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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的心理学:人如何继承了父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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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的心理学:人如何继承了父母的问题?

离婚、丧亲、收养、药物成瘾、空巢综合症……在新作《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中,心理治疗师茱莉娅·塞缪尔试图探讨“一代人未获解决的压力源如何传给下一代并使其日常生活压力加重”这一课题。

茱莉娅·塞缪尔有“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之称 图片来源:Martin Godwin/The Guardian

记得母亲很久以前曾经告诉过我(指本文作者Kate Kellaway),“最近过得可好”这种问题是最好不要问的。一旦你开始思考它,你就会明白,有些人是不太愿意如实回答这种询问的(用一句礼貌性的“还好”打发掉)。

在由八个家庭故事编纂而成的《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们如何继承爱与失落》(In Every Family Has a Story: How We Inherit Love and Loss)一书里,心理治疗师茱莉娅·塞缪尔(Julia Samuel)提到,自己在以“过得可好”来问候年届五旬、患有脑瘤并被告知活不过一年的男子阿奇时,被对方“平和地”提醒说,这样“有些麻木不仁”,为此她深感自责。身为治疗师与作家,塞缪尔之所以具有超乎常人的同情心,是因为她比一般人更敢于承认错误,也没有冷若冰霜或者高高在上地对待他人的习惯。她十分善于倾听,但喜怒也都溢于言表,有时也承认自己会对所见所闻感到不平。她笔下的角色是可爱的,而不是麻木不仁的,故事也因此而变得生动了起来。

塞缪尔的书大卖的原因部分地在于它们充满了希望。她可以被形容为一个乐观的现实主义者(sanguine realist)——甚至当她讲述的故事很凄惨时也是如此,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她的特色。她的第一本书是2017年的《悲伤的力量》,该书以她针对悲伤的25年心理治疗经验为基础,而她有关失落的洞见也教益颇多。她的第二本书《生活即变化》是第一本书的自然延续,聚焦于各种各样的变故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并在结尾处给出了一些简单的心理自助策略。《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是她的第三本书,也是最大胆的一本,因为塞缪尔所受的训练并不在“家庭系统”里(她也明智地在故事里加入了一位指导者)。这本书的重点是“一代人未获解决的压力源如何传给下一代并使其日常生活压力加重”这一引人入胜的课题。众所周知,塞缪尔出身于吉尼斯家族(爱尔兰最富有家族之一),也是已故的戴安娜王妃的朋友,但她选择在这里披露的仅有一点,那就是父母的背景“既是巨大的特权,也带来了多重的创伤”——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最有机会幸存。“堪称培养心理治疗师的上佳环境,”她轻描淡写地补充道。

《悲伤的力量》
[英]朱莉娅·塞缪尔 著 黄菡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2018-12

书中的八个家庭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其种族成分、性取向、经济条件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五花八门:离婚、丧亲、同性婚姻、收养、药物成瘾、空巢综合症。这一安排的后果就是刻意为之的色彩过浓(是出版商安排她这么谋篇布局的吗?),但塞缪尔本人的文笔魅力倒没有因此而折损。她揭示出任何家庭世系都有着错综复杂的结构。“(家庭是)一团糟、混乱且不完美的。在最爱也最上心的地方,我们受的伤也最深……”她提醒我们:“家庭隐含的一大陷阱,在于它是唯一一种我们无法离开的关系,不管我们的愿望有多强。”

