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如何创作面向公众的历史读物呢？在信息发达的今天，专业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能够接触到的材料很多时候并无差别，一些爱好者对历史细节的掌握甚至更为精通。那么，两者之间的差别究竟在哪里？

日前，在第一届文景历史写作研习营上，文景历史写作奖首奖得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周思成分享了他在这一方面的心得。周思成谈到，不同的作者关注的时代不一样、面对的史料不一样，写作历史的风格、笔调和思考也不一样。有人写微观史，有人书写的历史跨越三千年，有人在书斋里孜孜以求，有人则愿意创作游记……写作历史并没有一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想方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众史学的创作没有任何标准。在活动现场，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蔡伟杰就认为，大众史学也要秉持“专业写作的标准，只是表述方式不同”。最重要的要求之一是清晰，面对大众写作时，不用一般人不了解的术语，但“根本上的东西是一样的”。周思成则看到，过去非历史研究者创作出了一些“通俗”的历史读物，但在他看来，未来大众历史写作的趋势是经过历史学方面训练的作者抱着学术写作的态度进行创作。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最好能够不再重写前人已经写过的东西，而是写出新的内容或者从新视角看待事物，这一点他称为“识”。《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讲述的是蒙古铁骑与日本武士的两次历史交锋。关于这个题材，日本已经有过很多研究和著述，然而从元朝视角和中国史视角出发的写作会有很大不同，而他的描写蒙古灭金的著作《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本身就是很少有人写的选题。除了选题求新、填补“空白”以外，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姜成洋也认为，历史写作还可以探讨人类永恒的话题，用各种方式直面人性善恶、国家兴衰等。

传统上历史写作注重考据的功夫，但是周思成认为，面向大众的历史写作要更加注意对细节的提炼、把控和展现，这一点他称为“学”。他以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作品中的一事为例：当时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重新开张，《时代周刊》记者注意到，《时代周刊》记者注意到，聚会用到了80个箱子，里面装着960瓶酒，可以装满7680个3盎司的酒杯，这些细节让聚会立刻生动了起来。另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细节是《资治通鉴·梁纪十七》中深受太子信任的诗人庾信的表现：

“太子以……东宫学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门……太子命信开大桁以挫其锋……信见景军皆著铁面，退隐于门。信方食甘蔗，有飞箭中门柱，信手甘蔗，应弦而落，遂弃军走。”

周思成解释说，几十年没打过仗的梁朝文人根本不知道战场究竟什么样，庾信啃着甘蔗视察军情，一支箭飞来，吓得他手里的甘蔗都掉了，人也转身就跑。这样小小的细节就反映出了梁朝“不中用”的特质。

他认为，面对较为丰富的明清及近现代的史料，写作者要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剔除冗余的细节，经济地使用那些最能反映问题的史料。周思成以自己的作品《隳三都》为例，讲述了使用史料的两种情况：一种是用来营造现场感和时代氛围，把读者引入场景之中；还有一种是显示出进一步线索的史料，为下文埋下伏笔等。

不过，挑选细节绝非易事。谈到为何新闻记者、小说家等创作的历史作品无法与历史学家的写作相媲美时，他说，两者之间的关键不同在于“对时代的整体感觉”，这种整体感觉是作者了解到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等领域之后才拥有的，需要时间磨合，也正是这种分寸感决定了一位作者如何运用细节。

关于历史写作应使用怎样的文笔，周思成认可的是Justin U.Smith在《论作史之艺术》中提出的“文笔与题目相称”，他称其为“才”。历史写作者创作不同题材时，面对的是不一样的史料，正如一位厨师要还原食材本身真正的味道一样，历史写作者应该做的是“还原史料本身给你的感觉”。他在写作《大汗之怒》时，不论是阅读日本史料还是元朝史料，都感到了一种黑色幽默，自己在写作时也竭力使用了这种讽刺感；而《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的史料给人一种苍凉的悲剧之感，他则尽量把自己阅读史料的这一感受传达给了中文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