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全靠自己，失败罪有应得？文凭至上的偏见如何损害了我们|界面新闻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近日，一篇题为《40%：“毫不重要”的中职世界》的网文在社交网络上引起广泛讨论。在文章开头，作者开宗明义地解释了“40%”的含义——这是中国15-18岁的青少年完成义务教育后进入中等职业学校的比例。近15年来，这一群体的总数超过1亿，但他们在公共舆论、媒体话语中却长期处于失语位置。公共舆论场中，上大学（更确切而言重点大学）才是主流的人生轨迹，有时我们甚至会觉得“人均985，硕博遍地走”；“上不了高中”被认为是一种人生越轨，是少数“不努力的失败者”才需要经历的。

长期以来我们心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高等教育是阶级跃升的源泉，是通往成功与幸福的唯一途径。然而上述文章提醒我们，这种愿景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事实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获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口累计不到总人口数量的4%。在美国，沉默的大多数也是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8年的数据，尽管过去几十年来大学毕业率有所上升，但也只有约1/3的美国成年人从四年制大学毕业。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越来越呈现出赢者通吃的态势，大学毕业生与更低学历拥有者在收入、地位、声望等各个衡量个体价值的维度上都在不断拉大差距。在《精英的傲慢》一书中，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el J. Sandel）质疑了这一现状的合理性。桑德尔认为，文凭偏见是优绩至上社会的一个恶果——当文凭越来越成为分化人群的手段，决定谁拥有一切、谁一无所有时，作为一种精英分类机器的高等教育实际上在损害我们所有人。

优绩至上的逻辑：成功全靠自己，失败罪有应得

“优绩至上”（meritocracy）这个词是由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发明的。在出版于1958年的《优绩至上的崛起》（The Rise of Meritocracy）一书中，他请读者设想：如果有一天阶级壁垒被消除，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实现社会流动，将会发生何事？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乐观。他认为优绩至上固然强调公平竞争，但它也会助长胜利者的狂妄和失败者的屈辱。在扬看来，优绩至上的社会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它必定会带来不和谐。

乍看之下，这个六十年前的悲观论断有些违反常识。和缺乏社会流动性、身份地位更多由出身决定的传统社会相比，优绩至上的社会显然更令人向往：这种社会不仅促进效率、摒弃歧视，而且与一种非常现代的观念相契合，即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命运的馈赠能够通过努力获得。

人的所作所为是否能决定命运？这或许是人类自有自我意识起就在不断思考的问题。无论东西，人类朴素的道德直觉倾向于认为“是”：中国自古以来有“报应”一说，相信冥冥之中一股超自然的力量会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奖励人的善行，惩罚人的恶行。《圣经》中也有“万事皆有因”的说法，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对良好行为的奖赏，而干旱和瘟疫则是上帝对人类恶行的惩罚。桑德尔认为，这种道德直觉是优绩至上思维的起源，它反映的信念是“美德带来成功，恶行必致苦难”，而这个信念与当代价值观——财富标示着天分与勤劳，贫穷意味着缺陷与懒惰——相距不远。

桑德尔分析了在西方语境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早期宗教道德观如何演变成现代社会的世俗优绩至上理念，其中新教改革是一剂重要的催化剂。为了反抗天主教会出售赎罪券的腐败行为（它背后的逻辑是富人能够用购买行为缩短人在炼狱中停留的时间），马丁·路德提出救赎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不以人的努力与意志为转移。约翰·加尔文也与路德一样相信救赎纯粹是上帝的恩典，然而这种神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种让信徒难以忍受的焦虑：我们要如何确认自己获得了上帝的恩典呢？这个问题的持久性和紧迫性将加尔文主义者引向了工作伦理，即每个人都听从上帝的召唤从事某一职业，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回应召唤就能获得救赎。

