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按：在新浪微博留下一封遗书后，25岁的摄影师周鹏（网民鹿道森）自杀，遗体12月1日在舟山打捞上岸。这封遗书的每一个字仍可在网络上读到，在微博平台已有近25万评论和转发。这位陌生网友的受伤与绝望牵动着无数人的心绪，也让许多人从他的身上看到自己曾经的阴霾。寒夜里行路最终无力再坚持下去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被霸凌的遭遇是其中一角。鹿道森在遗书中提到自己“被排挤、被欺负、让下跪、被威胁”，只因他看起来像一个女孩子，“男孩子就应该调皮捣蛋，打架斗殴顺便出口成脏才能叫男孩子，太安静的人就是女的，要被叫娘炮。”

这也让人想到今年年初社交网络上对于“阳刚之气”的热烈讨论。起因是教育部于1月28日答复了全国政协常委斯泽夫于2020年5月提出的《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主张将“适度改进体育教育教学方法、形式，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培养，继续通过多种渠道新增体育教师。”斯泽夫在《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中指出，现在中国的青少年有柔弱、自卑、胆怯等现象，追求“小鲜肉”式的“奶油小生”，还表示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理，必将危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柔弱、自卑、胆怯”等词汇不仅负面，而且被与“女性化”联系起来，显现出该提案隐含着的性别刻板印象。

鹿道森自杀的事件让我们再次反思对儿童性别观的认识和教育——如果能够建立更开放、更平等、更宽容的校园性别环境，是否类似的悲剧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呢？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将体育教育视作培养“阳刚之气”的主要手段，不免让人联想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对男性力量和体育精神的强调。19世纪，英国学校首次引进体育，它被认为是男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国教牧师、社会改革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1819-1875）是体育进校园的主要推手之一，他认为，“在操场上男孩们能够习得书本无法教会他们的美德；不仅仅是胆量和耐力，还有更多冷静、自制力、公正、荣誉、对他人成功不加妒忌的真诚欣赏，以及优秀男人进入社会后所需的互惠互让精神。”据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历史系学生Josephine Jobbins的考证，1860-1880年间，英国公立学校被强制要求举办体育比赛，从小开始培养男孩的身体素质和男子气概。

事实上，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也是一个无比强调“阳刚之气”的时代，同时被后世历史学家认为是英国历史上享有最长久和平的时期之一——在种种经济、社会、文化变革中，一种新的男性理想取代了过去与“战士”形象相连的男子气概定义，且持续影响至今。它的定义、成因和折射出的社会群体心理给我们似曾相识之感。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剧烈变动的时代往往会引起男性对“性别失范”的焦虑，而“塑造男性典范”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也往往总是存在间隙。

工业革命、妇女运动与帝国扩张：重塑男子气概

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是怎样的？英国罗汉普顿大学（Roehampton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约翰·托什（John Tosh）认为，以下三个方面构成了1800-1914年英国的时代特征：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帝国扩张和日益尖锐的性别区隔。在这个越来越城市化、市场经济导向和工业化的社会中，一系列对男子气概的全新要求开始出现：这种被托什称为“布尔乔亚男子气概”（bourgeois masculinity）的男性理想发祥于中产阶级男性群体，并逐渐成为全社会的理想男性典范。

托什指出，19世纪的男子气概在两个方面体现出其“现代性”。第一，职业自豪感和职业道德被日益视作男子气概的核心组成部分——拥有一份有薪酬的体面工作首先成为英国中产男性的理想，一代人之后，工人阶级男性也开始接受这一理念。在丈夫赡养家庭、妻子居内持家的时代，养家糊口的责任被不断正当化、崇高化为男性的道德义务和自我实现渠道。

第二，家庭被男性赋予了更高的意义，维多利亚时期也因此被历史学家称为一个拥有“家庭生活崇拜”（the cult of home）的时期。人们开始将家庭/私人领域和工作/公共领域当作两个截然不同的场域，家庭被视作男性的庇护所——在市场竞争中奋力搏杀后，他们回到温馨的（有妻子精心照料的）家里，逃离喧嚣丑恶的城市生活和残酷的市场关系。

