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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没有不经‘我’过滤的‘他者’的故事”:费兰特对话伊丽莎白·斯特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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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没有不经‘我’过滤的‘他者’的故事”:费兰特对话伊丽莎白·斯特劳特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作者费兰特与普利策获奖小说家斯特劳特讨论了身份、野心、真相,以及写作的“强烈”冲动。

根据埃莱娜·费兰特《我的天才女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剧照 图片来源:©Wildside/Umedia 2018

亲爱的埃莱娜·费兰特:

感谢你的所有作品。我是你的超级粉丝,我读过你所有的书。阅读它们,让我得以在自己的作品中冒险,所以也感谢你。在这本新书中,你深入地探讨了对读者和作家都很重要的事情。我很高兴能和你一起讨论这些问题。

写艺术之谜和艺术本身一样神秘,但在你的新书《页边空白:阅读和写作的乐趣》(In the Margins: On 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中,你对你写作的动力和你作为作家的发展过程做出了迷人的描述。我读得非常入迷,一口气读到结尾处的但丁和贝特丽丝,太令人兴奋了。写一本这样的书,与写小说有什么不同?你是否更有意识地“停留在页边空白”?不过,我觉得这本书本身就兴奋到了极点。

伊丽莎白·斯特劳特:“我出身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背景教育我,一个人永远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图片来源:Ali Smith/The Observer

在你的第一篇文章/讲稿中,你两次提到你自己是胆小的,但你的作品是非常勇敢的。我想这是因为你描述为胆小或缺乏勇气的那个“我”在写作时消失了,变成了许多其他的“我”。你引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和里顿·斯特拉奇之间的对话。他问:

“你的小说呢?”

“哦,我伸手在麦麸派里翻找。”

“那才是精彩之处,找到的东西都是不同的。”

“是的,我是20个人。”

你也直接谈到了这一点,你说“兴奋的我”没有写出故事,写出故事的“是另一个我,那个自律的我”。你能多解释一下这些不同的“我”吗?

我不知道,我想我们都有过这样经历。我16岁的时候,表演课上老师谈到我们都有不同的“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被说出来。这是(悄悄地、私下地)非常自由的。

《页边空白》

我很高兴你提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写小说时,是如何“伸手在麦麸派里翻找”的。许多年来,我在写作时也有这种感觉,就像把我的手放进一个大盒子里,试图感受形状,但我看不到它们,只有在排列它们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它们。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感受,还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麦麸派替你表达出来了?

你写道:“对我来说,真正的写作就是这样:不是一种优雅的、经过研究的姿态,而是一种痉挛。”我真的对你在第一篇讲稿中描述的两种写作感兴趣。一种是停留在页面空白处的写作,另一种是你所说的“几乎是一种痉挛”的写作。你能深入讲讲这种转变何时出现在写作中吗?

******

亲爱的伊丽莎白:

谢谢你对《页边空白》的赞誉。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小说《十六岁的夏天》《伯吉斯家的男孩们》,当然还有迷人的《奥丽芙·基特里奇》。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很重视你对《页边空白》的看法,尤其是因为你的小说《我叫露西·巴顿》(My Name Is Lucy Barton)——或者准确地说,是露西和作家萨拉·佩恩之间那段转瞬即逝但令人难忘的关系。我喜欢有关写作尝试的故事,以及写作所涉及的问题的叙事。每当我在当今庞大的文学创作,尤其是由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一部具有这种特征的小说时,我就会在我感兴趣的段落画线,然后把这本书放在单独的书架上,打算再重看。《我叫露西·巴顿》就在那个书架上,我很高兴现在在这次谈话中能提到它。

