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大多数时候，医生告诉我们的似乎都是坏消息，因此当医生说出“病人家属，请来一下”时，家属们多少会有些战战兢兢。对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王兴来说，传递坏消息确实是医生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但医生可以用一种更有温度和人文关怀的方式去帮助病人和家属面对坏消息，与医生一起找到最佳治疗方案。

这或许是王兴从事医疗科普写作的重要原因。从2012年起，他开始在忙碌工作之余撰写科普文章，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他陆续出版了《肺话》《怪医笔记》《癌症病人怎么吃》《胸腺外科学》（英文版）等作品，眼见越来越多同行从一开始的不理解、不支持到积极参与科普工作。王兴认识到，在社交网络发达、医疗咨询触手可得的当下，医生时时刻刻保持高冷的专业形象反而不利于获得病人的信任——很多情况下，病人需要切实具体的指引，尽管有些建议或许在医生眼里并不完全具有科学性，但如果医生闭口不言，反而会把病人推向网络谣言和伪科学。

王兴的新书《病人家属，请来一下》日前出版。在这本书中，他没有过多谈及癌症要怎么治，而是着眼于治病这件事应该怎么办，比如收到癌症诊断书后要不要告诉对方，医生让选择治疗方案时该怎么办，如何说服父母定期体检、去医院体检好还是去体检中心体检好等等我们在与医院打交道时都有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他相信，我们对这些医院“行业内幕”了解更多，就能在就医时更加从容，更好地与医生沟通。新作出版后，王兴接受了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的采访，与我们谈及他从事医疗科普写作的初衷、他眼中理想的医患关系、患癌的概率，以及医疗领域容易被忽视的女性问题。

01 网络时代的医患关系：医生主导专业，病人有效互动

界面文化：在写作过程中，你如何把握医疗科普写作的可读性和学术严谨度之间的平衡？

王兴：我之前的几本书硬核科普更多一些，但在《病人家属，请来一下》中，除了硬核的干货科普之外，我会往人文方面进行引导，向读者介绍实操层面的事情。比如我们应该以怎样的频率做体检？应该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体检项目？老人不愿意做体检怎么办？是去医院还是去体检中心做体检好？

在实操层面，医生可以给出很多建议，但我做了一些更谨慎的取舍，不会直接说A就是比B好，而是给出一些行业内部人员的真实看法，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行业内幕”，读者可以根据这些公开的行业内幕做出合理的选择。

我不会太忌讳我说的是不是100%具有科学性。因为我发现，临床中如果不告诉病人应该怎么做，病人反而会走到歪路上。举个例子，手术过后，病人问有什么忌口，应该注意什么，医生说没有，病人真的就完全放心了吗？病人会上网查，“术后只能吃鸡蛋不能吃鸭蛋”之类的说法都不是来自医生。如果医生告诉病人一个很明确的、符合康复需求的做法，比如手术后每天吃四个鸡蛋、每天散步两三公里或爬十层楼，病人会很好地完成。我有时会建议医生不要完全基于医学要求不给病人任何“抓手”或“救命稻草”，你可以适当根据你的经验给出合理方法，会让病人更相信医生而不是互联网上的伪科学。

在临床医生的思考方式中，既要基于科学依据下判断，也要根据病人的性格、家庭甚至信仰给出适合TA的康复手段，这才是更有人文关怀的做法。紧跟指南的不一定就是好医生，太简单机械，缺乏担当、思辨和人文关怀。

界面文化：在医院环境中，患者往往是无助的，需要仰赖医护人员的权威和责任，在治疗过程中保持耐心和对艰深医学的某种信仰。日益专业的医学术语对病人来说越来越陌生。但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在网上获取医疗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医生的权威，而且目前出现了一种让病人自主选择治疗方案的潮流，这让医患关系愈发复杂了。你认为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在理想状态下应该是怎样的？

王兴：国内外目前都有“家长式医疗”和“民主式医疗”两种模式。家长式医疗指的是医生主导决策，是目前主要的医疗模式；民主式医疗指的是医生把所有信息告诉病人，比如提供ABC三种选择，A的治愈率为70%，B为50%，C为30%，医生和病人共同商量，病人做出选择后医生来操作，病人来配合。

