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波特：终南山寻访完隐士后，他带着威士忌踏上了对中国古代诗人的朝圣之旅|界面新闻

初冬在北京见到比尔·波特，当他大步走来朝我伸出手时，我恍惚以为见到了晚年的海明威：浓密的白色大胡子，身材墩实，眉眼也是粗犷的，仿佛刚刚从非洲打猎归来。

可他慈眉善目的，脸色红润，还很孩子气，“我这一辈子都感到很幸福”——这就跟冷硬的海明威太不一样了。和我之前采访过的瑞典汉学家林西莉一样，比尔也是在中国文化里找到了一生的事业和精神上的支撑，对林西莉来说是古琴和汉字，对比尔则是禅宗和诗歌。

但比尔反对这种惯常的说法，他说，“我对中国文化不一定有兴趣，看诗看佛经可以得到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是超越文化的。文化就是妄想，文化就是叫人一定要从这个方法看东西，我要看破这个。外国人很少有看破的观念，中国人有很多。”

这位曾经的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生，1970年偶然在唐人街遇到一位来自台湾的老和尚，从此对禅宗和中国文化产生极大兴趣，并开始学习中文，两年后索性退了学，跑到台湾的一个寺庙里修行了两年半。离开寺庙后他搬到台湾一处安静的山村里隐居，翻译佛经和古诗，如此生活了十四年。

1989年，比尔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他翻译过寒山、拾得等中国古代隐士的诗并深为打动，很想知道隐士是否还存在，经过多方打听后，他踏上终南山寻访隐士。他将此次寻访之旅写成书《空谷幽兰——寻访中国现代隐士》，中文版于2001年出版，此后多次重印，迄今为止卖出了20万册。在这本书问世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中国人知道，在终南山山脉的许多个幽静之处，竟然生活着一群当代隐士，他们住在简陋的茅篷里，过着苦行的生活，却自得其乐。

此后比尔长期在中国大陆旅行，写了多本相关游记。2012年，他从美国带来两瓶玉米酿的高达73度的波旁威士忌，开始了对41位中国古代诗人的朝圣之旅。比尔钦佩这些中国诗人，他想应该带点什么给他们，“中国诗人最喜欢的就是酒”。他寻访这些诗人的故址，包括故居、墓地和经行的地方，它们有些在城市，更多的是在乡村和荒野，他用威士忌向他喜爱的这些位诗人一一敬酒，感谢他们带来这么好的诗歌。

这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朝圣之旅用了三十天，然后又花了两年将它写成一本书，中文版名为《寻人不遇》，刚刚出版。

皇帝的力量那么大，都没有什么影响，但诗人的影响是整个世界的

古代诗人朝圣之旅的第一站是山东曲阜，孔子的老家，虽然孔子并不是一位诗人。

在孔子的墓前，比尔·波特默默地等着。孔子的陵墓非常简单，就是一座长满草的土丘，旁边立着两座石碑。一直等到别的游客都离开了，没其他人了，比尔这才独自走上前去。他在墓前倒了两杯酒威士忌。“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威士忌，但这种甜玉米酿的酒，我想孔子是不会拒绝的”，比尔在书中写道，《论语》记载过孔子很能喝，“美哉！惟酒无量，不及乱。”他虔敬地把祭祀孔子的那杯酒浇在石碑和墓冢上，然后一口干了自己这杯。

接着比尔去了洙泗书院，相传这儿是孔子删选《诗经》的地方，书院里冷清无人，碑上的文字历经风雨的侵蚀早已斑驳难辨，两千多年来经孔子删选后的“诗三百”一直被吟诵不息。比尔认为，这儿是中国诗歌史的发祥地，孔子是伟大的诗歌编辑。

“孔子让诗歌在中国享有重要地位，这种地位在西方从未有过，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从此以后，一个不会作诗的人是无法在朝廷做官的。正因为有了孔子，才催生了写诗的李白和杜甫。”比尔写道。

之后比尔到济南（李清照、辛弃疾），往西安（白居易、王维等），经成都（杜甫、贾岛），赴湖北（孟浩然、苏东坡）、湖南（屈原），并一路向南，沉浸于陶渊明、谢灵运的山水之中，最后到达浙江天台山诗僧寒山隐居之地。从孔子始，到寒山结束——寒山是他邂逅的第一位中国诗人，多年前在台湾的寺庙居住时，主持给了他一本寒山诗集。

比尔·波特最喜欢的诗人是陶渊明，他说，“他的诗很简单很美，过的生活不一样，他也当官一段时间，可是很早就退休，住在乡下。我最喜欢他，是因为钦佩他所过的生活，他在庐山的山脚盖了一个小茅篷，不是在山里面，有农夫们在一块儿，一面过着很朴素的生活，也跟大家在一块儿，也写诗，写得好美”。