劳拉·琳尼在伦敦塔桥剧院上演的话剧《我叫露西·巴顿》中,2018年。图片来源:Manuel Harlan

是什么让我对露西的故事感兴趣?一种双重冲动。一方面,她不喜欢那些创作了诗歌、散文或其他艺术的人认为自己比其他人都要优越;另一方面,她认为这些人身负艰巨的任务。我在自己身上也能看到这种双重冲动。我不喜欢那些自认为是萨满的艺术家,我更希望我们不要把文字再当成神圣的事物,我们应该完成文学的世俗化,不再觉得我们在神明之下,直接受到它们的启发。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样说是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把写作的那个非常不稳定、不确定的“我”与另一个写作的、更坚定的“我”分开,这些“我”既是私人的,也是公共的。我这样做,是为了感受到写作只是一种功能,与其他许多工作没有什么不同:写作有时令人愉快,有时困难,有时令人沮丧。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欣赏你笔下的作家莎拉·佩恩,她对露西说:“我只是一个作家。”如果我必须用我自己的话来重述莎拉的说法,我会说我只是我的一个“我”,写作的“我”:一个不稳定的“我”,它时而存在,时而沉沦,经常分裂成另外20个人——伍尔夫讽刺地说到的那20个人。一个牵着我的手,一个要我勤奋和小心,一个挖掘秘密并揭开神秘的面纱,一个会出乎意料地在某个时刻突然爆发,并引领着我说出那些挖掘出来的东西的名字,而不考虑任何人或任何事情。

当然,即使如此,这个“我”似乎也是例外的一种表现,甚至是一种痛苦的表现。事实上,和你一样,我小时候也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我几乎不说话,或者只能胆小地用单音节表达自己。但后来我的时刻来了,在我看来,就像是我把水桶放进脑袋里,像打水一样打出了话语。这些话语带着故事。故事越深入,水桶上下的频率就越快,其他孩子就越着迷,给我带来快乐和不安。但我真的与众不同吗?不,想一想,普通的谈话中我们总会说出不连贯的短语,要么掂量着自己的用词,要么用讽刺的语气驱赶悲伤。然后,在出乎意料的一瞬间,有什么东西突破了边界,说话变成了洪水——自由、感动、热情、激烈,直到我们感到尴尬和抱歉,我们说:我不知道,好像有东西控制了我。那个东西就是潜伏在大脑里的“我”,它抓住我们,把我们从谨慎或精打细算的“我”身边拉开,拖着我们,把它的节奏强加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经历。无论我们是不是作家,都感受到过这一点。

改编自伊丽莎白·斯特劳特小说《奥丽芙·基特里奇》的同名HBO电视剧,由弗朗西斯·麦克多蒙德、德文·德鲁伊和理查德·詹金斯主演。图片来源:Hbo/Playtone Produxtions/As Is/Kobal/Rex/Shutterstock

当然,它发生在写作中时是不同的,但需要对边界进行更意想不到的突破。我们有宏大的抱负时,正是这种不受约束的事实的喷发,激励着我们的写作。露西·巴顿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非常高的目标,她说:“我将写作,这样人们将不会感到如此孤独。”莎拉·佩恩与她旗鼓相当,说:“小说家的工作是记录人类的情况。”露西和莎拉都强调:你必须写出真相,不保护任何人或任何事物;你必须通过深入了解对方而放弃自己的任何价值判断。但在这里,我前面提到的第二种冲动出现了:随着对优越感的需求被搁置,随着自我神化被搁置,露西和莎拉以及我们所有有写作热情的人,还是以敏感和智慧,以专门的知识,以极高的失败率来承担这项古老的任务。

我们这些普通人不再像过去的伟大作家那样感到孤独,而是被分割成许多“我”,这是不是太难以承受了?作家角色的傲慢被从门里推出去,是否一定会从窗外再进来?除了创作诗歌、散文或艺术的“我”之外,我们应该减少野心,写作是否会变成——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的转述?

很久以前,我爱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虽然你们如今的作家表现得很谦虚,但在内心深处,你们无法接受这样的想法:你们不是全知全能的,你们不是某个神的先知——你们仍然认为你们的故事可以覆盖一个连专家团队都无法解释的世界。认命吧:如果你喜欢,如果人们阅读你的作品,你将成为庞大娱乐业的部门——一个相当无关紧要的部门——的一部分。”当时我不知道如何回应,现在我知道了,但还是很困惑。我想听听你有什么要说的。你写的书很有力量,也许你的想法会更清晰。

******

埃莱娜,再次向你问好:

读到你的问题时,我立即想到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我是无名之辈!你是谁?》。

我是无名之辈!你是谁?