她描绘了家庭的变迁:“新的家庭形态包含单亲、过继、群婚、多代同堂以及混合式——所谓混合式就是夫妻、子女以及来自先前关系的子女共为一家。”新近的研究再泼一盆冷水:在美国,过去20年来,50岁以上夫妻的离婚率翻了一倍,另有5%的兄弟姐妹据说完全不相往来,23%的兄弟姐妹之间几乎没有交流。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新发现是:“我们的忧虑感比前几代人都要强,在问题家庭长大的孩子尤其如此。”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我的丈夫是犹太人,他经常爱讲一个犹太笑话:“如果你没有任何事可担忧——那最该被担忧的就是你本人……”塞缪尔对一般而论的担忧,以及与抚养问题家庭儿童相关的担忧,都有精到的分析,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她正确地指出,智能手机的影响极大,会把“每件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推送给父母,并“持续放大焦虑”。她还强调了“如何在关心孩子的同时又给予他们自由”这一悖论,令我甚觉欣慰。她警告父母不要期望过高,并表示问题家庭里的孩子如果信任了父母,那父母就能对其发挥远远高于预期的影响力。在一个感人至深的章节里,她遇见了伯格一家,这是一个极端正统的犹太家庭,连续五代人都由大屠杀幸存者卡蒂掌管。她考察了创伤的发生过程,卡蒂的故事令她感到震惊,这家人也让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担忧本身就可以是一种遗产。

从一开始,塞缪尔就在强调,治疗不必是波澜壮阔的:“对于那种以没有时间为由拒绝寻求治疗的人,我会指出(并带着微笑)治疗耗费的时间比看完一部电视剧要少。”她还提醒读者注意忏悔(contrition)的力量——说到底,区区一句“对不起”又能花多少时间?阿奇单独把他童年不幸的孩子带出去,就自己为人父亲的不称职向孩子道了歉,尔后双方也都表示,这一举动对二人的关系具有革故鼎新的意义。

有时,塞缪尔收束章节的优雅文笔——温柔有余而冷酷不足——也不免会令人生疑。更多的时间真的有用吗?也许有的人需要以绝望为幌子来开展说服。她总结道:“一个忠言逆耳的真相是,我们只能解决自己尚且可以直面的问题。” 依我看,她还可以补充一条更加不顺耳的真相: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但塞缪尔终究还是站定了“让生活更美好”的立场,仅就人类历史的这一时刻而言,也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

本文作者Kate Kellaway是一专栏作家。

(翻译:林达)

来源:卫报

原标题:Every Family Has a Story by Julia Samuel review – why we inherit our parents’ problems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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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的心理学:人如何继承了父母的问题?

离婚、丧亲、收养、药物成瘾、空巢综合症……在新作《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中,心理治疗师茱莉娅·塞缪尔试图探讨“一代人未获解决的压力源如何传给下一代并使其日常生活压力加重”这一课题。

茱莉娅·塞缪尔有“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之称 图片来源:Martin Godwin/The Guardian

记得母亲很久以前曾经告诉过我(指本文作者Kate Kellaway),“最近过得可好”这种问题是最好不要问的。一旦你开始思考它,你就会明白,有些人是不太愿意如实回答这种询问的(用一句礼貌性的“还好”打发掉)。

在由八个家庭故事编纂而成的《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们如何继承爱与失落》(In Every Family Has a Story: How We Inherit Love and Loss)一书里,心理治疗师茱莉娅·塞缪尔(Julia Samuel)提到,自己在以“过得可好”来问候年届五旬、患有脑瘤并被告知活不过一年的男子阿奇时,被对方“平和地”提醒说,这样“有些麻木不仁”,为此她深感自责。身为治疗师与作家,塞缪尔之所以具有超乎常人的同情心,是因为她比一般人更敢于承认错误,也没有冷若冰霜或者高高在上地对待他人的习惯。她十分善于倾听,但喜怒也都溢于言表,有时也承认自己会对所见所闻感到不平。她笔下的角色是可爱的,而不是麻木不仁的,故事也因此而变得生动了起来。

