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要给“漫说文化”丛书30年举办一场活动，陈平原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因为在他看来，这套书对于他和钱理群、黄子平三人（后辈将他们封为“燕园三剑客”）来说“纯属玩票”，不图名、不图财，并非他们最重要的学术工作，当初想的，只是要做一套文章好读、装帧好看的小书。

“漫说文化”丛书是一套分专题编写的散文集，共十册，收录了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的四百余篇散文、杂文及小品，囊括了性别（《男男女女》）、代际（《父父子子》）、宗教（《佛佛道道》《神神鬼鬼》）、民俗（《乡风市声》）等十个中国文化主题。

这套书缘起于1988年的夏天。当时钱理群是北大中文系的讲师，陈平原是在读的博士生，黄子平是北大出版社的编辑。陈平原在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聊天时，偶然说起三人对20世纪中国散文的看法，以及分专题编一套散文集的设想，没想到和出版社一拍即合。于是1988年的暑假，三人在1985年共同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之后再次合作，闷在钱理群10平米的教工宿舍里忙活起来，先拟定体例、划分专题，再分头选文。读到出乎意料的好文章，三人当即“奇文共赏”，同时也淘汰了大批徒有虚名的“名作”。开始以为遍地黄金、捡不胜捡，可沙里淘金一番，才发现好文章实在不多。

选了一个假期，每个专题才选了区区几万字，远不够原定的字数。三人只好在开学后又去泡图书馆、翻旧期刊，直到1989年春天才初步编好。接着他们开始分头撰写每一本书的前言，又是一番字斟句酌，原本是“玩票”的事，越做越认真，意见产生分歧的时候，还红过几次脸。

陈平原在《漫说“漫说文化”》一文中谈到，表面上，这套丛书的特点是选文广泛、突出文化意味，但从根本上说，它体现了三位学者对20世纪中国散文的独特理解。首先是凸显20世纪中国散文与传统散文之间深刻的精神联系。散文并非是完全的西方舶来品，魏晋的清谈、唐末的杂文、宋人的语录再加上明末的小品，无一不在20世纪的中国散文中产生过回响。

其次，是要澄清“散文只能写景和抒情”的误区。自五四抬出“美文”概念之后，世人心目中的散文似乎只能是“风花雪月悲欢离合”，加上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比喻和形容词，“甜得发腻”。而学者式重知识、重趣味的闲话，虽然未必对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的胃口，却更得中国古代散文的神韵，这也是为什么“漫说文化”系列选择的都是具有历史、文化、民俗面向的篇目。

从1988年正式开始编写，至今“漫说文化”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今年6月，这套丛书又由“领读文化”重新出版发行，并制作了有声书。 读者在阅读文字的同时，还可以扫码听书，不仅为经典作品拓展了新的传播媒介，也让“散文”这一文体重新找回了它的声音属性。日前，“漫说文化”丛书再版纪念分享会在北京大学举行，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再次聚首，与现场的读者分享了三人将近40年的深厚友谊、“漫说文化”丛书的幕后故事，以及他们对散文在文体上的边缘化、散文与朗读之间的关系等学术话题的看法。年近八旬的钱理群甚至说，这也许是三人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倾心相谈”、探讨学术话题了。

筒子楼里“侃”出来的一套书

之所以叫“漫说文化”丛书，是因为这套书就是三人在钱理群位于北大筒子楼的教工宿舍里“漫谈”出来的。陈平原曾在几年前编过一本《筒子楼的故事》，请来二十几位在筒子楼居住过的北大中文系老师，讲述他们在筒子楼里的故事。“书出版后，反响很不错，我们想表达的不是悲情，而是一段历史，告诉后来者我们是在怎样的生活氛围中思考、对话和工作的。”

陈平原对钱理群在筒子楼里的小屋印象深刻，“当年老钱夫人还没来，他一个人住在筒子楼里，我和子平会经常去找他聊天。不仅我们两个，还有一大堆同学，老的少的都有，最离谱的晚上十点钟还会去敲老钱的门。今天这种氛围不可能了，我们都住的很远，彼此见面聊天，或者同学请教，都要事先预约。所以，八十年代生活环境的窘迫和八十年代的学术神聊，或者说是‘侃大山’，这种亲密无间的对话与合作，促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产生，也造就了这一套《漫说文化丛书》。”

