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我印象里，日本的主流应该是右翼，而《鹤见俊辅传》打动了我。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王人博说，“鹤见俊辅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要求和平、反对战争，还直接介入社会，参加学术之外的政治活动，令我印象深刻。”

在“寻求与世界重新结合的方法：鹤见俊辅与战后日本——《鹤见俊辅传》新书分享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歌和王人博一起，以日本哲学学者鹤见俊辅以及日本战后一代知识分子为话题展开了对谈。

鹤见俊辅的人生

《鹤见俊辅传》的传主鹤见俊辅出生于一个非常显赫的家庭——祖父后藤新平是日本政治家、外交家，曾任满铁总裁；父亲鹤见佑辅是政治家、畅销书作家，二战后官至厚生大臣。但是鹤见俊辅在幼年的时候就有很强的反叛个性，对自己的显赫家庭有着近于原罪的意识，而且始终和家庭保持距离。他15岁时仍无法从中学毕业，成了一名不良少年，早早出入花街柳巷。他不断退学，不断重新上学，最终被家人送至哈佛大学所在的波士顿读中学。在不到17岁时进入哈佛，在那里学习西方哲学。

二战期间，有人曾问鹤见俊辅是支持美国还是日本，他回答说，美国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他都不支持；只是相比之下，美国要好一些。当时一些日本留学生可以选择留在美国，而鹤见虽不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却认定自己应该和败者站在一起，故而选择回国。战后，美国占领军找到他，想要他帮助做翻译，鹤见拒绝了，他说自己不愿意和强者在一起。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鹤见俊辅回到日本，数次在日本的大学中供职，又因为抗议姿态数次辞职。1946年，他与姐姐鹤见和子、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等人一起创办了“思想的科学研究会”，发行《思想的科学》杂志，组织起了学术界、思想界的群体讨论。孙歌说，战后日本的同人杂志一般都是立场相近的人组织的小规模讨论，但是《思想的科学》一开始就把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联系在了一起。

“这是靠着鹤见俊辅的个人魅力促成的，他想要请来的人就一定会请到。”孙歌说。丸山真男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讲述和鹤见俊辅的相遇，谈到自己是如何进入了《思想的科学》。他说鹤见专程到他乱七八糟的公寓和他见面，说了一大堆话，自己不知道怎么就答应下来了。丸山也提及《思想的科学》里有很多人其实合不来，但鹤见的亲和力让他们留了下来。孙歌看到，《思想的科学》杂志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最艰难的时候，鹤见被人造谣，这时候，中国文学研究家竹内好就出来做主编，“以不变应万变”，平定了麻烦。就这样，虽然《思想的科学》停刊了好几次，却也复兴了好几次，成为了非常有影响力的学术平台。这个刊物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共发行过五百三十六期。在这个极具戏剧色彩的群体中，灵魂人物就是鹤见。

王人博看到，包括鹤见在内的“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的成员们不仅致力于学术，也积极组织和参与了很多政治运动。例如投身于上世纪60年代安保运动（日本社会在战后的大规模反战群众运动）、支持反对越战的组织“越平联”以及保护反战的美国越战逃兵。在90年代，他参加了组织赔偿“随军慰安妇”的“为女性设立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王人博称自己被这些具体的行动所打动，特别是当时竹内好在安保运动中辞职之后，鹤见为了从道义上支持前辈也跟着辞职，这让他非常感动。他说，我们很难用西方概念去定义鹤见等人，但毫无疑问，“他们是一批有良知的日本知识分子，站在这个国家的对面来爱这个国家。”

日常的哲学

日本战后思想界有很多人物，鹤见俊辅却不在前台——这意味着他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在思想史里得到传承的课题。但孙歌说，如果没有鹤见，那么日本当代思想就会缺少一抹底色，那便是“日常的哲学”。日常生活虽然看起来很平庸，却是多面的，通过对话、运动乃至冲突，思想的课题才能够诞生和传承。

鹤见俊辅在美国读书时，正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巅峰时代，一些实用主义哲学大师就在哈佛讲学。因此，鹤见俊辅虽然没有最终成为科班哲学家，但也受到了这方面的良好训练。孙歌用一件事来说明鹤见的思维特性：他曾经用了数月时间学习英文，但总是学不好，直到一次发烧住院。出院之后，所有的英语他都能够听懂了。在孙歌看来，这件事说明鹤见不是只用脑子，而是用整个身体去学习英语的，他也因此和所谓只用脑而不用身体、不用整个人去思考的“优等生”区别开来。孙歌说，这符合实用主义哲学的理解，也就是说，所有的意义和价值，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够变得真实。对于鹤见来说，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全身心投入，那么那件事就在外部，就是没有意义的。他一生就用这种方式来思考。

中国读者对实用主义哲学的了解更多地来自于杜威，鹤见求学之时也深受其他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影响。孙歌说，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O.W.Holmes）认为，八卦和哲学处理着同样的日常生活——对日常生活理解得浅一些，就是八卦；深刻一些，就是哲学。这意味着实用主义强调日常性，也就是它面对的是生活。实用主义哲学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不可能抵达终极真理，只能部分地理解真理；犯错才是抵达真理的唯一方式，一味做规定好的事是不知真理为何物的。丸山真男说，正是鹤见让他明白什么是“日常性的思想”。

在美国与中国之间

在二战以后，日本人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回到亚洲。在东京审判以后，日本被亚洲抛弃了，也不被国际社会接纳，成为了亚细亚的孤儿。孙歌看到，日本的一代知识分子受到了刺激，想要重新找到面对世界的定位，融入二战以后新的世界格局。

在活动现场，王人博提到，鹤见这批日本知识分子和美国并不亲近。孙歌也说，鹤见俊辅从来不管美国叫America，而称之为USA——因为America是美洲，不等于USA。孙歌印象里的鹤见俊辅在这件事情上非常固执，有时候甚至会打断那些称美国为America的人。他这样做的意思是，美国称霸世界并非可以默认，美国只能是一个国家，不能是一个霸权。

不过，鹤见等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态度却不一样。王人博说，当时竹内好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成功的，因为中国建立起了独立的国家，但日本却被美国占领了，因此他们呼吁日本重新看待中国革命。1963年，竹内好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一说无法内在于日本的中国》，他在文章中提出，如果把中国作为外在于日本的他者，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日本人当时并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为“21条”感到愤怒，因为大正政治史上并不会谈到这些。孙歌说，这就是“中国在日本之外”的情况。当时的学院机制也是如此，认为中国研究和日本研究无关。竹内好想要让“思想的科学”这样的知识群体去研究日本问题时，不是只面对着美国。孙歌说，“内在于日本的中国”并不是要谈商品流通、风土人情，而是要把邻国的脉络放到本国的研究中来。在中国也是这样，像日本研究、朝鲜研究、韩国研究、越南研究等等，其实都可以包括在中国研究里。

不过这样的思想并没有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可。上个世纪60年代，漫画世代登场了，这些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罪恶感的人与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和上一代非常不同。竹内好看到，1964年中国核试验的成功，使得日本对中国的亲近感受到了影响，日本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对中国不了解的现象，中国第一次变成了未知的国度——这让他有了危机感。而同一年，日本大众面对的则是东京奥运会，是福利社会的飞速发展，是经济的腾飞，甚至还有在越南战争中发战争财……孙歌说，其实竹内好和鹤见俊辅这一代人都在强调，如果日本不和中国大陆一起发展，那么就无法得到发展。可惜，这种思想最终成为了旁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