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曼特尔

1990年代，来自乌干达中产难民家庭的穆萨·奥阔加（Musa Okwonga）获得奖学金进入伊顿公学学习，这所英国贵族学校培养了众多政治精英，一些著名的英国文学虚构人物也是这所学校的校友，像是作家佩勒姆·G·伍德豪斯的喜剧小说《万能管家吉夫斯》中的伯蒂·伍斯特和剧作家詹姆斯·巴里创作于1904年的《彼得潘》中的胡克船长。今年4月奥阔加出版了他的新书《身为其中一员：伊顿公学回忆录》（One of Them: An Eton College Memoir），书中阐明了当今英国社会统治阶层与承受统治的人群之间存在的脱节现象。

爱尔兰女作家克莱尔·吉根（Claire Keegan）的新书《几桩小事》（Small Things Like These），讲述了在一个爱尔兰小镇的边上有一座由修道院的修女们开办的“年轻女性培训学校”，实际上有不少年轻女孩被囚禁在里面并遭受虐待，而小镇居民对此采取了集体视而不见的态度。吉根用准确的语言恰到好处地写出了小镇居民的内疚和罪恶感。吉根文笔精妙，尤其善于运用简练睿智的语言来描绘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风云。

伊恩·兰金

苏格兰犯罪小说作家克雷格·罗素（Craig Russell）的小说《海德》（Hyde）以19世纪的爱丁堡为背景，在那里，一位名叫海德的侦探奉命追捕一个恐怖残忍而且可能具有超自然能力的连环杀手，与此同时他还要与自己心底的恶魔搏斗，这些恶魔包括情绪波动和突然进入梦境状态等。这是一部独具匠心的哥特式小说（the gothic romance，兴盛于维多利亚时代，以怪诞、神秘、超自然、阴郁恐怖和冒险等为主题的文学形式——译注），在罗伯特﹒史蒂文森的著名小说《化身博士》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些新的尝试。麦克范尼文学奖（McIlvanney Prize，该奖项规定参赛作家必须在苏格兰出生，或在苏格兰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而且他们的文学作品必须基本以苏格兰为创作背景——译注）将2021年苏格兰最佳犯罪小说颁给了《海德》，我对此没有异议。

在威尔·卡弗（Will Carver）的小说《贝雷斯福德》（Beresford）中，迷宫般的寄宿公寓变成了大屠杀的现场，房客们一个接一个以恐怖的方式被杀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能够制止这些血腥案件继续发生？卡弗运用荒诞派戏剧（Theatre of the Absurd，1950年代在西方戏剧领域兴起的一种完全背离传统戏剧规律的新型戏剧，也曾一度被称为“反戏剧派”或“反传统戏剧派”——译注）的传统手法来创作这部小说，不过他添加了惊悚的成分。这部小说非常震撼，故事有说服力，读起来令人感觉欲罢不能。对于那些想一睹为快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一定不会让人失望。

伯娜丁·艾瓦里斯托

乔艾尔·泰勒（Joelle Taylor）的诗集《C+nto和其他诗》（C+nto & Othered Poems），是近年来最令人感受到冲击力的原创诗集之一。这本部分自传体的诗集，是对女同性恋主题的反主流文化生活的探索，通过关注和赞赏那些面对充满敌意的社会仍然选择坚持真实自我的人，这本诗集挑战了社会上束缚和禁锢女性的观念。

还有两部令人印象深刻的处女作也能将我们带入新的文学领域：一本是凯莱布·费米（Caleb Femi）的《穷人》（Poor），这本小说聚焦伦敦南部住宅区里年轻黑人男性的生活，作家童年时也生活在这里；另一本是凯莱布·阿祖马·纳尔逊（Caleb Azumah Nelson）的处女作小说《开阔水域》（Open Water）则对艺术和一对年轻夫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虽然简短，但富有诗意而且充满智慧的思考，这部小说同样是以伦敦南部以及佩卡姆地区为创作背景。