你也是——无名之辈吗?

那我们两个都是无名之辈!

别告诉别人,人们会广而告之的——你也知道。

要成为人物——该有多累啊!

抛头露面——像一只青蛙

在漫长的六月里,宣扬自己的名字

对着充满钦佩的沼泽!

“宣扬自己的名字……”(我多么钦佩你对自己的真名保持神秘)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首诗是多么清新,多么天真。我想,自从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几句诗后,就一直记得它们,因为这就是我的感觉——我很高兴这就是我的感觉,我就是“无名之辈”!

我想很少有人理解我这一点,我一直(我相信)被指责谦虚得装模作样,然而这并不装模作样,也不是谦虚。只是当我写作时,人们看到的我、人们认为的我就消失了,我变成了文本本身。而当我出现时,我对那个原始的我的感觉又回到了无名之辈。这对人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突然之间,说话变成了洪水——自由、感动、热情、激烈,直到我们感到尴尬和抱歉,我们说:我不知道,好像有东西控制了我。”。图片来源:Andrea Ucini

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是因为出身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背景教育我,一个人永远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即使到现在,每当有人问我母亲是否为我感到骄傲时,她会说:“不会,我为什么要为她感到骄傲呢?”而我实际上理解她的回答。不过,我不认为这仅仅是我从小到大的文化传统导致的。我真的觉得我几乎没有自我——即使我知道我有。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母亲非常恼火地问我:“你为什么不能做你自己?”我当时没有说出来,但心里想的是:但我有那么多的自我。然而在这里,我说我是无名之辈。因为我是。但我知道这并不完全是事实,但它也不是假的。而这就是问题所在。

你所爱的人对你说作家感觉自己全知全能,但我感兴趣的是这句话,“你们仍然认为你们的故事可以覆盖一个连专家团队都无法解释的世界。”

坦率地说,我愿意认为这是真的。作家们正是这样做的,“覆盖了一个连专家团队都无法解释的世界。”否则,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这样说的)?如果人们能以其他方式解释世界,那就顺其自然吧。但我愿意相信,除了通过我所讲的故事,我所写的东西是无法以其他方式解释的。

这意味着我很有野心,我从露西/莎拉的起点出发,认为我可以做到——而这是事实。虽然我从来不知道我是否能做到,而且我经常失败。但是,作为“无名之辈”的我,和试图在纸上写下无法由专家团队解释的东西的野心家的我——嗯,两者都是真的,我同时是“无名之辈”和野心家。我们都是这样。

《奥丽芙·基特里奇》
[美] 伊丽莎白·斯特劳特 著 张芸 译
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 2019-3

但是,当你问,我们是否应该减少野心,写作是否会变成——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的转述?我的答案非常坚定:不!我们不应该减少我们的野心,而写作——天啊,我希望我的写作——永远不会成为陈词滥调的转述!

我认为:正是文本字里行间的压力,以及从文本之下隐藏的压力,还有在文本之上运行的压力,赋予了写作以意义。正是书面旁边的非书面的东西,使一些东西超越了专家团队的解释。而这就是页边空白中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你的话),而这是神秘的,也是我们的目标。

你说你的朋友说:“认命吧,如果你喜欢,如果人们阅读你的作品,你将成为庞大娱乐业的部门——一个相当无关紧要的部门——的一部分。”我对此表示认命。但这并不是我所纠结的事情。在征求我的意见之前,你说,在朋友第一次对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不知道如何回应,你现在知道了,但还是很困惑。你在困惑中开始相信了什么?

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在你这本书的第三篇文章/讲稿中写道:“我们编造虚构,不是为了让假的看起来像真的,而是为了通过虚构,以绝对忠实的方式讲述最难以启齿的真相。”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但我现在向你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声音的。我很感兴趣地听说你曾花时间以第三人称写作。是什么让你发现以第一人称写作的自由,让你能够“以绝对忠实的方式讲述最难以启齿的真相”?对我来说,露西的角度是她的声音。而在你的作品中,主人公的角度是他们各自的声音。你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对莱农和莱拉的描写,是使用第一人称的绝妙方式。与用第三人称写作相比,你能更多地谈一下选择第一人称发声的问题吗?

