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银发的保丽娜·弗洛雷斯话不太多，甚至有些羞涩，两条裸露在外的手臂上有几处纹身，左手手背上是一只开得灿烂的玫瑰花。在外人看来，1988年出生的保丽娜的作家之路可谓顺风顺水：在26岁时，她就凭借短篇小说《奇耻大辱》斩获了罗贝托·波拉尼奥短篇小说奖；次年，同名短篇小说集出版，又捧得智利艺术评论界最佳新人小说家奖和圣地亚哥市立文学奖；2016年，这本小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出版。今年上海书展期间，保丽娜携这本书的中文版《最后假期》来到了中国。

《最后假期》中的很多故事都是从青少年和童年视角展开的，她试图通过儿童之眼，来呈现成人世界中的种种困境与挣扎。但保丽娜笔下种种长大后回溯童年的故事，又并非是弗洛依德宣称的那种童年经历对人一生施加的决定性影响。恰恰相反，在小说中，每个人都有改变命运走向的机会，只是面对着不同的情境，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选择这样一个成年回望童年的视角出自一种写作直觉，在她看来，当下的年龄足矣让自己完整地回望并审视童年时代。

这九个短篇故事中有很多女性角色，也涉及很多双生的、镜像般的女性形象，以及她们的不同境遇和命运流变，比如失恋的女儿和自己母亲的故事，比如小女孩和对她影响深远的保姆的故事，还有两个女孩试图帮助父亲摆脱窘境、却意外地使他陷入“奇耻大辱”，有一个小女孩因怕惹母亲生气而跟着一个高中男生去海边展开了一次冒险……虽然在生活中保丽娜将自己定义为一位女权主义者，但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她称自己在文学作品中不会流露女权主义倾向，“文学是一种艺术而不是对社会问题的解答，文学的功能是提出问题，而不需要承担解决问题的职能。”

女性书写：不站在道德制高点替主人公做出选择

“何塞法从一个短暂的梦中醒了过来。有个人正在黑暗中摇着她的肩膀，动作坚定而温柔。”收录于《最后假期》的短篇小说《莱卡》，在一开篇铺下了基调：一种漂浮感和悬置感，没有具体的、实物化的场景和空间，两个人物——小姑娘何塞法和高中男生费德像是浮在空中的、从未落地的存在。费德是凭空出现在黑夜里的，他坚持要带何塞法去沙滩看飞碟。何塞法是被动的、弱小的，她不敢拒绝，有些害怕，但妈妈曾告诉她要好好和费德玩，何塞法不想让妈妈生气，于是带着恐惧和对母亲的顺从，跟随费德来到了沙滩。为了更清楚地观看飞碟，费德找到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他一直抱着何塞法，还吻了她的鼻子。

之后，何塞法和费德的情感关系有了些微的变化，从一开始何塞法在睡梦中惊醒感到恐惧，她慢慢喜欢上了费德。“她感觉费德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男孩子了，就像电视剧里面那些英俊的男主角一样……”费德冲着何塞法挤了一下眼睛，何塞法“感觉自己无比幸福”。接着费德把自己的嘴唇贴到何塞法的嘴唇上，又把舌头伸进她嘴巴里。“伸进来的舌头带给她的惊讶感让她全身都僵硬了起来。”费德对于这种僵硬感有些失望，他让她再练练，小女孩感觉快哭出来了。费德此时将何塞法置于了一种成年男性对于女性的审视之下，他在这段互动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她则是被动的、丧失了主体性的。即便如此，自始至终，《莱卡》的笔触还是浪漫的、漂浮的、轻盈的。在故事的结尾，费德和何塞法约定，在何塞法长大之后和她结婚。为了完成这个“浪漫的”约定，费德开始为何塞法脱衣服，吻了全身赤裸的小女孩，随后自己也脱去衣服，两个人手牵手，走向大海。

将一个恋童故事进行浪漫化和诗意化的处理，是保丽娜寻求自我突破的一种尝试。她认为，这是作家为了文学创作而凌驾于道德评判之上的一种行为。在写作过程中，保丽娜所做的是用个人的道德标准和尺度进行把控，而非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这是作家的本性。”她说自己特别敬佩那些能够游走在含糊的道德边界的作家们，比如写下《洛丽塔》的纳博科夫和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后者可以在小说中呈现出一个大众视野中的“坏人”的内心挣扎，从而剖析人性的复杂。“这正是文学这门艺术的意义所在，”保丽娜认为。

《最好假期》收录的短篇小说聚焦于不同年龄与阶层的女性，以及她们面临的生活困境，保丽娜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提到，在文学史上，很多文学作品在描绘女性角色时倾向于将女性脸谱化和极端化，女性的某一个特点被放大，她们要么比较勇敢，要么比较蛮横。而她希望探讨的，“恰恰是一些表面上看上去比较柔和、但实际上更加偏重精神层面的女性，是女性在生活中的一些幽暗微妙的境况。”保丽娜说，“文学是一种艺术而不是对社会问题的解答，文学的功能是提出问题，而非给出具体的解答。”