菲利普·普尔曼

2009年，伊恩·麦吉尔克里斯特（Iain McGilchrist）出版了《大师和他的使者》（The Master and His Emissary），这本书对人类左右半脑两种典型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深入研究，书中还包括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验证。现在他又出了新书《事物的实质》（The Matter with Things），对前一本书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并且阐明了以下问题：关注到事物的整体而非仅仅局部为何十分重要；分析为何应该在深入了解分析对象之后而非之前进行；相比左半脑狭隘而且基于理性规则的思维方式，右脑半球对经验开放且偏直觉性的思维方式为何在现实生活中更具指导意义。这本著作也展示出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优美清晰的散文文笔。

我用了十年的时间来理解和吸收麦吉尔克里斯特前一本书的知识和观点，而且我非常乐意用我的余生来好好研读他的这本新书，我相信一定能从中学到很多知识。

达蒙·加尔各特

我的大部分阅读都是回顾性的阅读，也就是说我不会读太多新近出版的书籍，我倾向于等待新书的一切喧嚣和尘埃落定之后才开始阅读。但是克莱尔·吉根新出的中篇小说《几桩小事》，我认为绝对值得先读为快，她的作品确实非常棒。

我非常喜欢莎拉·霍尔（Sarah Hall）的小说《波恩寇特》（Burncoat）。我认为她是个了不起的作家，她以一场突然发生的无名瘟疫以及随之而来的封锁为背景，构思了一个涉及心理推理的悬疑故事。未来我们很可能会迎来一种以新冠为题材的全新的小说流派，而霍尔将会是这一流派的先锋。

玛丽娜·沃纳（Marina Warner）

在因疫情而封锁的那段孤独的日子里，我发现了石黑一雄的小说《克拉拉与太阳》。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注定将“慢慢消亡”的“人造朋友”的故事，读后感觉辛酸深刻，同时非常具有预见性。这场病毒大流行中断了一场名为《植物学思维：艺术、神秘主义和宇宙之树》（The Botanical Mind: Art, Mysticism and The Cosmic Tree，伦敦卡姆登艺术中心主办）的展览，但策展人吉娜·布恩菲尔德（Gina Buenfeld）和马丁·克拉克（Martin Clark）出版了一本书，探索了跨越大洲和世纪的有关生命意识与灵性的传统。在《话语的漩涡/世界的漩涡：由在伦敦使用的94种语言创作的诗歌》（Swirl of Words/Swirl of Worlds: Poems from 94 Languages Spoken Across London）一书中，诗人兼编辑斯蒂芬·沃茨（Stephen Watts）带领我们聆听这座城市壮丽的众声喧哗。

戴维·黑尔（David Hare）

《第九街的女性》（Ninth Street Women）共有700页，所以你需要大量的时间——不仅仅是阅读，还需要思考。玛丽·加布里埃尔（Mary Gabriel）在书里重现了1950年代纽约格林威治村的那个非凡时刻，当时海伦·弗兰肯塔勒（Helen Frankenthaler）、琼·米切尔（Joan Mitchell）、格蕾丝·哈蒂根（Grace Hartigan）、伊莱恩·德·库宁（Elaine de Kooning）和李·克拉斯纳（Lee Krasner）都是年轻的前卫女画家，那时并没有人意识到她们后来的名气和财富。这本书读起来既有趣又鼓舞人心。

雷文·蕾拉妮（Raven Leilani）在她的处女作《光泽》（Luster）中嘲笑那些超级聪明的人往往会做出有悖常理的事。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完全理解了她的意图，但是我的天啊，她写得真是棒！

