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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打工者:市井中的出家人 列车边的“陪行马”

他们为何而来?打工能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他们留得下来吗?几本书,几幅画像。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如今,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遍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在工厂车间制作着最新的苹果手机部件,在餐馆饭店里烹饪食物、洗刷盘子,或是在街头骑着电瓶车递送着快递和外卖。在中国,打工者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正如《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一书所写,这一人口流动“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相当于一百年间欧洲向美国移民总数的三倍”。 

人数众多,然而打工者的面孔似乎是模糊的,他们将留下还是离去,似乎也悬而未决。上月底,据新闻报道,江苏苏州一所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因校舍被腾退,800多名学生将被整体安排到附近一所公办重点小学——勤惜实验小学念书。这个安置举动引起了勤惜小学家长的不满,认为此举是非学区的学生抢占公立教育资源。小学校长则表示,虽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原有的学生共同使用一个校园,但会用铁栅栏手段对安置学生进行“隔离”。 

单从这个案例来看,对于打工者子女的“隔离”之举,除了可以理解为城市居民对于教育资源和利益的捍卫,也可以解读为他们对于外来打工者这一陌生群体的恐惧与排斥。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发问:打工者是谁?他们为何而来?打工能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他们留得下来吗?以下这几本书,或许可以看做是从各个角度描绘的打工者画像。

画像一:为“见市面”的打工

在《打工女孩》中,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张彤禾用“出去”这个词概括打工者从家里走出来、进厂打工的过程,她写道,“这(出去)是他们做过最难的事情,也是尝试一种探险”;而支撑他们“出去”的,是一个抽象而鼓舞人心的渴望,“走出家乡并留在外面——出去,就是改变命运。”打工者所希望的“命运”,远远不止挣钱,还有“见世面”、“追求机遇”和“学习新能”等自我发展目标。

《打工女孩》
张彤禾 著 张坤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

2003年,敏从老家学校辍学,跟着姐姐去打工。在“出去”之前,她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也没见过工厂,她说,“出去”就是为了“学点东西,见点市面”。在他们村,年轻人差不多都“出去”了。在城市里,他们用上了手机、穿上了牛仔裤,把老家那种没有电视、收音机的生活称为“无聊的”生活,自己在那里定是待不住的。

在东莞,敏先在车间做了一年工人,后来重回人才市场。在一次幸运的面试后告别了车间工作,坐上了办公室,被安排成厂里设备部门的文员,每天负责把记录机器状况和历史的文件整理好,赚的钱是过去基本工资的两倍。在领了半个月的工资之后,她去商场买了文员穿的衬衣和紧身裤,再和原来打工的姐妹见面时,还不忘叮嘱她们,要多学一点东西,“学到一点,就可以把它带到新的工作里去。”然而,“见世面”并非那么简单顺当,从车间晋升入办公室,敏变成了地位最低的一个,同事孤立她,没有人教她上手新工作,她只得自学。当然,办公室的同事也不会和车间里的人说话,只有敏跟车间工人打招呼,因为她也曾经是工人。

画像二:“脑筋活络”的谋生之术

打工不光需要会干活,还需遵守其中看不见的生存规则,有的人可以熟练地掌握这种规则。比如上文的敏,她巧妙地找到了晋升技巧,在做稳了文员之后,开始寻找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因为她觉察到文员的职位太低,不如人力资源部分的工作有地位,之后,她亦如愿以偿。

与敏的机智灵敏不同,张忌在小说《出家》中还提出了另一种扎根于市井的生存智慧,那就是“脑筋活络”。在《出家》一开篇,外地务工人员“我”和老婆住在一个出租房里,起初亲戚介绍“我”给人送牛奶,后来“我”灵机一动,想到可以牛奶报纸一起送,一个时间挣两份工钱。于是“我”运用智慧,请送报纸的人吃生煎包,套到了管报纸的站长的地址,又通过天天给站长送牛奶,引起站长的注意——“我”的伎俩被站长称赞为“脑筋活络”,因此顺利得到了送报纸的工作。 

《出家》
张忌 著
大方·中信出版社 2016年

“我”的头脑已经非常活络了,即使如此,这般生存伎俩仍不足以应付生活的压力。第二个女儿出生以后,“我”愈发觉得无望,在跟老婆的一次短暂争执之后,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抽烟,感慨,“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我觉着身体已经快到极限了。”“我”开始对自己的生存技巧感到怀疑,“如果我这样辛苦,只是换这样一个结果,我凭什么要赔着笑脸给别人买生煎包子,凭什么背着老婆去给人家干私活,我还要提防着警察来罚款,坏人来敲竹杠,我这是在做什么,逗自己玩吗?”于是,“我”选择去寺庙里坐空班。在《出家》的后半段里,“我”作为打工者,开始在和尚行当内再次慢慢熟悉规则,因为天生佛像不错,经文唱得好,脑筋也活络,做和尚变成了“我”的打工之路中最可行的一条。然而做了真和尚,就必须要和老婆孩子热炕头分开了,所以,头脑活络的生存智慧最终让“我”妻离子散。 

画像三:“陪行马”的隐喻

日本作家、芥川奖得主小川洋子写过一个叫做《陪行马》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单轨列车沿线超市的一位试吃员,她每天的工作是将当天特价的产品,比如重制奶酪或芦笋,做成试吃小菜,推荐给客人。她的长处是特别善于找角落,从不妨碍任何人,“就像早已设计好的一般……折叠小桌、煤气灶、平底锅、做菜用的长筷,还有擦碗布和其他杂七杂八的用具,也都如同她身体的一部分妥帖地收放在那里,”“每时每刻都异常谨慎,分毫不会逸出分配给她的小小的空间”。

奇怪的是,她每天都要迎来送往许多顾客,自己却从不远行(小说里写她一远行就恶心)。如此生活日复一日,有一天她看到了一则新闻,说赛马要去法国参赛,而为了缓解赛马的压力,另外一匹马也将陪同前往。她对这匹陪行马涌起了兴趣和关心,理由是大概没有人会对陪行马有兴趣。超市试吃员对陪行马的兴趣看似莫名其妙,小说却借助这个兴趣,使她本身与陪行马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对照的关系:日日处于单轨列车边上、超市厨房角落里的试吃员,为上下列车的客人们推广食物,她不就是一匹陪行马吗?

