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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环境为了人,我们是否应该减少工作?

缩短工作时间可能对社会、环境甚至是经济都有好处。或许,是时候重新评估我们与工作的关系了。

图片来源:Elia Barbieri/The Guardian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大多数人可以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失业的人,他们在疫情封锁期间失去了工作;第二类是居家办公的人,他们既要面对家庭责任或是个人压力,同时也要处理好长时间无需通勤、在家工作的状态,并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第三类则是那些面对危险、甚至是恶劣工作环境却依然需要出门上班的人,比如那些在医疗行业、杂货公司或是肉类加工厂上班的人。诸多案例让我们感受到,那许许多多让人们能够享受工作、至少还能忍受工作的因素都被剥夺了,留给我们的只剩下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现实——那就是工作的本质:它并非什么有趣的消遣,而是我们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正如阿米莉亚·霍根(Amelia Horgan)在她的新作《迷失于工作中》(Lost in Work)里写道:“通常情况下,往往是我们需要工作,而不是工作需要我们。工作让我们失去自由。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时间也不再属于我们自己。”

尽管如此,新冠肺炎疫情的确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是有可能从根本上被改变的,而且是迅速被改变。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许多人来说,疫情之前的工作和生活也并不都是充满了阳光和彩虹的——在疫情爆发初期,英国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只有6%的受访者希望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生活。正如我(指本文作者Sarah Jaffe)在《工作不会爱你》(Work Won’t Love You Back)一书中所提到的,疫情爆发之后,工作的整体情况一直在恶化,许多人陷入零时工合同的激烈竞争、从未实现的值班轮班、兼顾正业与零工,在两者之间疲于奔命;或是面对租金持续上涨、而工资却停滞不前的局面。面对如此种种,我们却依然被期望着能够毫无怨言地忍受,微笑着提供服务,用行动来表现 “公司是我家”,借以表明我们对工作的忠诚。菲尔·琼斯(Phil Jones)在《没有工作者的工作》(Work Without the Worker)中写道,工作的世界“正在向一个广阔而荒凉的腹地中延伸,那里充斥着非正式的、临时的工作,零工和‘伪工作’;在这当中,有许多工作可以说和工作福利是一个性质,就是为了驯服过剩的人口而创造的”。

《迷失于工作中》

由此看来,人们对于缩短工作时间的想法又重新产生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收入不能随之减少。2019年英国大选时工党宣言中曾受到广泛批评的一个观点,如今又突然在西方国家中流行起来——那就是“每周四天工作制”:美国众议员高野(Mark Takano)在国会上提出了一项每周工作4天的法案,苏格兰民族党也提出了每周工作4天的试行方案,西班牙正在启动一项为期3年的试验计划,试行每周工作32个小时且不降低工资。不只是在西方国家,减少工作的呼声在中国也越来越高,新的“躺平”热潮就是年轻人对“随时待命”的工作文化说“不”的体现。冰岛在疫情之前所做的试验表明,缩短工作时间会让员工感到更加快乐,工作效率并不会降低,甚至还有所提高。在工会的压力下,现在有86%的冰岛工作者要么已经缩短了工作时间,要么已经拥有了要求缩短工作时间的权利。

智库Autonomy的联合主管、以及即将出版的《加班:我们为什么需要减少工作时间》(Overtime: Why We Need a Shorter Working Week)一书的合著者凯尔·刘易斯(Kyle Lewis)指出,围绕缩短工作时间的讨论大多集中在那些能够带动需求的激进型企业中,但实际情况是,这种变革是带有政治性的,需要动用各界的力量推动一系列的战略才有可能实现。

《四天工作制》(The Case for a Four-Day Week)的合著者艾丹·哈珀(Aidan Harper)近期指出,在经济危机时期,工作时间往往减少得最快,通过这种方式来分配现有工作并降低失业率,最知名的案例就是在1929-1933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大危机。艾伦·贝纳诺(Aaron Benanav)在《自动化与工作的未来》(Auto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中写道:“现在的状况其实很简单,人太多而工作太少。”但这种状况并没有给大众带来更多的休闲时光,反而导致了持续性的不充分就业,全球的无产阶级花在争取工作上的时间与他们为获得报酬而工作的时间一样多。贝纳诺还指出,虽然某种程度上的代工工作是抗击大萧条计划的关键,但实施该计划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实际上认为,从长期来看,工作时间将大幅缩减,甚至有可能降至每周工作15小时。

《自动化与工作的未来》

毕竟,像这样普遍的工作危机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工作者要求减少工作。霍根指出,不稳定一直以来都是雇佣劳动的一个特征,尤其是那些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和欧洲白人男性职工之外的劳动者们。如今,工会的权利范围和影响力都有所下降,工作所带来的挫败感在很大程度上被个性化了,转变成了个性化的偷懒方式,以及对于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谓的“狗屁化”(bullshitisation)工作的小小反抗。正如霍根所言,如果没有一场强大的工人运动,人们很难真正将“对个别工作或是个别老板的普遍不满转化为对整个老板和工作体系的不满”。也只有通过一场强大的工人运动,才有可能使缩短工作时间变成现实,且保证本就拮据的工资不会再被削减。刘易斯指出:“争取缩短工作时间的斗争将只是一场斗争。只有在工作场所和整个社会中为工作者树立权力,这场斗争才能赢得胜利。”

然而,凯恩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幻想着摆脱雇佣劳动的经济理论家。卡尔·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马克思也曾写道,自由的基本要求就是要“缩短工作日”。

或许,考虑减少工作时间最重要的原因是,相比于日益严峻的气候灾难,新冠疫情危机倒显得相对可控。我们工作、生产和消费的方式已经点燃了这颗星球,但好消息是,根据智库Autonomy的研究以及环境组织伦敦平台(Platform London)的最新研究,缩短工作时间可能有助于解决气候灾难的问题。伦敦平台也参与了“每周工作4天”运动并发现:“改为每周工作四天且不减薪的话,到2025年,英国的碳排放量将每年减少1.27亿吨。”报告指出,这比整个瑞士的碳排放量还要多。大量的工作意味着大量的上下班通勤以及即食食品和送货上门等能源密集型消费。

面对这个充斥着不稳定的按需工作的世界,琼斯认为,短期工作不一定就是可悲的,相反,这可能是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在那个自由王国,必要的工作可以被分解成许多个小任务,继而被广泛分配。贝纳诺提醒我们,富裕“是一种社会关系”,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集体共同决定要公平地分享基本工作,并公平地分配生活必需品。

本文作者Sarah Jaffe是一位作家。

(翻译:刘桑)

来源:卫报

原标题:The big idea: should we work less?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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