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马瑙和尼古拉·特维尔利最初将这本书命名为《即将到来的大隔离》，他们卖给出版商的这个想法听上去不错。两位记者甚至为这本书安排了一个戏剧性的开场——一场模拟疫情。马瑙说，“我们想看看，如果一场疾病席卷美国会发生些什么。”

但你懂的……于是他们的新书更名为《直到已证安全：隔离的历史与将来》（Until Proven Safe: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Quarantine），探讨了几个世纪以来的隔离问题。他们最初的研究就需要寻找一位亲身经历过隔离的人（他们找到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位医生），但实际上，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写于新冠疫情导致的封锁期间，作者也由此掌握了大量的资料。

《直到已证安全》中记述的历史教训有助于我们厘清2020年哪里出了问题，以及在下一次封锁之前需要做出哪些改变——正如作者所言，下一次封锁一定会到来。美国去年的“就地避难”措施是大规模隔离的尝试，但书中引用的一位专家说，如果美国早一点引入严格的封锁政策作为广泛的隔离措施，或许可以拯救许多生命。“美国只是没有这样的决心，”这位专家告诉他们，“这让人很惭愧。”

2020年，“隔离”（quarantine）一词经历了使命蠕变：从封闭的医院病房，到健康者居家办公，“隔离”可以用于一切场合。马瑙和特维尔利对其给出了一个中规中矩的定义，即某人接触过传染病但尚未确诊——并不指确诊患者的隔离（译注：这种情况在英文中用isolation）。马瑙说：“人们经常提到伤寒玛丽（译注：20世纪初一位携带伤寒病毒的无症状超级传播者，一生致52人感染，7人死亡，被隔离27年），但她是被确诊隔离（isolation），而不是社交隔离（quarantine）。”特维尔利补充说，在疫情期间，对于这两者的处理有很多相似之处。

两位记者最近才在洛杉矶发表了视频讲话，但他们早在2009年在澳大利亚野餐时就开始思考这个话题了，他们在那里看到了一间由老旧隔离点改造成的温泉酒店。“那个时候看来，隔离就像是另一个世纪的事情，像是旧时代的方法，”马瑙说，“但我们很快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一开始选择那个标题，是因为我们觉得隔离会变得更加普遍，而不是更少见。”

为保证文章的简洁和清晰，以下采访内容经过编辑。

你们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写一本关于隔离的书？

马瑙：人类正在走进自然，正在遇上他们此前从未见到过的微生物和疾病。然后他们登上飞机，把病毒带到莫斯科或者洛杉矶。我们没有针对这些新兴疾病的疫苗，为了控制疾病爆发，隔离将成为我们唯一能做的事。

特维尔利：隔离这个问题很久都没有被重新思考过了。我们本想向世人发出警告，这一切即将到来。然后，它就真的来了。

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谁？

特维尔利：我们希望广大的读者都能去阅读这本书。隔离塑造世界的方式是很有趣的，既然我们全都经历过隔离了，再读这本书会有一种不同的趣味。不过我也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够去读这本书，这样在下一次再实施隔离政策的时候，我们就能设计出更好的制度。

书中提到了纽约的霍夫曼岛和斯温伯恩岛，在19世纪霍乱肆虐时期，通过埃利斯岛抵达美国的移民，有感染迹象的都会集中在这两座岛上隔离。这种政策成功地阻止了疾病进入城市，但让所有人都挤在不安全的环境中也并不公平。相较于当时，我们是否有所进步？

特维尔利：我们还是没有吸取教训。难点在于认真思考个人隔离与大规模隔离之间的关系。我们采访过的人曾设想过如何改革隔离措施，实现对少数人的隔离，保障被隔离者的安全、公平和合法权益。但是还没有人思考过大规模隔离应当如何运作。我们在奥马哈新的联邦隔离点开放之前就去参观过，很显然他们并没有想到美国需要隔离超过20个人。

马瑙：我认为美国社会并没有在隔离上取得什么进步。希望新冠肺炎能让我们花点时间思考隔离问题，争取下一次做得更好。

你们在书中写到，不管是在遥远的过去还是在近几年，比如2014年的埃博拉，人们会习惯恐慌、曲解事实，并相互指责。在这个高度分裂且不信任加剧的时代，我们下次能否做得更好？

特维尔利：看到眼前的例证活生生地演绎着我们的研究结果，着实令人感到震惊。总是有一个群体会被污名化——去年人们就开始污名化亚裔。

马瑙：这取决于你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同样的事情会一遍又一遍地出现。美国疾控的很多规划都制定得非常详细，但我们并没有实施。其他国家反而实现了其中的部分措施，比如韩国。

特维尔利：一位专家告诉我们，他去年之前犯的错误就是没有想清楚政治会如何影响防疫措施的实施。

马瑙：在恰当的政治环境下，社交隔离、检测、追踪和确诊隔离都能更好地落实。美国只是没有这么做罢了。十年后我们还会有另一场流行病，这些问题到那时还是会存在。

信任隔离举措是合理的吗？

特维尔利：信任是隔离问题中的一件大事。

马瑙：如果我们的防疫工作能做得像地震、飓风和龙卷风的准备工作那样，防疫就能变得正常化。你在机场看到一间龙卷风安全室，就不会认为自己身处反乌托邦世界。沟通和获取人们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公共卫生的措施被表述为是监测，但事实上要了解一种疾病是否在社会中流传开就是需要数据点的。

如果我们去年有一个足够重视疫情且有能力的总统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还是说美国的个体主义文化是不可克服的？

特维尔利：可能会好一些吧，但是模拟实验已经预测到了结果。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强大的公民文化了，没有公众，何谈公共卫生呢。人们把自由与随心所欲混为一谈。关于自由的含义，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更理智的对话，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而且，在极度不平等的社会中，隔离是很难公平实施的。所以我们面前障碍重重。

马瑙：许多美国人宁愿把基因信息给基因检测公司，也绝不会给美国政府。在现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下，如果有家公司介入疫情，推出自己的私有隔离计划，很大一部分人都会选择相信他们，而不是相信国家。

这很令人沮丧。我们注定要失败吗？我们从悲观主义开始吧。

马瑙：乐观主义的答案是，如果能根据每个地区的具体文化习俗和不同的家庭规模来制定隔离计划，我认为是可以取得成功的。

特维尔利：一位研究人员说，如果你把某件事作为一种选项，那它就更容易被接受。隔离总归是有缺点的，它永远也做不到完美。但它也不必是完美的，就像不必把曲线拉直。但隔离确实需要改进，我们这本书的重点就在于让人们知道如何改进它。

（翻译：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