事实上，目前大多数情况介于两者之间——医生在给出方案后会表明一些倾向性，病人按照医生的倾向去做。也有一些情况是，家属提出一些不完全符合医疗判断的要求，比如医生要求手术后补充蛋白质，家属提出病人茹素，是否可以补充植物蛋白，或病人家比较远，是否可以多住两天院。病人家属提出诉求后，医生大多数时候是愿意配合的，这种民主式的互动模式比较能让所有人满意。如果我是病人家属，也希望能够和医生商量，在专业方面我相信医生，我提出的其他方面诉求也希望医生能考虑进去。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我写《病人家属，请来一下》的目的是帮助病人家属朝这个方向努力，帮助他们了解与医生打交道的合理话术，懂得如何管理医生的情绪和做法，以此促进更美好和谐的医患关系。当下我们不主张医生搞“一言堂”，患者可以从网上查信息，会对医生的话表示怀疑，甚至拿出很多网络消息或谣言和医生争执。在这种情况下，医生要保留医疗专业上的权威感，但患者和家属也需要明白，你查再多文献也不代表了解行业内最主流先进的看法，而且大多数人查到的文章或许根本谈不上文献。

所以，我不建议病人家属在就诊前查过多的单一信息，更重要的是在就诊过程中把医生讲的东西听明白，然后根据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去查资料。如果抱着一种“我要打败医生”或者“医生不如我”的想法，就会觉得就医很费劲。如果你不相信一位医生，可以选择多看几位医生。选择一位医生意味着你认可TA的专业度，后续要做的就是充分信任、积极配合。我们希望的是让医患关系找到平衡点——医生主导专业，病人在生活和实际操作上能够与医生进行有效的互动。

02 医疗资源紧张背景下的彼此理解：病人了解医生工作逻辑，医生适当增加问诊时间

界面文化：对医生来说，患者与医生之间的良好沟通是怎样的，你本人是如何处理医患关系的？在中国，地域、阶层、文化、教育水平的差距巨大，我相信这给医生造成了巨大的沟通上的挑战。你是如何克服这些挑战的，特别是如何处理病人不信任的问题？

王兴：医生问诊方式和治疗方案的沟通，很难因为病人的阶级、文化、教育背景不同而做出改变。我们的确更愿意和理解力、配合度更强的患者和家属交流，如果发现病人很难有效沟通，一般会选择更换交流对象，比如如果病人的女儿过于急迫焦虑，我们可能会选择和其儿子或妻子沟通。

也会遇到病人觉得医生资历尚浅而不信任的情况，我觉得作为医生不应太过放在心上，要把精力投给更愿意相信你的病人。医生都是从基层做起的，在每一个层级都应做好每一个层级应该做的事情——住院医师要把每一次换药换好，每一次问诊问清楚；主治医师要把每个病人管理好，每次出院复查安排好；等我当了副主任、主任，能够独立掌控病人的开刀或治疗时，我当住院医师时负责过的很多病人也一直非常信任我。

门诊五分钟，其中四分钟花在沟通和建立信任上。医生选择信任病人，病人选择信任医生，要相信医生的结论是建立在认真负责的基础之上。如果缺乏信任，医生就算花两个小时解释为什么目前不用开刀，也不如挂黄牛号找大专家得出同样结论让病人觉得可信。信任是医患之间的第一道桥梁，后面才是知识和决策。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出，目前医疗资源紧张、医疗工作者工作强度大，大多数医生其实是无法为病人提供“情感劳动”的，比如花时间安抚病人和家属的情绪。在系统性问题暂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你认为病人和医生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态度与预期，共同促进一种更好的医患关系？

王兴：我们没法立即改变系统性问题，但可以思考如何在现有情况下做哪怕一点点改变，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可能的方向。

第一，建议病人家属理解医生的工作和报酬模式。门诊对医生来说是一个筛选病人而非治疗病人的场所，门诊医生所做的是把需要住院或更复杂治疗的病人筛选出来，把暂时只需住家观察的病人送走。某种意义上来说，门诊是医生的“义务劳动”，收治病人之后的工作才是重点。门诊医生倾向于以“是/不是”的收拢式问答，以便很快做出判断。病人在门诊提出的问题也可以偏收拢型：我的病是良性还是恶性？下一步需要观察还是手术？需不需要吃药？问这几个问题基本就足够了。如果你问为什么会得病、为什么家人没得但我得了、有什么忌口，就不属于医生擅长且愿意回答的问题了。