达科塔·约翰逊和奥利维亚·科尔曼在《失落的女儿》中,影片根据埃莱娜的同名小说改编。图片来源:Yannis Drakoulidis/AP

******

亲爱的伊丽莎白:

我很高兴你的回复如此热情,我很高兴,也很有收获。为了解释我的观点——我想和你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同——我先从最后一个问题说起。

我为什么要放弃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我会给你一个简短的答案,以免让你厌烦。在某个时刻,我开始觉得第三人称——尤其是如果使用巧妙的话——是一种骗局。在现实中,没有不经过“我”过滤的“他者”的故事。正如我在《页边空白》里叙述的那样,对我来说,叙述者没有明确在场的第三人称叙事,是非常不具说服力的。无论对他人的爱和作为爱的行为的语言如何不断地、坚持地、拼命地试图摆脱令人窒息的第一人称单数的边缘,我们仍然只是身体,被封闭在我们的孤立中的身体。一旦我认识到这一点,我就确信,只有通过一个正在碰撞并在碰撞中解体的“我”,才能真实地描述他人。而到目前为止,无论如何,我还没有放弃这种饱经创伤的第一人称。对我来说,讲故事就是与路人相撞——用波德莱尔的话来说——但拒绝路过。

然后说到你的回应,我会让我的朋友读一读你的信,特别是那首狄金森的诗。我喜欢那首诗,我理解你在什么意义上引用这些句子。我们写作的人——你强调说——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作为个人的经验有限,有着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当我们写作时,我们迷失在字母表中,以至于我们与我们自己的文本相重合。但是——正如你所强调的——尽管我们没有被魔鬼附身,尽管我们不是神谕,尽管我们不觉得自己是什么人物,而且往往也没有成为大人物的愿望,我们写下的文本是而且仍然是极具野心的。相反——我坚持认为——是我们自己野心勃勃的写作,要求我们抛开传记中定义的“我”。无名之辈——狄金森的“无名之辈”,与奥德修斯的“聪明的无名小卒”绝对不同——也许是(我现在说说我的想法)任何女性作者的真正名字,也许是因为写作本质上是男性的传统。我们尽量利用写作的特殊性(你已经很好地定义了这种特殊性),我们挖掘储存在文学这个古老仓库中的资源。我们把水桶放进我们非常普通的大脑,打捞起文字和记忆。但它们几乎不属于我们。因此,如果我们是诚实的,我们会痛苦地超越边界,去碰撞他人,而在边缘之外,以超乎寻常的野心,一次又一次地寻找我们的名字。但我们对拥有一个名字、为自己创造一个名字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赋予一个名字,让我们的写作成为真正属于我们的。

我提到的那位朋友说:去吧,你最多也就是对娱乐业有所贡献。如果娱乐能让我继续做一个无名之辈,继续只做文字工作的话,我并不反对娱乐。我喜欢狄金森诗里的“青蛙”意象:它们是另一个人,其他人,它们的所作所为让我着迷。我的写作想要与它们碰撞,挖掘它们,颠覆它们。从头到尾改写它们的六月大合唱有什么问题?我们女人是无名之辈,但我们的写作非常有野心,就像但丁一样,甚至比他的写作更有野心。他雄心勃勃,想在一切事物和人中失去自我,以获得深度。并非巧合的是,他发明了inleiare、inluiare、 intuare、immiare(进入她、进入他、进入你、进入我)等化解边缘的动词。像你一样,亲爱的伊丽莎白,我支持真正的谦虚和真正的慷慨抱负。我希望所有想写作的女性都有一种共同的颠覆性写作的习惯,试图赋予所有形式一种震颤,并描述那种震颤——它造成的混乱、它所分解的成分,以及彻底重划历史和所有故事页面空白的努力。

谢谢你,拥抱你,我希望还有机会对话。

(翻译:李思璟)