“一千七百年以前的诗人，我一个外国人住在那么远的地方，也受他影响，这就是诗歌的力量。你赚多少钱，你皇帝的力量那么大，都没有什么影响。但你看诗人的影响，是整个世界的。最好的诗人是把他的心挖出来，我们的心都一样。我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诗人。”他说，“所以他就像我的第一个女朋友，不会忘掉。”

（比尔的朋友爆料说，比尔曾分享过偶像的一个小八卦：陶渊明特别喜欢李商隐的诗（穿越了），说下辈子要当他的儿子。比尔更正说，不是李商隐，是白居易。）

陶渊明墓在庐山的南部，位于军事管制区内，比尔曾于1991年和2005年两次试图进去拜谒，都被告知不许靠近。这次他告诉大门口的几位军人自己寻访的目的，还表明自己有多喜欢陶渊明的那首《归田园居》。但无论如何请求，军人们的态度都很坚决。无奈之下，比尔倒了一杯酒给一位军人，请他帮忙将酒洒在陶渊明墓前，军人很吃惊，但又无法拒绝这样的请求。

“朱淑真，你为什么要这么问？”

诗人们的墓地情形各异，区别很大，有的宏伟有的简陋，有很多在荒野偏僻之处。李商隐墓在河南的乡村，保存得很好，一位过路的农村妇女把他领到李的墓前，那是在一片玉米地里，高高的玉米把墓碑给遮没了。比尔记得那位妇女穿戴得很隆重正式，像是要去赶赴什么宴席。

令人感慨的是杜牧墓，位于西安西南的司马村西村，村子里的老人沉默地带着他穿过砖混结构的房子，穿过豆角地、茄子地、玉米地、洋葱地，最后终于在地头上的一座大坑前面停下，这就是杜牧墓原来的所在地。上世纪70年代，当地的一些人把这里挖到的一切都带走了，现在坑里面填满了垃圾。比尔倒了一杯酒，自己喝了一口，把剩下的洒在了土坑里，然后大声朗读起那首《清明》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上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农民们站在一边，抽着烟，有些人和比尔一起朗诵起来，他给带路的老人倒了一杯酒。“老人喝了一口，然后瞪大了眼睛，又递了回来，接着抽他的烟，他和其他人说了一句话，然后大家都笑了起来。”比尔写道。

“中国人告诉我，一般只有后代才会在坟前祭祀倒酒，但我觉得那些诗人就是我的亲戚。”比尔说。

因为比尔要寻的“亲戚”都是中国古代诗人，因此“寻人不遇”是事先就注定的，不过比尔在寻访过程中遇到了不少让他难忘的人，比如带女儿来跟比尔练英文的出租车司机，替人开车、最后失踪前载着一位言行低俗的官员离去的年轻司机（比尔猜他失踪可能是因为钱被骗光了没脸回家），那些给他指路甚至陪着走一程的人。

在洛阳的白居易墓园——白园，有一个摆摊写字的人，是比尔的朋友。作家程然说，“那落魄的人身上的异味足以令其一直孤独下去，但比尔知道他的好，相信他自己封的白园护法的名号，于是，再度邂逅，令白园护法像孩子般地雀跃。仅此白园，比尔竟前后去过七次！每次去，他都会去看那个写字的人。”

比尔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在杭州植物园发现了朱淑真的墓，朱淑真是他此次拜访的三位女诗人中的一位，另两位是李清照和薛涛。他爬到山顶找到墓地，墓碑上的文字已无法辨认，但他感到“它是否是朱淑真墓已经不重要了，找墓不是成功或失败的问题，是尽量去做，不一定要成功”，他说。

朱淑真死后，她父母把她的诗都烧掉了，幸好朋友们保存了她的一些诗，并将这三百多首诗结集成册，并名之为《断肠集》。拜访完墓地的那天晚上，比尔读了朱淑真的最后一首诗《探梅》：

温温天气似春和，试探梅花忆满坡。

笑折一枝插云鬓，问人潇洒似谁么？

“朱淑真，你为什么要这么问？”比尔在书里问道。

翻译就像聋子陪着漂亮女人跳舞

朱淑真这首《探梅》只是《寻人不遇》一书中的众多引用古诗中的一首。在该书的英文版中，这些诗歌都由比尔翻译成了英语。实际上，他译的诗比这多得多，他翻译了寒山全部的诗，总共三百多首。韦应物留下来五百多首诗，他翻了175首，约占三分之一，他是第一个翻译韦应物的诗的人。

碰到很难的诗他不翻，必须充分了解后才翻译，要了解它里面的用典、历史背景，他会将这些写在注解里。背景太复杂太繁琐的诗他不翻。

对于公认晦涩难懂的李商隐的诗，比尔说，“他的诗是很特别的，但不是每首都这样，我翻译了六七首，非常美，我觉得我懂了。”