钱理群也谈到，他的学生孔庆东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老钱的灯》。文章里写，他每次自习回来，看到老钱的灯还亮着他就闯进来，一聊就聊到深更半夜。在钱理群看来，与学生、与志同道合的学术伙伴之间的聊天，最后甚至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文体，“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和大家看到的《漫说文化》的序言，都属于这种聊天体的学术文章，有点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学术随笔。而这样一种聊天体的学术文章，和我们的研究对象、五四时期的闲谈散文存在内在的相通，因此，这套书实际上是一种主客体的融合，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心灵的融合，用今天时髦话来说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大概是这套书今天读起来依然特别有魅力的原因。”

黄子平也谈到了“后五四”散文的“闲话风”。在他看来，“这种‘闲话风’和五四时期的战斗激情是不一样的，在五四退潮之后，散文家们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从文化层面来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转变，就是‘从呐喊到流言’。这种‘闲话风’的散文以及八十年代中期的聊天风气，与法国哲学家布朗肖提出的‘无限交谈’，在结构上是暗合的。”

黄子平指出，找人聊天的欲望，以及它背后的那种孤独感，每个时代都有。但某一个时代，在某一个地域，能否找到真正同气相投的人来聊天，这就要看运气了。“按照西方的说法，我们要跟伟大的灵魂交谈。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读经典？就是因为在同时代的人里头，你碰到这些伟大的灵魂几率很低，尤其当你达到某一个学问的深度或思想的深度，你就会发现找不到可以交谈的人。中文系有一个说法叫做‘尚友古人’，也就是跟过往时代伟大的灵魂交谈。这套书为什么说读起来轻松，却又可以觉得继续读、反复读，正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跟伟大的灵魂交谈。”

三人之间保持了近40年的友谊，其实正是在同时代、同一所大学里觅到知音的幸运。钱理群谈到，他最近常常想起鲁迅在“五四”之后说的一段话，“《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伙伴还会有这么（多）变化，只有我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钱理群坦承，他如今的处境和心情，与当年的鲁迅一样。“八十年代至今，当年的很多伙伴都分手了，各走各的路，仍旧能够心心相印的太少太少了。2000年子平从国外回来，见了很多朋友，最后对我说，没变的就是你们几个了，其他的都变了。我现在最渴望也最珍惜的，就是可以‘随便说说’的朋友。所谓‘随便说说’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漫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谈‘漫说文化’其实是有象征性的，它反映了一种精神、一种心态、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正是这个时代所匮缺的。”

80年代的有情与无情

无论是文化主题，还是散文文体，这套“漫说文化”丛书所体现的是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和特殊心境。而在陈平原看来，说“八十年代”还不够准确，更准确地说，是八十年代后期，因为“以1985年为界，八十年代前期和八十年代后期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八十年代前期的主题是从以政治为中心转向纯文学，而到了1985年以后，我们逐渐认识到了纯文学这个概念的局限性，所以才会转向文化、历史和民俗，这套书就直接反映了这一转折”。

陈平原认为，除了对文化、历史和民俗的重新发现，在八十年代后期，他们还重新意识到了“休闲的意义”。“诸位肯定记得，成仿吾当年批判鲁迅，说鲁迅落后，其中一个罪名就是有闲、有闲，第三个还是有闲，所以鲁迅写了一本书，叫《三闲集》。周作人也曾感慨，晚清以降的中国人缺乏丰腴的、温润的、从容的生活感觉。外在的原因是战争、生活水平的下降等等，但也和内在的心态有关系。而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我们逐渐意识到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以及一种从容的、优裕的、休闲的生活对于人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人是通过奋斗达到这种从容的生活目标，而不是抛弃这个目标。”

钱理群谈到了这套书编辑出版过程的几个关键年头：“编书的时候是1988年夏天，写序的时候是1989年春天，出版的过程是从1990年秋天到1992年春天。”在钱理群看来，无论是1998年、1989年还是90年代初，在他们三人的个人生命史上，以至于在整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是不平凡的岁月。因此，1994年将这一套书每一本的序言合起来再出版的时候，钱理群写了一篇题为《岁月无情又有情》的文章作为新书序言。“岁月无情又有情”正是对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段日子最好的概括。