来源:卫报

原标题:‘I felt different as a child. I was nearly mute’: Elena Ferrante in conversation with Elizabeth Strout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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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作者费兰特与普利策获奖小说家斯特劳特讨论了身份、野心、真相,以及写作的“强烈”冲动。

根据埃莱娜·费兰特《我的天才女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剧照 图片来源:©Wildside/Umedia 2018

亲爱的埃莱娜·费兰特:

感谢你的所有作品。我是你的超级粉丝,我读过你所有的书。阅读它们,让我得以在自己的作品中冒险,所以也感谢你。在这本新书中,你深入地探讨了对读者和作家都很重要的事情。我很高兴能和你一起讨论这些问题。

写艺术之谜和艺术本身一样神秘,但在你的新书《页边空白:阅读和写作的乐趣》(In the Margins: On 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中,你对你写作的动力和你作为作家的发展过程做出了迷人的描述。我读得非常入迷,一口气读到结尾处的但丁和贝特丽丝,太令人兴奋了。写一本这样的书,与写小说有什么不同?你是否更有意识地“停留在页边空白”?不过,我觉得这本书本身就兴奋到了极点。

伊丽莎白·斯特劳特:“我出身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背景教育我,一个人永远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图片来源:Ali Smith/The Observer

在你的第一篇文章/讲稿中,你两次提到你自己是胆小的,但你的作品是非常勇敢的。我想这是因为你描述为胆小或缺乏勇气的那个“我”在写作时消失了,变成了许多其他的“我”。你引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和里顿·斯特拉奇之间的对话。他问:

“你的小说呢?”

“哦,我伸手在麦麸派里翻找。”

“那才是精彩之处,找到的东西都是不同的。”

“是的,我是20个人。”

你也直接谈到了这一点,你说“兴奋的我”没有写出故事,写出故事的“是另一个我,那个自律的我”。你能多解释一下这些不同的“我”吗?

我不知道,我想我们都有过这样经历。我16岁的时候,表演课上老师谈到我们都有不同的“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被说出来。这是(悄悄地、私下地)非常自由的。

《页边空白》

我很高兴你提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写小说时,是如何“伸手在麦麸派里翻找”的。许多年来,我在写作时也有这种感觉,就像把我的手放进一个大盒子里,试图感受形状,但我看不到它们,只有在排列它们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它们。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感受,还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麦麸派替你表达出来了?

你写道:“对我来说,真正的写作就是这样:不是一种优雅的、经过研究的姿态,而是一种痉挛。”我真的对你在第一篇讲稿中描述的两种写作感兴趣。一种是停留在页面空白处的写作,另一种是你所说的“几乎是一种痉挛”的写作。你能深入讲讲这种转变何时出现在写作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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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伊丽莎白:

谢谢你对《页边空白》的赞誉。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小说《十六岁的夏天》《伯吉斯家的男孩们》,当然还有迷人的《奥丽芙·基特里奇》。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很重视你对《页边空白》的看法,尤其是因为你的小说《我叫露西·巴顿》(My Name Is Lucy Barton)——或者准确地说,是露西和作家萨拉·佩恩之间那段转瞬即逝但令人难忘的关系。我喜欢有关写作尝试的故事,以及写作所涉及的问题的叙事。每当我在当今庞大的文学创作,尤其是由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一部具有这种特征的小说时,我就会在我感兴趣的段落画线,然后把这本书放在单独的书架上,打算再重看。《我叫露西·巴顿》就在那个书架上,我很高兴现在在这次谈话中能提到它。