19世纪男子气概还存在一个不太被后世关注的方面，即暴力不再是一项被推崇的男性特质。直到18世纪，街头、酒馆等公共场所的男性暴力都司空见惯，任何涉嫌诋毁侮辱男性尊严的行为都有可能遭致拳脚相向。然而在福音派的规劝和影响下，中产阶级开始革新男性价值观，于是19世纪见证了男性暴力的显著下降。至1850年，绅士决斗基本销声匿迹，人们普遍认为决斗是一种有失身份的行为，只有粗野的工人阶级男性才会动不动用拳头来解决问题。从1850年到1914年，可公诉罪行的审讯数量下降了1/3，尽管同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翻了一倍。

性别研究学者们的普遍共识是，一种“男女有别”的二元性别模型在维多利亚时期被奉为圭臬：男性特质与活力、力量、果断和理性相关，他们还是公共领域的主宰；所有与上述内容相反的特质就是“女性的”。

性别本质主义为何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盛行？托什认为，日益激烈的“性别对立”和针对女性的“他者化”（othering），或许是以打造一个全体男性共享的“男性”身份的方式——即定义何为“有男人味的”“是真男人”——来抹平阶级差异。“布尔乔亚男子气概”实际上很难渗入工人阶级，成为低阶级男性的行为准则——双职工才是工人阶级家庭的常态，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男性和女性都难以符合社会中上阶层的性别规范。然而作为一种自上而下推广的性别秩序理想，以排斥女性为前提建立的“男性共同体”意识能够转移低阶级男性对阶级冲突的注意力。

托什援引美国历史学家、性学家托马斯·拉科尔（Thomas Laqueur）的观点提出性别本质主义盛行的另外一个原因：面对更强调平等的政治风气，男性下意识地采取自卫反应。法国大革命开创的“天赋人权”民主政治观念不仅打破了传统社会等级观，也冲击了传统性别秩序。

“关于性别差异的种种极化理论是为了扼杀女性赋权的浪潮，它们拒绝承认女性和男性一样具备扮演社会公共角色所需的精神和道德素质。男性适合承担公共领域的责任——而女性不适合——这被认为是由他们的天性注定的……在这一时期男性不止要应对女权主义论战的复兴，还要应对女性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带来的男性特权的削弱。1870年代和1880年代，丈夫的权力在法律层面被削减，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在提升，（以“新女性”为代表的）年轻单身女性越来越独立，这些因素都激化了性别差异话语。”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男性如此强调性别差异观念，是出于对女性地位提升做出的自卫回应。”托什写道。

某种程度上来说，英帝国的扩张为无处安放的男性焦虑提供了一个出口。在流行文化和集体想象中，殖民地是一个不受本土社会规范束缚的冒险乐园，这一点对渴望在海外一展宏图、打拼出一番事业的男性来说尤其有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暴力尽管在英国本土越来越不被大众所接受，但在殖民地事务中，暴力的合法性未遭质疑。当时流行的以海外为故事背景撰写的冒险小说——比如亨利·赖德·哈格德（Henry Rider Haggard, 1856-1925）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都对暴力有长篇累牍的描绘。托什发现，当时的英国民众对殖民地骚乱或哗变的消息格外敏感，他认为这意味着人们渴望在少有监管的殖民地世界发泄在本土被压抑的惩罚和复仇冲动。“英国的‘文明进程’是建立在人们对殖民地世界杀戮越来越大的胃口的代价之上的。”

托什还发现，当男性发现在英国难以获得被认可的男子气概标签时，英帝国主义对他们的吸引力就尤其强烈——比如1890年代武力外交政策最坚定的拥趸是那些下层中产阶级出身的男性文员。随着女性文员数量的快速上升（至1911年女性占商业文员群体的1/3），男性文员担心因此遭遇裁员降薪或性别地位下降。支持英帝国的武力外交政策是一种向自己和他人主张男子气概的方式，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此举并不涉及任何风险——在大体和平的年代，即使应征入伍也基本不会真的投入战斗。在托什看来，这种对战争正常化却又对现实缺乏实际认知的双重心态是1914年8月英国上下陷入爱国军国主义（patriotic militarism）的原因之一。