《他们自在别处》
小川洋子 著 伏怡琳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年

其实,“陪行马”也可以被视作许多打工者的隐喻——他们似乎成为了现实生活中的NPC(非玩家角色),只出现在某个情境中,具体的前途命运无人关心。在此前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对作家王安忆的一次访谈中,她提到,自己小说《乡关处处》里所写的月嫂,在城市里其实是留不下来的,因为她的归宿就是回家乡养老。“有的学者作家认为那些人能在上海生存。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想法就是赚好钱,回家乡盖房子,这是基本出路,除非灰姑娘碰到王子。”

画像四:打工的后遗症

在《扶贫笔记》一书里,作家、人类学学者潘年英记录了他在贵州南部某县挂职扶贫的经过。这本书出版十余年后,在一次访谈中,他将农民工进城打工形容为一个“暂时的出气孔”,把农村的现状形容为“清蒸活龟”,逃离这种“清蒸”的唯一方法就是出去打工,然而这种方法只是暂时的,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潘年英讲述了他们村里一个男人的故事,这个男人是无数打工者中最为普通的一个——他原先在村里很能干,身体很好,但是无论做得多好,都无法挣到钱,家里有孩子需要上学,他只得去打工,于是他到了北京的一个化工厂,结果干不到半年,就得病回家了,接下来为了看病要花的钱远远多过打工挣的钱。他的儿子因此中学辍学去打工,但是进的厂子效益不好,收入很低,也挣不到什么钱。

《扶贫手记》
潘年英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年

潘年英说,对于像这样的农民,学者们可能会因为体会不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艰难,而提出一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解决方案。比如,经济学家们会说,这个男人就不应该去有毒的工厂打工;第二,即使病了,也可以叫工厂赔偿;第三,儿子应该去效益好的工厂打工。然而,这些方案都是不现实的。“表面上看,这些经济学家讲的还都是道理,但是,现实吗?一个西部贫困山区的农民,有能力有机会选择无毒而效益好的工厂吗?索赔,不错,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你到哪里去找老板?就算你找到了老板,他不赔,你咋办?好,打官司。你哪里有钱打?你哪里有时间打?”

所以,在他看来,打工带来的社会后遗症远远大过于打工的好处。“后遗症”的一方面在于,即使农民拿到了薪水,没有进毒工厂,他们也无法依靠打工致富,所以他只得继续打工;另一方面是留守和空巢问题,“(打工)改变命运的问题,个别的例子我相信是存在的。”潘年英说,“但是,我们村,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我觉得打工很难改变个人命运。”如果说打工只是一个暂时的选择,不能让人发家致富,那么,打不打工以及打什么工究竟是谁能选择的呢?

画像五:心甘情愿与自动“隔离”

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之下,英国作家戴维·洛奇的小说《好工作》与潘年英对于“打工”的反思几乎一致。在《好工作》中,大学文科教授罗玢与工厂经理维克参加了一项“影子”计划,在这个计划里,罗玢与维克要参与进与自己本职差距巨大的工作中去,比如说教授去跟着工厂经理参加会议,要去工厂车间里“巡视”,工厂经理也要到大学里听课。在这项交换工作的计划里,他们意识到了彼此所在的世界的工作是如此不同。

《好工作》
戴维·洛奇 著  蒲隆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年

来自“学术上的梵蒂冈”的大学教授,在第一次走进“黑暗之乡”工厂区时就迷路了。进入工厂之后,她觉得一切都是触目惊心的,“机械车间活像一座监狱,铸造厂更像是地狱……工人也更像是地狱中的亡灵。”令她更为敏感的是,即使是车间内部,也有着明显的种族区隔,机械车间的工人多数是白人,到了铸造厂,就都是亚洲人或者加勒比海人了。善于运用解读和阐释工具的学者,习惯从艰苦劳作中解读出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她将那个从事最艰苦工作的西印度人挥汗如雨的形象,解读为“高尚的野蛮人,锁链加身的黑奴,被剥削的人类的原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工业制度的典型牺牲品”。然而,工厂经理云淡风轻地说,这个工作其实是他们自愿选择的。工厂的招聘广告一贴出来就一呼百应,亚洲人和西印度人情愿干这种活儿,女人也乐意在这里工作,他说,“不信你去问问她们。”

当罗玢带着对车间的观察回到象牙塔之中,她感觉到了这种工作的“自愿”:她看到,在校园中央的绿地上,学生们正在三五成群地沐浴在阳光之下,而学生们的中间,有一个黑皮肤的园丁,正推着除草机来来回回,园丁和学生们年纪相仿,彼此却没有交流。“学生方面没有公开的傲慢,园丁一边也没有明显的愤懑,只有一种对接触的本能的相互回避。”戴维·洛奇写道,“(大学生和园丁)尽管身体时有接近,但却生活在两个分开的世界上。”也就是说,学生们不需要和园丁处于不同的空间之中,他们根本没有越过这堵墙的欲望,这也是另外一种“心甘情愿”。这也令人想起张彤禾所写的,在工厂里,办公室文员不会跟车间工人打招呼。那么当园丁或者是念大学,坐办公室或是进车间,又是谁来选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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