劳拉·琳尼在伦敦塔桥剧院上演的话剧《我叫露西·巴顿》中,2018年。图片来源:Manuel Harlan

是什么让我对露西的故事感兴趣?一种双重冲动。一方面,她不喜欢那些创作了诗歌、散文或其他艺术的人认为自己比其他人都要优越;另一方面,她认为这些人身负艰巨的任务。我在自己身上也能看到这种双重冲动。我不喜欢那些自认为是萨满的艺术家,我更希望我们不要把文字再当成神圣的事物,我们应该完成文学的世俗化,不再觉得我们在神明之下,直接受到它们的启发。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样说是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把写作的那个非常不稳定、不确定的“我”与另一个写作的、更坚定的“我”分开,这些“我”既是私人的,也是公共的。我这样做,是为了感受到写作只是一种功能,与其他许多工作没有什么不同:写作有时令人愉快,有时困难,有时令人沮丧。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欣赏你笔下的作家莎拉·佩恩,她对露西说:“我只是一个作家。”如果我必须用我自己的话来重述莎拉的说法,我会说我只是我的一个“我”,写作的“我”:一个不稳定的“我”,它时而存在,时而沉沦,经常分裂成另外20个人——伍尔夫讽刺地说到的那20个人。一个牵着我的手,一个要我勤奋和小心,一个挖掘秘密并揭开神秘的面纱,一个会出乎意料地在某个时刻突然爆发,并引领着我说出那些挖掘出来的东西的名字,而不考虑任何人或任何事情。

当然,即使如此,这个“我”似乎也是例外的一种表现,甚至是一种痛苦的表现。事实上,和你一样,我小时候也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我几乎不说话,或者只能胆小地用单音节表达自己。但后来我的时刻来了,在我看来,就像是我把水桶放进脑袋里,像打水一样打出了话语。这些话语带着故事。故事越深入,水桶上下的频率就越快,其他孩子就越着迷,给我带来快乐和不安。但我真的与众不同吗?不,想一想,普通的谈话中我们总会说出不连贯的短语,要么掂量着自己的用词,要么用讽刺的语气驱赶悲伤。然后,在出乎意料的一瞬间,有什么东西突破了边界,说话变成了洪水——自由、感动、热情、激烈,直到我们感到尴尬和抱歉,我们说:我不知道,好像有东西控制了我。那个东西就是潜伏在大脑里的“我”,它抓住我们,把我们从谨慎或精打细算的“我”身边拉开,拖着我们,把它的节奏强加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经历。无论我们是不是作家,都感受到过这一点。

改编自伊丽莎白·斯特劳特小说《奥丽芙·基特里奇》的同名HBO电视剧,由弗朗西斯·麦克多蒙德、德文·德鲁伊和理查德·詹金斯主演。图片来源:Hbo/Playtone Produxtions/As Is/Kobal/Rex/Shutterstock

当然,它发生在写作中时是不同的,但需要对边界进行更意想不到的突破。我们有宏大的抱负时,正是这种不受约束的事实的喷发,激励着我们的写作。露西·巴顿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非常高的目标,她说:“我将写作,这样人们将不会感到如此孤独。”莎拉·佩恩与她旗鼓相当,说:“小说家的工作是记录人类的情况。”露西和莎拉都强调:你必须写出真相,不保护任何人或任何事物;你必须通过深入了解对方而放弃自己的任何价值判断。但在这里,我前面提到的第二种冲动出现了:随着对优越感的需求被搁置,随着自我神化被搁置,露西和莎拉以及我们所有有写作热情的人,还是以敏感和智慧,以专门的知识,以极高的失败率来承担这项古老的任务。

我们这些普通人不再像过去的伟大作家那样感到孤独,而是被分割成许多“我”,这是不是太难以承受了?作家角色的傲慢被从门里推出去,是否一定会从窗外再进来?除了创作诗歌、散文或艺术的“我”之外,我们应该减少野心,写作是否会变成——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的转述?

很久以前,我爱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虽然你们如今的作家表现得很谦虚,但在内心深处,你们无法接受这样的想法:你们不是全知全能的,你们不是某个神的先知——你们仍然认为你们的故事可以覆盖一个连专家团队都无法解释的世界。认命吧:如果你喜欢,如果人们阅读你的作品,你将成为庞大娱乐业的部门——一个相当无关紧要的部门——的一部分。”当时我不知道如何回应,现在我知道了,但还是很困惑。我想听听你有什么要说的。你写的书很有力量,也许你的想法会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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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莱娜,再次向你问好:

读到你的问题时,我立即想到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我是无名之辈!你是谁?》。

我是无名之辈!你是谁?