第二，对于医生，我的建议是适当增加问诊时间。训练有素的医生可能两秒钟就能在一张片子上看出问题，但病人的预期是你要更仔细地看。医生如果适当多给一些时间——虽然对医生来说没有意义——病人的感受就会截然不同。我经常建议医生看片子时不要问病人要报告，而是从头到尾看一遍片子并告诉对方你发现的问题，比如“我觉得你的片子上左肺上叶有一个结节”，你讲的东西和病人手里的报告对上，他会觉得医生很懂很用心，在病人心中的地位和信任感会陡然上升。

最重要的是，医生要把自己的主业做好。要细致靠谱，比如检查能开对就开对，不要让病人反复跑。如果沟通很到位，业务不靠谱也不行。有些医生业务能力很强，对病人的态度很一般甚至会怼病人，但病人和家属也会很配合，因为他们知道你是为自己好。医生有不同的性格，把业务做扎实，提升诊疗效果，才能给病人最好的感受。

03 面对运气与金钱的不平等：既让病人满意，又尽力让其家庭继续运转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一个概念，“癌症是一种运气不好导致的疾病。”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很多人来说难以接受的概念。在养生概念大行其道的当下，健康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个体努力的结果，疾病被认为是个体的“不负责任”所致。最重要的是，如果把癌症当作一种“坏运气”，会让人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感。我们应该怎么面对癌症呢？

王兴：这个问题很好，也有很多读者反馈说，看到“癌症是一种坏运气”感到悲凉，人生好像没什么希望一样。首先，从科学上讲，数据告诉我们美国就是有1/3的人一生当中会患一次癌，在中国这个数字是20%。我们接受人类平均寿命增加到80岁以上甚至即将迎来百岁人生，那是否也要接受伴随年龄增长出现的并发症呢？这是一个我们无法改变的大前提。但“坏运气”并不是说当下100个人里有20人今年就会得癌症，说的是一生的概率——累加概率之后，人们到六七十岁之后患癌的概率会提升，所以癌症还是一种老年病。在寿命足够长之后，抽烟、喝酒、吃烧烤、肥胖等因素在累积足够长时间后就可能需要“还债”，比如抽烟者比不抽烟的人患癌概率高20倍。

知道这一点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量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可能减少患癌概率。当概率减到足够低，我们可能更容易成为那个幸运儿。

界面文化：我们能获得怎样的医疗服务往往与金钱和阶级有关，富人总是能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最先进的治疗方案。你怎么看健康的不平等问题？病人家属要如何说服自己在选择医疗方案时“量力而行”？

王兴：在书里，我把这个问题抽象成一个病人有怎样的经济水平医生就推荐怎样的治疗方案，看起来会有一种生命不平等的感觉。没钱的病人就不配知道更先进的治疗方案吗？这是一个伦理问题，实际操作过程中其实没有那么武断。

首先医生会看病人家属的意愿。如果病人家属说买了保险不缺钱、什么好的治疗手段都可以用，医生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也有病人会直白地说家中经济情况不太好，能不能多做一点医保能够报销的检查，尽量控制费用，医生自然就知道了TA对治疗费用的看法。医生内部也会想办法为病人降低治疗费用。我的一篇论文论证了如何省掉PET-CT检查（目前这项检查在国内的费用是7000-8000人民币），外国评审人觉得奇怪，他们不知道这项检查在中国是自费的，很多病人愿意花更多时间、做更多可报销费用的检查，来减少这一项检查的使用。

比较纠结的是，病人和家属虽表示无论花多少钱都愿意治疗时，医生给出建议也会为难。此时的正常做法是把所有治疗方案给对方，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不断磨练情商。有一个现实案例：病人家属说不差钱，我们建议使用进口药，家属问哪个疗效好，我说进口药总体而言稍微好一点，但差别不大。在得知进口药一个月要六七万、国产药一万上下时，家属很犹豫，说要和其他家属商量一下，又反复询问国产药是否会有副作用，万分纠结。医生此时明确知道这个女儿确实有困难，打工人没有那么多钱，但又想给爸爸用最好的药，不想爸爸受罪，就咬咬牙仍选择了进口药。一天后我们告诉她，进口药医院需走3-4个工作日的流程，她立即表示那不如马上用药，最后更换了国产药。就这样，我们让病人家属找到了一个心理调节的出口。

