文的莱姆作品还包括科幻童话集《机器人大师》（已出版），即将出版的有《技术大全》以及虚拟书评《莱姆狂想曲》和《完美的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