你也是——无名之辈吗?

那我们两个都是无名之辈!

别告诉别人,人们会广而告之的——你也知道。

要成为人物——该有多累啊!

抛头露面——像一只青蛙

在漫长的六月里,宣扬自己的名字

对着充满钦佩的沼泽!

“宣扬自己的名字……”(我多么钦佩你对自己的真名保持神秘)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首诗是多么清新,多么天真。我想,自从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几句诗后,就一直记得它们,因为这就是我的感觉——我很高兴这就是我的感觉,我就是“无名之辈”!

我想很少有人理解我这一点,我一直(我相信)被指责谦虚得装模作样,然而这并不装模作样,也不是谦虚。只是当我写作时,人们看到的我、人们认为的我就消失了,我变成了文本本身。而当我出现时,我对那个原始的我的感觉又回到了无名之辈。这对人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突然之间,说话变成了洪水——自由、感动、热情、激烈,直到我们感到尴尬和抱歉,我们说:我不知道,好像有东西控制了我。”。图片来源:Andrea Ucini

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是因为出身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背景教育我,一个人永远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即使到现在,每当有人问我母亲是否为我感到骄傲时,她会说:“不会,我为什么要为她感到骄傲呢?”而我实际上理解她的回答。不过,我不认为这仅仅是我从小到大的文化传统导致的。我真的觉得我几乎没有自我——即使我知道我有。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母亲非常恼火地问我:“你为什么不能做你自己?”我当时没有说出来,但心里想的是:但我有那么多的自我。然而在这里,我说我是无名之辈。因为我是。但我知道这并不完全是事实,但它也不是假的。而这就是问题所在。

你所爱的人对你说作家感觉自己全知全能,但我感兴趣的是这句话,“你们仍然认为你们的故事可以覆盖一个连专家团队都无法解释的世界。”

坦率地说,我愿意认为这是真的。作家们正是这样做的,“覆盖了一个连专家团队都无法解释的世界。”否则,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这样说的)?如果人们能以其他方式解释世界,那就顺其自然吧。但我愿意相信,除了通过我所讲的故事,我所写的东西是无法以其他方式解释的。

这意味着我很有野心,我从露西/莎拉的起点出发,认为我可以做到——而这是事实。虽然我从来不知道我是否能做到,而且我经常失败。但是,作为“无名之辈”的我,和试图在纸上写下无法由专家团队解释的东西的野心家的我——嗯,两者都是真的,我同时是“无名之辈”和野心家。我们都是这样。

《奥丽芙·基特里奇》
[美] 伊丽莎白·斯特劳特 著 张芸 译
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 2019-3

但是,当你问,我们是否应该减少野心,写作是否会变成——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的转述?我的答案非常坚定:不!我们不应该减少我们的野心,而写作——天啊,我希望我的写作——永远不会成为陈词滥调的转述!

我认为:正是文本字里行间的压力,以及从文本之下隐藏的压力,还有在文本之上运行的压力,赋予了写作以意义。正是书面旁边的非书面的东西,使一些东西超越了专家团队的解释。而这就是页边空白中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你的话),而这是神秘的,也是我们的目标。

你说你的朋友说:“认命吧,如果你喜欢,如果人们阅读你的作品,你将成为庞大娱乐业的部门——一个相当无关紧要的部门——的一部分。”我对此表示认命。但这并不是我所纠结的事情。在征求我的意见之前,你说,在朋友第一次对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不知道如何回应,你现在知道了,但还是很困惑。你在困惑中开始相信了什么?

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在你这本书的第三篇文章/讲稿中写道:“我们编造虚构,不是为了让假的看起来像真的,而是为了通过虚构,以绝对忠实的方式讲述最难以启齿的真相。”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但我现在向你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声音的。我很感兴趣地听说你曾花时间以第三人称写作。是什么让你发现以第一人称写作的自由,让你能够“以绝对忠实的方式讲述最难以启齿的真相”?对我来说,露西的角度是她的声音。而在你的作品中,主人公的角度是他们各自的声音。你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对莱农和莱拉的描写,是使用第一人称的绝妙方式。与用第三人称写作相比,你能更多地谈一下选择第一人称发声的问题吗?