如果治疗效果真的有很大差别，医生肯定会告诉病人家属，但如果选择差别不是那么大，我们也会努力让病人和家属不被道德绑架，好像用便宜的药就是不孝顺，不舍得给爸妈花钱。我们努力想要让家属减轻心理负担，尽量让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打工人不至于卖房看病，尽力找到一个平衡——既能够让病人满意，又能让家属的家庭合理运转、好好生活。我建议医生能够给病人一些温暖的出口，让他们能够做出一些不基于金钱的选择。

04 医疗领域的性别不公：失去照顾和保护的母亲，需要一份身体检查

界面文化：前段时间央视“国际肺癌日”报道指出，肺癌居我国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的第二位。你在书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指出厨房油烟也许是女性患肺癌的重要原因，因为很多女性在独自照顾孩子时常常为了及时观察到孩子的动静而不开油烟机。读到这个细节时我有些五味杂陈。

王兴：有一个读者告诉我，他妈妈不是没开油烟机得的肺癌，而是因为家里隔音不好怕打扰他学习，把门关起来闷在厨房里做菜，最后得了肺癌。他也觉得回过头去看很歉疚。很多母亲为了孩子和家庭牺牲良多。

界面文化：医疗领域的性别不公是近年来在网络上被讨论很多的话题之一，比如女性的疼痛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得到严肃对待（无痛分娩技术在我国迟迟无法大范围展开就是一个例子）。在医疗界内部对疾病和社会性别的关系有怎样的反思呢？

王兴：从我的专业来看，在肿瘤方面，女性排名第一的是乳腺癌，第二是肺癌。近年来女性的甲状腺癌和乳腺癌都是高发疾病，但这些病理论上都是比较好治的病，越早发现越好治。

在我们父母辈，男权文化影响较重，母亲更听父亲的话，在北方更普遍。当父亲说不用体检、花这个钱干什么时，母亲可能缺乏一些抗争手段或合理引导。假设国家拨款给民众做体检，或者体检的时候送一点米面油，女性就能更被鼓励去体检。当我们工作、组建自己的家庭，父母重新恢复二人生活的时候，他们的权责关系是不是更倾向于男性？我们的妈妈们可能在缺乏我们的关心的同时，也没有得到爸爸们充分的关心。在父母独处时，母亲可能反而失去了我们的照顾和保护。我们是不是可以主动给妈妈安排一份体检呢？数据显示，60-70岁的女性患癌特别多，比如说结肠癌、乳腺癌、肺癌。能够早发现的女性都是幸运的，治疗康复后还能活很久。为什么中国女性的平均寿命没有一些发达国家那么长，就是因为很多女性的疾病未能及早发现，演变成了会影响寿命的疾病。

界面文化：你提出的“女婿经济学”这个概念非常有趣，即“女婿”往往能够在病人医疗护理流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你强调了“女婿”这个角色不一定限于男性，但在论述中我感到女性在医疗方案选择中的话语权是偏低的，比如你说“女儿通常是最让医生头疼的”，在处理家庭事务上，“媳妇是相对最尴尬的角色”，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原生家庭还是在丈夫的家庭中，女性的决策力似乎都是被质疑的。你能再展开讲讲你对此的看法么？

王兴：我需要向广大女性读者澄清一下，我做出这个论断确实有个人经验作祟，每个人必须承认自己的局限性。但在临床当中，很多医生确实有这种感触，女性通常更容易被感情左右，可能向医生提问更问不到点子上。比如说女性总是会问这个病做手术疼不疼、做化疗会不会遭罪，这些问题我们很难回答。手术是会疼，但我们能解决，而且这不是我们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开刀，手术后对病人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没有批评女性的感性，每一个为患病父母落泪的女儿都让人感动，但我们建议女性先抽离出感性的角色，帮助医生做好决策，促进病人的康复。努力让自己有一些“女婿”的思维，既然选择信任医生，医生建议的事情就努力去完成，配合医生把病人的康复做好。我们希望女性在感性之余，能更“爷们”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