虽然在日常生活中自称女权主义者，但在文学作品中她选择不流露自己的女权主义倾向，“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处理更加微妙的、幽暗曲折的人生境况和复杂多面的人性，而不是站在道德判断的制高点，为故事中的人物做出看似正确、道德的或者是体现女性自主意识的选择。”

全球化时代：各自孤立的个人通过文学达成理解

《娜娜阿姨》这篇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智利，主人公小女孩的爸爸错把和他一起工作的韩国人当成了中国人。每次出差前，爸爸都会用绘画的方式向小女孩解释自己要去做什么，他画一个用小棍子搭成的男人，有着巨大的脑袋和如两条斜线般的“眯眯眼”。爸爸用食指把自己的眼皮提起来，告诉女儿他和中国人一起工作。但实际上，和他共事的是韩国人。让主人公真正感到不可思议的不是一个长着眯眯眼的人，而是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人。“我一想到如果陪着爸爸出差我也会长出这样奇怪的眼睛，便感到震惊。”

在这里，保丽娜借儿童之口，道出了二三十年前智利人对于地球另一端遥远的亚洲人的刻板印象。像是世界上彼此隔绝的孤岛对于异域的想象一样，小女孩脑海中那个充满眯眯眼的国度，代表着全球化尚未加速起飞之时的世界。在小说中，一年半之后，一场“亚洲危机”袭来，她的父亲在这场发源于亚洲的危机中丢掉了工作。

全球化的影响并不止步于此。这本集子的最后一篇小说《幸运如我》有两条线索，一条讲述了小女孩卡洛琳娜和妮科尔之间的故事，她们俩的对话由《美少女战士》和《圣斗士星矢》的画册展开。在另一条讲述智利姑娘丹尼斯和从未出现的“法国姑娘”乔希娅尼的故事线中，乔希娅尼代表着一种来自欧洲的、进步的、更加开放的力量，她像是来到美洲寻找异域风情的游荡者，自在、浪漫又轻松；丹尼斯甚至有些嫉妒乔希娅尼，嫉妒她那种有保障的生活和“欧洲殖民者式的步伐”。在这两条故事线中，两个女童和两个成年女孩彼此形成了一种关照和镜像。虽然无不体现出了文化霸权的身影，但这两条线索中暗含的全球化趋势也已极为明显——美洲、亚洲和欧洲，在保丽娜的小说中逐渐联结起来。

不过，全球化在她笔下永远作为一个背景出现，真正持续处于前景之中的，仍然是个体的生活困境和平淡无奇的生活中一些突如其来的峰回路转。“全球化带来了不同文化间的交融和碰撞，也促成了一个更加个体化、原子化时代。”在保丽娜眼里，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由是更加重要，“文学并非纯粹功能性的，很多社会问题可以留给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去解决，文学可以描绘更加细腻的事物。虽然我并不认同如今盛行的个体意识，但通过文学，我有机会去描写人性的复杂和微妙；也正是通过文学，各自孤立的个人能够达成相互理解。”

成为作家：一次又一次把自己逼到摇摇欲坠的边缘

“写作者的道路是非常孤独的，”在上海书展期间，保丽娜在建投书局举办的一场“青年一代如何书写自己的家乡”的活动上说道。她大学选择了西班牙语文学专业，当时并没有想过将来会成为一名全职作家。在真正接触文学专业后才爱上了它，一边阅读莎士比亚和福克纳，一边如饥似渴学习文学理论。保丽娜从18岁起与朋友们的一段同居生活也极大地促进了她的创作，那群朋友比她年长5岁左右，是一群爱好写作的文艺青年，他们经常在一起练习写作，早上创作，下午相互评论作品。

在这个五人小团体中，最终只有两个人的作品成功出版，其余三个人虽未专职从事文学事业，但都以自己的方式和文学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成为作家确实有很多超越想象的困难，并非每个人都适合这种生活方式，”自认幸运的保丽娜说。作为一位文坛新人，她很清楚当一个作家需要克服多少困难，“即便再有天赋，能很好地掌握一门语言或者是文学技巧，职业写作者仍然需要大量的练习。这其中并没有什么浪漫可言，更多的是脚踏实地的努力和日复一日的苦工。”

她如今正在写自己的第二部小说，也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从周一到周五，她花很多时间独处，尽量避免社交网络带来的影响。她白天写作，晚上跑步，排解因孤独隔绝而产生的与社会隔离的焦虑感。

在保丽娜眼中，作家是综合的矛盾体。一方面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有时候甚至是一种“盲目”的信心——相信自己有写作天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写作。但另一方面，作家的确时常自我怀疑。“语言的组织和词汇的选择，对我来说是很难的事情。作家并非天赋异禀，每天早上一起床，一天的灵感就已经在脑子里。我经过了艰苦的寻找和发现的过程，才能写出作品。”保丽娜在活动现场对观众坦陈，“我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会逼迫自己不断突破极限。我一次又一次把自己逼到摇摇欲坠的边缘，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能成功，但如果能突破这个界线的话，人就会有所进步。”

本次采访的西班牙语翻译由姚云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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