塞缪尔的书大卖的原因部分地在于它们充满了希望。她可以被形容为一个乐观的现实主义者(sanguine realist)——甚至当她讲述的故事很凄惨时也是如此,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她的特色。她的第一本书是2017年的《悲伤的力量》,该书以她针对悲伤的25年心理治疗经验为基础,而她有关失落的洞见也教益颇多。她的第二本书《生活即变化》是第一本书的自然延续,聚焦于各种各样的变故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并在结尾处给出了一些简单的心理自助策略。《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是她的第三本书,也是最大胆的一本,因为塞缪尔所受的训练并不在“家庭系统”里(她也明智地在故事里加入了一位指导者)。这本书的重点是“一代人未获解决的压力源如何传给下一代并使其日常生活压力加重”这一引人入胜的课题。众所周知,塞缪尔出身于吉尼斯家族(爱尔兰最富有家族之一),也是已故的戴安娜王妃的朋友,但她选择在这里披露的仅有一点,那就是父母的背景“既是巨大的特权,也带来了多重的创伤”——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最有机会幸存。“堪称培养心理治疗师的上佳环境,”她轻描淡写地补充道。

《悲伤的力量》
[英]朱莉娅·塞缪尔 著 黄菡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2018-12

书中的八个家庭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其种族成分、性取向、经济条件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五花八门:离婚、丧亲、同性婚姻、收养、药物成瘾、空巢综合症。这一安排的后果就是刻意为之的色彩过浓(是出版商安排她这么谋篇布局的吗?),但塞缪尔本人的文笔魅力倒没有因此而折损。她揭示出任何家庭世系都有着错综复杂的结构。“(家庭是)一团糟、混乱且不完美的。在最爱也最上心的地方,我们受的伤也最深……”她提醒我们:“家庭隐含的一大陷阱,在于它是唯一一种我们无法离开的关系,不管我们的愿望有多强。”

她描绘了家庭的变迁:“新的家庭形态包含单亲、过继、群婚、多代同堂以及混合式——所谓混合式就是夫妻、子女以及来自先前关系的子女共为一家。”新近的研究再泼一盆冷水:在美国,过去20年来,50岁以上夫妻的离婚率翻了一倍,另有5%的兄弟姐妹据说完全不相往来,23%的兄弟姐妹之间几乎没有交流。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新发现是:“我们的忧虑感比前几代人都要强,在问题家庭长大的孩子尤其如此。”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我的丈夫是犹太人,他经常爱讲一个犹太笑话:“如果你没有任何事可担忧——那最该被担忧的就是你本人……”塞缪尔对一般而论的担忧,以及与抚养问题家庭儿童相关的担忧,都有精到的分析,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她正确地指出,智能手机的影响极大,会把“每件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推送给父母,并“持续放大焦虑”。她还强调了“如何在关心孩子的同时又给予他们自由”这一悖论,令我甚觉欣慰。她警告父母不要期望过高,并表示问题家庭里的孩子如果信任了父母,那父母就能对其发挥远远高于预期的影响力。在一个感人至深的章节里,她遇见了伯格一家,这是一个极端正统的犹太家庭,连续五代人都由大屠杀幸存者卡蒂掌管。她考察了创伤的发生过程,卡蒂的故事令她感到震惊,这家人也让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担忧本身就可以是一种遗产。

从一开始,塞缪尔就在强调,治疗不必是波澜壮阔的:“对于那种以没有时间为由拒绝寻求治疗的人,我会指出(并带着微笑)治疗耗费的时间比看完一部电视剧要少。”她还提醒读者注意忏悔(contrition)的力量——说到底,区区一句“对不起”又能花多少时间?阿奇单独把他童年不幸的孩子带出去,就自己为人父亲的不称职向孩子道了歉,尔后双方也都表示,这一举动对二人的关系具有革故鼎新的意义。

有时,塞缪尔收束章节的优雅文笔——温柔有余而冷酷不足——也不免会令人生疑。更多的时间真的有用吗?也许有的人需要以绝望为幌子来开展说服。她总结道:“一个忠言逆耳的真相是,我们只能解决自己尚且可以直面的问题。” 依我看,她还可以补充一条更加不顺耳的真相: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但塞缪尔终究还是站定了“让生活更美好”的立场,仅就人类历史的这一时刻而言,也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

本文作者Kate Kellaway是一专栏作家。

(翻译:林达)

来源:卫报

原标题:Every Family Has a Story by Julia Samuel review – why we inherit our parents’ problems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