新教伦理如何催生资本主义的故事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讲述得很清楚，就优绩至上的观念史而言，桑德尔指出，是新教伦理强化了自救和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的道德观，而这种道德观恰恰是优绩至上主义的思维，它距离现代社会的世俗优绩至上理念仅一步之遥。随着世俗化的推进，人们进一步被解除了对上帝（或主宰命运的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对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信心不断加强。“我们越认为自己可以自我实现、自给自足，就越没有理由对自己的成功感到愧疚或感恩。”桑德尔认为，优绩至上主义中成王败寇的理念反映了残存的宗教道德观，也导致了胜利者的傲慢和失败者的屈辱：

“如今的世俗优绩至上体系正在以呼应早期天赐神授的方式为成功披上道德的外衣，尽管成功者并不把他们的权力与财富归因于上帝的干预（他们认为这更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他们仍然认为这份成功反映了他们高人一等的美德，他们认为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更配得上这些。”

优绩至上理念演变至今，其核心思想是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根据一个人的才华、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merit）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要反映其努力和天赋。为此，机会平等就是社会公平——它保证了每个人都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奋斗，取得自己应当获得的成就。然而桑德尔提醒我们，优绩至上固然有光明的一面，但其黑暗面是要求人们对自己的命运肩负起全部的责任，当坏事降临时，自我掌控与自我实现的承诺就会变成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负担。优绩至上一方面鼓励个人奋斗，另一方面却也在侵蚀社会团结，特别是导致了社会精英对社会底层的鄙夷与忽视，“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不可能关心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的命运。”

桑德尔注意到，在过去40年里，美国社会不平等已经扩大到不容忽视的程度，越来越多人发现，绩优制下的“机会平等”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神话，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与其说取决于个人努力或贫穷的鞭策，不如说取决于获得教育、医疗、社会支持等资源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处于顶端的人具有巨大优势，并能够将这种优势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但公共文化一如既往地强调个体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责，鼓吹通过自我奋斗实现“美国梦”，“似乎全球化的赢家需要说服他们自己和其他所有人，那些处于顶端和底层的人已经达到属于他们的位置。即便不是这样，只要我们能够消除通往机会的不公平障碍，他们就会回到属于他们的位置。”

这就是桑德尔眼中的“优绩至上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它削弱了社会团结，让被全球化抛下的人沮丧失落，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的兴起。优绩至上理念黑暗面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文凭主义偏见，即认为大学文凭是人们获得受人尊敬的工作和体面生活的首要途径。这种偏见严重损害了没有大学文凭的普通劳动者的尊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最后一个可接受的偏见”：文凭主义如何加固不平等？

《40%：“毫不重要”的中职世界》的作者坦言，自己此前对中职生的境遇所知甚少，而且潜意识里一直认为“上中职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文章作者的这种认知相当普遍，通过这篇网文，我们看到这种看法不仅已被中职生内化成自我责备，而且也成为中职教育界人士乃至整个社会对中职教育目的的认知。

在桑德尔看来，在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声量渐隆的当下，“文凭主义是最后一个可接受的偏见。”在欧美社会，瞧不起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比对其他弱势群体的偏见更容易被合理化。一组社会心理学家在英国、荷兰和比利时的调研发现，受过大学教育的受访者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比对其他不受欢迎的群体有更多偏见；美国的一项类似研究发现，在不受美国人欢迎的群体名单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排在了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穷人、肥胖者之后。桑德尔特别指出，精英群体往往心安理得地歧视和贬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精英不喜欢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而不是穷人或工人阶级，因为他们认为贫穷和阶级地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相比之下，他们认为受教育程度低代表了个人努力的失败，因此是那些没能上大学的人自己的过错。”

文凭主义造成的系统性歧视，在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低政治参与度中体现得最明显。桑德尔指出，美国大约有一半劳动力从事工人阶级的工作，如体力劳动、服务业和文书工作，但只有不到2%的国会议员在当选前从事此类工作，在州立立法机构中，只有3%的人具有工人阶级背景。在英国，也是有文凭的人统治没有文凭的人——约70%英国人没有大学文凭，但在议会议员当中只有12%的人没有。其他西欧国家议会中也呈现出类似情况。