恐同、通俗文学与流感：男子气概的内在冲突

对性别差异的强调也在男性群体内部造成了冲突。对性别的极化观点造成了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更尖锐的区分，后者越来越被人们视为背德行为。这种针对不符合主流男性气质行为特点的不宽容，最明显地反映在人们对“女里女气”（effeminacy）的偏见诋毁中。托什指出，在18世纪，“女里女气”指的是那些喜欢与女人为伴，热爱奢侈和炫耀，却不注重培养身体和武力成就的男人。然而在19世纪，“女里女气”的指控范围因为性别差异的标志更为明确而大大缩小。正如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所体现的，“女里女气”在19世纪末主要是指同性恋，它被视作一种道德堕落，一种对社会有威胁的“他者”。

尽管维多利亚时期无比强调“男子气概”“阳刚之气”，但学者们指出，在当时的公共话语中，男子气概的再现（representations）几乎总是强调其模棱两可和无把握的面向，因此暗示了19世纪男子气概的内在意识形态冲突。以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为例，比勒菲尔德大学（Bielefeld University）英国文学与文化教授拉尔夫·施耐德（Ralf Schneider）发现，“伟光正”的男性形象并不为小说家所喜，现实主义小说中罕见正面反映那些被“布尔乔亚男子气概”所重视的特质（健硕身体、父亲身份和事业成功）的男性角色。

这一点在详细描写主人公成长过程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许多小说主角是孤儿，或与家庭切断了联系——比如《雾都孤儿》的主角奥利弗和《简·爱》的主角简——因此父亲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起不到重要作用。即使父亲角色的确出现了，他们也往往被描绘成充满疑问、个人危机、无力感和无能的角色，而非主流男子气概所推崇的那种可靠的家庭供养者，或是充满力量与果决精神的男性典范。

在施耐德看来，要考察维多利亚时期男子气概的再现，通俗文学是更重要的文本：鉴于通俗文学庞大的读者群，它们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表达大众的焦虑与欲望，而它们呈现的男性角色也因此更加值得玩味。此类文本包括1860年代出现的奇情小说（sensation novels）、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哥特小说（比如布拉姆·斯托克1897年的《德古拉》）和侦探小说（比如亚瑟·柯南·道尔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探案集》）。

施耐德发现，这些小说的一个共通之处是探讨中产阶级价值体系的破坏与重建，然而自始至终，故事的表面之下都涌动着主流意识形态根基被动摇的暗流——家庭生活遭遇威胁，家庭安全赖以维继的男子气概陷入危机。在奇情小说和侦探小说中，犯罪事件似乎是家庭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尽管18世纪哥特小说倾向于将故事背景放在遥远之地，但维多利亚时期的哥特小说几乎总是把恐怖事件放在英格兰。维多利亚时期的读者能在这些小说中看到谋杀、纵火、盗窃、贪污、诈骗等威胁中产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犯罪事件；还能在这些小说中看到重婚、诱拐、抛弃丈夫/孩子等摧毁婚姻家庭生活根基的恶行。

犯罪情节呼唤“问题解决者”的出现，因此这些小说中往往有“业余侦探”类型的男性角色，他们在故事中负责思考、行动、成功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成为维多利亚时期男子气概的象征。但施耐德指出，这些男性角色几乎总是存在自我怀疑和某些方面的不足，他们往往在一开始犹豫不已，或为自己平静悠闲的生活被打断而感到烦恼，只有在好奇心、被唤醒的责任感和正义感的驱使之下，他们才会随着情节发展振作起来，解决难题，由此在故事结局中证明自己是一个更成熟的、更适合家庭生活的男人。

于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出现了：通俗小说中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理想男性，他们或许乍看之下符合主流男性气质的期待，但随着故事发展，读者总是能发现他们身上的模棱两可之处。比如在《德古拉》中，年轻有为、雄心勃勃的地产中介商乔纳森·哈克虽然看似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中产男性典范，但在强大迷人、精力旺盛的吸血鬼伯爵德古拉面前，他的柔弱无力是显而易见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也是一个去理想化男性角色的有趣例子，作者柯南道尔通过华生医生之口点出了这位聪明绝顶的侦探古怪荒诞的一面。福尔摩斯会因为一位女子（艾琳·艾德勒）的才智而钦慕于她，亦不符合维多利亚时期男性气质的要求——毕竟在当时，理性和智慧被认为是男性专有之物。在施耐德看来，通俗小说中缺乏理想男性角色说明了理想男子气概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现实男性难以企及的，小说中对男性性别理想的否定其实是对现实生活中男性缺陷的间接承认。