达科塔·约翰逊和奥利维亚·科尔曼在《失落的女儿》中,影片根据埃莱娜的同名小说改编。图片来源:Yannis Drakoulidi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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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伊丽莎白:

我很高兴你的回复如此热情,我很高兴,也很有收获。为了解释我的观点——我想和你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同——我先从最后一个问题说起。

我为什么要放弃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我会给你一个简短的答案,以免让你厌烦。在某个时刻,我开始觉得第三人称——尤其是如果使用巧妙的话——是一种骗局。在现实中,没有不经过“我”过滤的“他者”的故事。正如我在《页边空白》里叙述的那样,对我来说,叙述者没有明确在场的第三人称叙事,是非常不具说服力的。无论对他人的爱和作为爱的行为的语言如何不断地、坚持地、拼命地试图摆脱令人窒息的第一人称单数的边缘,我们仍然只是身体,被封闭在我们的孤立中的身体。一旦我认识到这一点,我就确信,只有通过一个正在碰撞并在碰撞中解体的“我”,才能真实地描述他人。而到目前为止,无论如何,我还没有放弃这种饱经创伤的第一人称。对我来说,讲故事就是与路人相撞——用波德莱尔的话来说——但拒绝路过。

然后说到你的回应,我会让我的朋友读一读你的信,特别是那首狄金森的诗。我喜欢那首诗,我理解你在什么意义上引用这些句子。我们写作的人——你强调说——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作为个人的经验有限,有着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当我们写作时,我们迷失在字母表中,以至于我们与我们自己的文本相重合。但是——正如你所强调的——尽管我们没有被魔鬼附身,尽管我们不是神谕,尽管我们不觉得自己是什么人物,而且往往也没有成为大人物的愿望,我们写下的文本是而且仍然是极具野心的。相反——我坚持认为——是我们自己野心勃勃的写作,要求我们抛开传记中定义的“我”。无名之辈——狄金森的“无名之辈”,与奥德修斯的“聪明的无名小卒”绝对不同——也许是(我现在说说我的想法)任何女性作者的真正名字,也许是因为写作本质上是男性的传统。我们尽量利用写作的特殊性(你已经很好地定义了这种特殊性),我们挖掘储存在文学这个古老仓库中的资源。我们把水桶放进我们非常普通的大脑,打捞起文字和记忆。但它们几乎不属于我们。因此,如果我们是诚实的,我们会痛苦地超越边界,去碰撞他人,而在边缘之外,以超乎寻常的野心,一次又一次地寻找我们的名字。但我们对拥有一个名字、为自己创造一个名字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赋予一个名字,让我们的写作成为真正属于我们的。

我提到的那位朋友说:去吧,你最多也就是对娱乐业有所贡献。如果娱乐能让我继续做一个无名之辈,继续只做文字工作的话,我并不反对娱乐。我喜欢狄金森诗里的“青蛙”意象:它们是另一个人,其他人,它们的所作所为让我着迷。我的写作想要与它们碰撞,挖掘它们,颠覆它们。从头到尾改写它们的六月大合唱有什么问题?我们女人是无名之辈,但我们的写作非常有野心,就像但丁一样,甚至比他的写作更有野心。他雄心勃勃,想在一切事物和人中失去自我,以获得深度。并非巧合的是,他发明了inleiare、inluiare、 intuare、immiare(进入她、进入他、进入你、进入我)等化解边缘的动词。像你一样,亲爱的伊丽莎白,我支持真正的谦虚和真正的慷慨抱负。我希望所有想写作的女性都有一种共同的颠覆性写作的习惯,试图赋予所有形式一种震颤,并描述那种震颤——它造成的混乱、它所分解的成分,以及彻底重划历史和所有故事页面空白的努力。

谢谢你,拥抱你,我希望还有机会对话。

(翻译:李思璟)

来源:卫报

原标题:‘I felt different as a child. I was nearly mute’: Elena Ferrante in conversation with Elizabeth Str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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