阿莉·史密斯

要得到一本女画家艾琳·阿加尔（Eileen Agar）的回忆录《回首人生》（A Look at My Life）并不容易。这本书出版于1988年，今年我没能去伦敦参加白教堂画廊的艾琳·阿加尔作品回顾展，但是我读了这本书。这本书写得真精彩，热情洋溢、生动有趣而且十分坦率，就像她创作的艺术一样蔑视权威、充满质感而且丰富多彩。这本书的开头第一句写道：“1899年12月，我头朝下从我母亲的身体里滚了出来。”在书的结尾她说：“我希望在我光芒闪耀的时刻死去。” 在詹妮弗·希吉（Jennifer Higgie）那本精彩的小说《镜子与调色板》（The Mirror and The Palette）中也提到艾琳·阿加尔，那本书揭示了一段至今不为人知的有关女性自画像的历史，这段历史本身就相当丰富多彩，将会持续不断地给读者带来惊喜。

但是我为今年的书单推荐的是一本薄薄的处女作诗集，《四十个名字》（Forty Names），作者是年轻的阿富汗女诗人帕瓦纳·法耶兹（Parwana Fayyaz）。“没有人想知道/真正的故事是什么。” 在这样的时代，她的诗如同未遭破坏的水源一样清澈，呈现出了一个诗人应有的勇气。她的诗就像其中记录的“残酷的历史”一样令人难以忘怀，也像其中所赞美的生命一样令人受到鼓舞。这本诗集是对这类题材的一次平静的开垦，堪称杰作。

杰夫·戴尔

《柏林日报》前编辑兼记者哈拉尔德·亚纳（Harald Jahner）的《余波》（Aftermath）对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状况进行了令人震惊的描述和细致入微的分析。这本书是对过去那个时代的审慎细致的调查，读的时候我感觉就像读到了目前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的前奏。不过今年最大的阅读乐趣来自我对女作家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笔下那个有黑暗也有光明、既平凡又精巧扭曲的世界迟来的发现，从《捉迷藏》（A Game of Hide and Seek）和《天使》（Angel）开始，她的每一本小说我都快速地读下去。遗憾的是，维拉戈出版社重新再版了这位长期被低估的作家的全部小说，那些书的封面虽然漂亮但都十分乏味，很难吸引新的读者进入她笔下扭曲的世界，进而领略阅读的喜悦。

科尔姆·托宾

爱尔兰诗人德里克·马洪（Derek Mahon）去世一年后出版的《1961-2020年诗选》（The Poems 1961-2020），展现了他丰富的才华，他的诗有拘谨也有随意，时而诙谐时而忧郁，极简抽象的同时又让人感受到宏大开阔的意境。克莱尔·吉根的新书《几桩小事》，非常注意用词的精确和行文的节奏感，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一个小地方的普通人生活中的故事，渐渐演变成为对最棘手的社会现象进行勇敢而深刻的探讨。纪尧姆·杜斯坦（Guillaume Dustan）是一位公开其同性恋身份的法国作家，《纪尧姆·杜斯坦作品第一卷》（The Works of Guillaume Dustan Volume 1）收入了他的前三部引人入胜的短篇小说，这三部小说都专注于对同性恋行为进行深刻而准确的描述，通过暗示的写法呈现了小说主人公丰富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这是一本非常适合同性恋男孩在冬日夜晚阅读的好书。

理查德·J·埃文斯

今年我最喜爱的历史书籍是英国女作家、历史学家亚历克斯·冯·滕泽尔曼（Alex von Tunzelmann）的《坠落的偶像：创造历史的十二尊雕像》（Fallen Idols: Twelve Statues That Made History）。这是一本专门研究著名雕像的书，非常具有时效性，文笔流畅，读起来轻松有趣。书中所关注的不仅包括那些在2020年破坏塑像浪潮中被推倒的雕像，也包括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间被推倒的雕像。这本书将当下激烈的“文化战争”置于一个更为广泛的背景之中，并且为各种文化辩论注入了非常必要的正确认识。我为今年的书单推荐的另一本书是丽贝卡·隆克莱恩（Rebecca Loncraine）的《飞越天际：一段滑翔的旅程》（Skybound: A Journey in Flight）。

