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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布克奖得主达蒙·加尔格特:放弃特权是解决南非问题的方案吗?

在《承诺》中,加尔格特通过40年来的四场葬礼记录了种族隔离后南非的衰落。

达蒙·加尔格特在伦敦的2021年布克奖颁奖礼 图片来源:David Parry/PA Wire

“我已经习惯了不获奖——这是我的打算,也是我的心理准备,”沉默寡言的南非小说家达蒙·加尔格特在他的第九部小说《承诺》(The Promise)获得布克奖后的第二天早上说。他以前曾两次入围,凭借2003年的《好医生》(The Good Doctor)和2010年的《在一个陌生的房间》。他认为整件事“令人深感不安”(他的母亲已将他的详细联系资料提供给南非的记者),他说前一日的颁奖典礼感觉一点也不真实,“就像被打中头一样。显然,对于这本书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夜晚,所以我很难对此不满意。”

这位57岁的作者本人身材瘦小(他是一位坚定的瑜伽修行者),谈话中严肃而有礼貌,但小说中变幻莫测的狡猾叙述者的尖锐声音显然也属于他。《承诺》通过40年来的四次葬礼,以创新的风格描述了一个南非白人家庭的故事,记录了种族隔离后南非的衰落。这可能更像是JM·库切的作品,而不是理查德·柯蒂斯的作品,但加尔格特的“四次葬礼”却出人意料地有趣。(这家人被称为斯瓦特,在南非荷兰语中是“黑人”的意思,正如他所说,是“一种内部黑话”。)除了《伦敦书评》最近的一篇“批评”之外,这部小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比如一位评论家在书评开篇写道,“令人惊讶的是,很多小说家都非常优秀,但只有少数是杰出的。”

通过一系列葬礼来讲述故事的构思是在一次午餐酒后出现的,在那次午餐中,一位朋友用一系列家庭葬礼的轶事来“取悦”他:“间接吸引了我。”小说最本质的“承诺”的冲突——母亲临终前,希望她的黑人仆人萨洛米能得到她在家庭农场居住多年的小破屋——也是受到一位朋友的启发,这位朋友的家庭和小说中的斯瓦特家一样,“是历史悠久的南非白人家庭风格”,想办法不履行类似的承诺。

《承诺》

小说自1986年始,以2018年结尾,违背承诺的想法巧妙地贯穿始终。四场葬礼大约相隔40年,在南非近代史上也意味着四位总统。加尔格说,“和其他人一样,对从波塔的黑暗时代到曼德拉的黄金时代运动,我感到难以置信的兴奋,尽管其中总有一些不真实的意味,然后进入姆贝基时代的模糊地带,最后来到祖马统治时期的灾难。”

他本并不打算发表任何政治声明,而是将国家情绪作为故事的“背景墙纸”,将1995年的橄榄球世界杯、艾滋病毒、暴力犯罪增加和气候变化的影响纳入其中。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本小说的发展轨迹是向下的。加尔格回忆道,“我们在1994年拥有的承诺感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承诺几乎已经消散了,我们现在的情况并不乐观。”

书中几乎所有的角色都未能实现他们的承诺,尤其是作家安东,他和作者一样,大约同一时期在比勒陀利亚长大。“种族隔离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服务于像安东这样的人,”加尔格特说,“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拥有特权和权力。我认为这种承诺对南非的白人男性来说可能已经消失了,但这并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安东超凡脱俗的妹妹阿莫尔决心确保他们母亲的遗产得到尊重,他们之间的分歧反映了南非白人面临的困境:“她的解决方案是放弃她的遗产,我想这确实是一种方式,但这是解决南非问题的方案吗?”他问道,“你如何能放弃你的特权?你不可能像在衣帽间那样把它交出去。”哥哥和妹妹代表了加尔格特自己矛盾心理的两面,在“利己主义和不厌恶权力的束缚,与放弃权力的冲动”之间纠结。

尽管充满死亡、腐朽和失望,但写作这部小说“非常有趣”。虽然乔伊斯、伍尔夫和福克纳对他的影响很大,但费里尼也是——他还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加尔格特在写初稿时遇到了障碍,他休息了一段时间,写了一个电影剧本,他向所有遭遇写作障碍的人推荐这个做法。“语言是电影中最不重要的元素,”他说,“没有人关心语言,这很奇怪,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小说家,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语言。”相反,他发现“摄影机的眼睛是自由的,它可以关注场景的任何地方”。

《在一个陌生的房间》
 [南非]达蒙·加尔格特 著 李安 译
中信出版集团|楚尘文化 2016-7

书中我们唯一没有涉足的地方是萨洛米的内心,她对她周围的人来说是“隐形的”,这种沉默是故意的。“像萨洛米这样的人在现代南非仍然无法发声,”他说,“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正是南非目前问题的核心所在。”

詹姆斯·伍德在他的《纽约客》评论中写道,《承诺》比库切的《耻》更悲观,后者在1999年赢得了布克奖,作为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暗淡写照,受到了一些批评。在不想参与任何“悲观主义竞争”的情况下,加尔格特确实不记得曾经对未来感到如此绝望。他认为,新冠疫情期间的政府腐败已经把南非“推到了未知的边缘”,“我们习惯于政客邀功的想法,但政客在这种情况下邀功似乎是绝对的道德败坏,我认为这使南非在财政上破产了。”

加尔格特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大,他和他的家人在比勒陀利亚过着“普通的郊区生活”,他形容那里就像是“整个种族隔离机器的神经中心——不是一个适合成长的地方”。但在他六岁时,他差点死于一种黑人儿童通常会患的淋巴瘤,这意味着直到处于昏迷状态时他才被诊断出来。

他的康复使他成为一个“医学奇迹,总是被推出去参加医生会议等等”,他认为这导致他在公共场所会感到焦虑。“昨晚在舞台上,我感觉好像我又成了一个医学标本,”他说。但他也认为,因为康复期间“没有手机或视频”,别人长达数月读书给他听,这使得他成了一名作家。“从我热烈爱上了故事,到想要自己创作故事,只是短短的一步。”到了高中,他写了两本“非常糟糕的小说”,这成为他的第一本小说《无罪的季节》,在他17岁时出版,“现在让我有点尴尬。”

如今,加尔格特独自生活在开普敦,享受着“安静的生活”,并希望这种生活能基本不变地继续下去。“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认为生活有些预期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实现,但通常都不会,”他对自己的性格进行了反思。在第一部小说出版40年后赢得布克奖,并且是第三次被提名后得奖,他肯定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期许。

(翻译:李思璟)

来源:卫报

原标题:‘How do you give up privilege?’: Damon Galgut on his Booker-winning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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