他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翻译，“我是在陪着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跳舞，可是我是一个聋子，不可以听到音乐。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在跳舞，我必须依靠她，因为她能听到音乐。我不可以距离太远，也不可以距离太近。有些人翻译是把自己的脚放在对方脚上，把英文的脚放在中文的脚上，可是你这样的话把跳舞的人弄坏了，很痛啊。”

翻译不只是对文本的翻译， “这个跳舞的人，也就是中文的诗，不是原本的诗，原本的诗是她听到的，是心里面有一个感觉，有一些感动。原本的诗是在心里面，翻译家必须找到这个地方，英文要和中文一样要有心里面的这个东西。你要花非常多的时间，不可以很快，才可以找到这个东西。”比尔说。

看破

我问他是否喜欢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等美国诗人？比尔用勉强的语气答道，“也可以，当然很美，但比较表面，没感觉到心的深度。”而对同样爱好禅宗的垮掉派，比尔是一副很看不上的表情，他觉得他们太随便，肤浅表面，除了诗人加里·斯奈德——“我2006年认识他，他很不错，不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人。”

为什么不喜欢西方诗人？他说，“因为西方的诗人没有看破红尘。中国古代的诗人不需要当佛教徒，就可以看破，当然也不是很多人看破。”

在比尔看来，中国隐士和西方隐士也不一样，很多西方隐士躲起来，是因为“恨人，并不快乐”，而中国的隐士，他们过着清苦的生活，却是他见过的最友善最快乐的人。

“比尔，你自己是什么时候看破红尘的？”周围人都笑了起来。

很小，八、九岁，他说。

那时候，他父亲很有钱，“直到我父亲死后，他姐姐才告诉我，他年轻时抢过银行，并因此坐了六年牢”。出狱后，父亲靠做连锁酒店生意发家，然后娶妻生子，“家里有仆人，很多人来看我父亲，包括当时最有名的歌星，我父亲跟民主党很熟，肯尼迪的两个弟弟都来过我们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跟佣人聊聊天，发现朴素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别人都有面具，是骗人的，不是故意的，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从小看破红尘，知道有钱有权力是很麻烦的，很容易生病，心病。一直讨厌这个。后来我父亲破产了，我很高兴，他不高兴。”

后来他去学人类学，并不是为了学问，而是为了研究“这一辈子应该怎么过，真理是什么？我要多了解不一样的人类，比较中国人法国人日本人，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方法过这辈子，这辈子这么重要，我要研究一下。”很快比尔碰到了禅宗，“禅宗让我看破一个社会的真理，社会没有什么真理，社会就是有规矩习惯了，现在我们是这个样子做是对的，过20年另外一个方法过是对的。可是他们常常骗人，中国社会是这样子，美国社会也是这样子。大家都一定要过这个样子才是对的，可是这个对不是对的。没有什么对的不对的，对的不对的就是心里面确定的。”

比尔觉得佛教的思想比人类学更深，打坐比读书好，于是他离开哥大，跑到台湾的一座小寺庙里开始修行。两年半后，老和尚说，你住在这里那么久，还不想出家吗？比尔说，“我很喜欢住在庙里，喜欢这样的生活，喜欢打坐，看佛经。可是我不要当出家人，因为我受不了那一套规矩，一定要穿这个衣服，一定要这样那样。”

“宗教可以帮助你看破一些东西，可怎么看破宗教？宗教会变成另外一个新的监牢，基督教特别是这样子，你不信这个你就会去地狱。佛道儒家不是这样的，修行是你自己的事，当然有因有果。”

因为他在庙里是白吃白住，比尔不好意思再待下去了。他很快搬到一个叫竹子湖的乡村，与农夫们作邻居，开始翻译诗歌和佛经。后来他结了婚，有了两个儿子，为了养家，他当过记者、英文老师，给广播电台撰写旅游文章，写了十几本书。

如今他们全家住在西雅图海边的小乡村里，两个儿子都长大了，都不会说英语。比尔说《寻人不遇》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本书，他觉得这三十五年他被写书给控制了，“因为我需要钱，书变成我的老板”。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买他的书，“我现在有钱，够了，我很容易满足，我告诉我的出版社，我不要再写书了”，他那孩子气十足的语气又一次引得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但他又狡黠地补充，“说不定我以后还会写，但我不要告诉他们。”

比尔·波特：生于1943年，美国当代作家、翻译家和汉家家。1970年-1972年，比尔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人类学博士。1972年赴台湾一所寺庙修行。从1993年起，他和太太及两个孩子一直住在离西雅图两小时远的乡村里。著有《空谷幽兰》《禅的行囊》《寻人不遇》《黄河之旅》等，译有王维、韦应物等人的诗，以“赤松”的笔名翻译出版了《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和《菩提达摩禅法》等英文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