我清楚地记得1990年代初隆克莱恩在伦敦读本科时我教过她，最近我震惊地发现她竟然已于2016年英年早逝。在《飞越天际》中，她告诉读者自己应对被确诊患癌的方法是开始尝试滑翔飞行，她越飞越高，飞越了威尔士的众多山岭，最终飞上了喜马拉雅山。她用这本不仅富有诗意而且鼓舞人心的书超越了可怕的病魔。

奥利维娅·莱恩

英国作家菲利普·霍尔（Philip Hoare）的每一本书都非常吸引人，他的新书《阿尔伯特与鲸鱼》（Albert and the Whale）也令我深深着迷。这本书追寻德国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阿尔伯特·丢勒的一次出海看鲸鱼的航行，记录了他所看到的壮美的大自然奇迹。说到小说类，我觉得没有什么书能超过英国女作家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的《第二场所》（Second Place），这部小说以紧凑的文笔讲述了一个有关生命的创造力和男性权力的故事。我也喜欢乔·哈米亚（Jo Hamya）的处女作《三个房间》（Three Rooms），这部小说写得很好，集中表现了年轻的“租房一代”在为生活成本艰难奋斗时的愤怒和无奈。企鹅出版社今年重新出版了连·戴顿（Len Deighton）的全部经典间谍小说，整整一周的时间我沉迷于这些书中，我认为其中最出色的一部就是《SS-GB》，这本书虚构了一个二战失败后被纳粹征服和统治的英国，戴顿用精彩的文笔不动声色地为读者呈现了残酷的现实。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

大卫·皮斯（David Peace）的小说《东京归来》（Tokyo Redux）是他非凡的“东京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这部小说同样具有皮斯的粉丝们所熟悉的写作手法：大胆的构思、复杂的情节、强烈的地方感，同时渗透出人性的温馨。他在刻画人物方面的天赋也令人惊叹，小说讲述了美国占领时期从日本肮脏的内部社会中浮现出来的一个阴暗犯罪谜团——这是一本读起来令人非常享受的小说。卡萝·安吉尔（Carole Angier）的《讲述，沉默：寻找W·G·塞巴尔德》（Speak, Silence: In Search of WG Sebald）是一本未经书中主人公授权的人物传记，由于主人公的遗孀和女儿的不合作，安吉尔的写作遇到了不少困难，她们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索引中。尽管如此，这本书成功地讲述了21世纪最伟大作家之一的W·G·塞巴尔德的生活以及他为写作而说出的谎言，读起来引人入胜。

西蒙·温切斯特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在阅读上有两个发现，都十分令人欣喜。第一个是美籍葡萄牙作家理查德·曾尼斯（Richard Zenith）写的传记《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该书对令人惊奇的葡萄牙诗人、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的生活进行了权威的描述：佩索阿生前曾用60多个笔名写诗和写书，他有超过2.5万篇遗作放在一个锁着的木箱里，后来在里斯本被发现。这本传记堪称本世纪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文学传记之一。第二个发现是当所有美国人都在等待已经86岁的作家罗伯特·卡罗（Robert Caro）完成他的鸿篇巨制《林登·B·约翰逊传》（Lyndon B Johnson）的第五卷，也是最后一卷时（这部长篇传记他已经写了40年，还能继续写下去吗？），我们从聊天中得知了他最喜欢的小说家的名字：竟然是几乎已被世人遗忘的故事大师、英国小说家内维尔·舒特（Nevil Shute）。我过去常常从英国博茨图书馆借阅舒特的书——现在已经几乎不可能找到了。也许大西洋彼岸的鲍勃·卡罗（鲍勃·卡罗是罗伯特·卡罗的昵称——译注）对舒特出人意料的支持，会促使那些书籍的回归，舒特的小说真的每一本都非常棒。

（翻译：郑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