桑德尔认为，文凭主义造成的英才统治是优绩至上时代在过去40年中的新发展，在20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没有大学文凭的国会议员其实人数众多。议员职业和教育背景的趋同降低了普通民众的政治代表性，忽视他们的利益与关切，而认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最适合治理国家的理念也是一种优绩至上的神话。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总统中，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和哈里·S.杜鲁门都没有大学文凭，富兰克林·D.罗斯福本人虽然是哈佛大学毕业生，但他的政府中多位高官没有大学文凭，他们精诚合作推动新政，成功帮助美国走出大萧条。二战以来英国最成功的一届政府也是文凭资质最浅、阶级代表性最广的。1945年，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工党击败温斯顿·丘吉尔的保守党，他的内阁部长中只有1/4有私立学校就读经历，这一比例低于此后任何一届英国内阁，他的内阁中甚至有7位部长是煤矿工人出身。然而正是艾德礼内阁得到了“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勇于改革的政府”的赞誉。

“尽管优绩至上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有理由怀疑，即使是完美实现英才统治的社会也不会是个公正的社会，”桑德尔指出，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英才统治的理想关注的是流动性，而不是平等，优绩至上主义并不认为贫富差距拉大有什么错，而认为天分和努力应该让所有人各居其位。但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我们的天分或才能不完全是我们自己实现的，拥有天分可能是种好运气，也有可能是因为你恰好生活在一个会奖励这种才能的社会里。失去这份谦卑之心，我们就会冷酷对待那些没有那么多运气的人。

第二，按照才能分配工作和机会不能缓解不平等，反而是以把不平等重新配置为与能力一致的方式使之合理化。“这种重新定位产生了一种假设，即人们得到了他们应得的，这一假设加剧了贫富差距。”扬在六十年前就预见到这一点，“我们面对的典型的现代问题之一就是，信奉优绩至上的精英群体的一些成员如此铭记自己的重要性，以至于失去了对他们统治的人民的同情。”

如今，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了精英分类机器，优绩至上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人们被告知社会中只有少部分有才华的人能够拥有财富、地位、声望和尊重。赢者通吃的社会竞争对人生际遇的决定性作用是如此之大，对优胜者也造成了不良影响。桑德尔注意到，以追求卓越为导向的教育文化正在全方位挤压青少年的成长和自主性，他在一些哈佛大学学生身上看到，他们很难利用大学时光去思考、探索和批判性反思自己是谁、什么是值得关心的。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愈演愈烈。人类学家项飙发现，中国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年轻人将焦虑感投射到“内卷”这个网络热词上，“内卷的焦虑中有着对于身份下滑危机的强烈恐惧。”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认为，在如今这个教育投入越来越昂贵的年代，教育的利益已变得空洞，教育被扭曲成一条升级打怪的通道体制，这导致了“力争向上、防御下滑”成为日常紧张。

优绩制正在损害劳动人民的工作尊严，这是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现实。精英分类机器告诉我们，相比那些高薪专业人士的工作，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所从事的工作更不受市场重视、对公共利益的贡献更小，也更不值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然而新冠肺炎大流行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论调，维护社会正常运转、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需并为此承担最直接风险的，恰恰是那些“卑微”的基层工作，比如快递员、外卖骑手、超市收银员、护士。桑德尔认为，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我们所赚的钱反映了我们对社会贡献的价值”这一观念已根深蒂固，但它是不公平的。“优绩至上主义损害了人们工作的尊严，激起了人们对精英的怨恨，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对抗。”

为此桑德尔指出，我们应当与在公共文化中盛行的文凭偏见展开斗争，为低学历的普通劳动者争取到“贡献正义”——为公共利益作出贡献，赢得社会认可与尊重的机会。类似的反思或许已在中国埋下了种子。正如项飙所说，中产青年对“打工人”一词的挪用有其积极面，近年来媒体和公共舆论对快递员、外卖员群体的关注似乎体现了一种跨越阶层的理解和联系正在建立当中，为跨群体团结提供了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