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随着人们对道德堕落、国家效率和大英帝国命运的担忧愈演愈烈，重新强调男子气概也显得越来越迫在眉睫，然而同时期的公共卫生危机迫使人们直面“男性并非无坚不摧”的事实——那就是流感。在《流感大历史》一书中，英国医疗史学者马克·霍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指出，流感在1895年、1898年和1899-1900年显著复发，随着首相罗斯伯里等名人患病的新闻被广泛报道，人们开始改变对男性应当如何应对流感的普遍观念。

在此之前，男性的健康被认为取决于精神和身体的坚忍或勇气，男性声称自己身患流感，或表达对流感的担忧会引发品格质疑。而当流感普遍存在时，医生们开始意识到，“强健的体魄”并不能预防流感，男性甚至比女性更容易得流感，因为他们的职业使他们更容易疲劳，因此更容易遭到病菌侵袭，男性患者不再动辄被视为疑病症患者或装病者，相反，公共宣传材料开始告诫人们警惕流感威胁。1895年疫情高峰时期，《好玩》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一个伦敦警察躺在地上，一个恶魔趴在他的胸口。漫画标题下写着：“根据报纸的说法，已经有1000名强壮的伦敦警察被这个恶魔击倒，普通人有多大的机会能够逃脱呢？”在霍尼斯鲍姆看来，这幅漫画的作者将恶魔和强壮的、象征着正义的警察并置，可能是在无意间利用了弥漫在维多利亚哥特小说中关于分裂的男性主体的世纪末焦虑。

尾声

男性气质是不确定的，为了维持具有“阳刚之气”的形象，男人需要不断锤炼自己——这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人类学教授大卫·D.吉尔默（David D. Gilmore）的发现。他在《发明男性气概》一书中指出，在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层面存在一个反复出现的观念，“即真正的男性气概不同于简单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男性特质，前者并非伴随生物体的成熟同时来到的自然状态，而是一种不确定的或人为的状态，即男孩们必须战胜强大的逆境。要具有男性气概是困难重重的，也是一道男孩必须在考验中通过的关键门槛。”

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能够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通俗文学和公共话语中看到男子气概的种种内在冲突。男子气概不是与生俱来之物，而是一种在文化上强加的、男性必须遵从的理想，而当实现这一理想的外部环境趋于恶劣之时，它亦反过来加强了对男性的规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看到19世纪英国社会和当下中国社会性别规训趋于强势的相似之处：这两个社会都在见证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和传统性别角色的逐步瓦解。

然而这段历史也告诉我们，纯粹的“阳刚之气”至多只能存在于幻想之中。我们或许需要牢记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的这一段话：

“在人类当中，纯粹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无论是在心理意义上，还是在生理意义上，都无法被找到。相反，每一个体都表现出一种混合特点，其中包括属于个人的这一性别的特征和与其对立性别的特征；他显示出积极与消极的混合特点，无论这些特征是否与他的生理特征一致。”

参考资料：

Tosh, John. “Masculinities in an Industrializing Society: Britain, 1800-1914.”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44, no.2, 2005, pp.330-342.

Schneider, Ralf. “The Invisible Center: Conceptions of Masculinity in Victorian Fiction — Realist, Crime, Detective, and Gothic.” Constructions of Masculinity in British Literatur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edited by Stefan Horlacher,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147-168.

“Man Up — The Victorian Origins of Toxic Masculinity,” The Historian

https://projects.history.qmul.ac.uk/thehistorian/2017/05/12/man-up-the-victorian-origins-of-toxic-masculinity/

“How Victorian Masculinity Still Influences Modern Manhood,” Goodguyswag

http://goodguyswag.com/victorian-masculinity-modern-manhood/

[英]马克·霍尼斯鲍姆.《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格致出版社.2021.

[美]大卫·D.吉尔默.《发明男性气概》.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