钱理群提到，1988年夏天，还处于1985年以来的“文化热”时期，这是他们三人最怀念的岁月。“大家有一种感觉，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已经过去了，可以开始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就在这段时间里，平原写完了他的博士论文，开始了《二十世纪小说史》第一卷的写作，同时将目光转向散文研究。子平在写脍炙人口的文艺评论，比如《沉思的老树的精灵》，他是我们三个中间最早在全国产生影响的。我自己则在写《周作人传》，这本书中最有灵气的文字全是在那个时候写的。那时候我们有一种自由感、松弛感和从容洒脱的心态，就觉得可以搞一点散文、闲话，搞一点和政治有点距离、更强调个人趣味、也更有文化意味、供人欣赏的那种文学和学术。我们当时给‘漫说文化’丛书的定位，就是一套文章好读、装帧好看的‘小书’，只有在那个从容、轻松的时代氛围和心情下才能做这样的事情。”

而到了开始写序的时候，钱理群的想法发生了改变，在《说东道西》的序言里写道：“我们现在还不是潜心做学问的时代，所谓‘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不仅指外在的客观环境，更指我们内心的不平静。”在钱理群看来，这段话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钱理群还记得黄子平出国前，他们三家人一起吃饭的场景。“谁也不知道未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但我们相信每个人都会坚守住某一块精神的圣地。后来平原写出了《千古文人侠客梦》，我写出了《丰富的痛苦》，子平出版了论文集《幸存者的文学》，从这三个题目，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内心的处境。”

公众号未必出不了散文大家

在中国历史上，“散文”是与韵文或者骈文相对应的文类，而至于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散文，则是20世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在陈平原看来，引进西方文学的文类概念直接导致了散文在20世纪的边缘化，“在古代中国，文以载道的‘文’是核心文类，到了晚清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接受了西方的文学及文类概念，导致一个大的变化发生了——‘文’在文学中的位置从中心退到边缘，变得很不重要了。”

陈平原指出，“鲁迅当年为杂文争地位的时候曾说，如果文学殿堂那么威严，非要符合文学概论不可，我就不当作家了。《背影》当年出版的时候，朱自清在序里面说，很抱歉，我不会写诗，不会写戏剧，不会写小说，我只能写文章，而这些文章当然属于杂文学，不是纯文学。上世纪20年代以后，‘文’从整个文坛的中心退到了边缘，而在此后的这一百年中，‘文’还一直在挣扎，从某种意义上说，编写‘漫说文化’这套书是基于我们的一个设想，觉得‘文’必须重新提倡，并且‘文’有可能重新回到文坛的某个重要的位置，也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2000年陈平原写过一篇文章，称“小说的世纪”结束了，曾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认为他在唱衰小说，预言“小说的终结”。其实他借用的是19世纪末梁启超等人提倡小说界革命时说的一句话，即“20世纪是小说的世纪”。之所以说20世纪是小说的世纪，是因为在20世纪小说成为了第一大文类。而陈平原站在21世纪的第一年，为小说的未来做了一些设想，他认为在新的世纪，小说的某些功能在瓦解，变得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读大学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老师说你要学经济学，不看《子夜》怎么可以呢？今天完全不用看《子夜》，经济学也都学得很好。当初小说承载着这么多功能，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各种各样的知识都在小说里面；而今天，当教育越来越发达，各种专业知识的区隔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小说的功能也必须卸载。今天的小说，不像20世纪的小说那样必须成为百科全书，大家读小说的时候，也没把它当做多么严肃的话题。”

那21世纪是什么文类的世纪呢？陈平原认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有两个文类会重新崛起，一个是散文，一个是诗，原因正在于二者的“业余性”。换言之，写长篇小说需要一定的能量、时间，还有技术，但写诗和散文，尤其是散文，却没有这些硬性要求。“你会发现一些人才华横溢，出口就是好文章，他可能没有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但因为经历、因为才情，也因为他自由的写作心态，反而能写出很好的散文。写散文最关键的是写作的心态，心态好，就很可能写出好文章，不管是长还是短，是文还是野，它都能流传。那种端着写论文的架势的，反而效果不好。我不太欣赏‘大散文’的概念，就是因为它很容易端着，像写长篇小说一样地写散文，近二三十年代的美文、小品、杂感就有这种趋势。我个人还是更欣赏那种以学识作为根基、以心情作为底蕴，出于闲散的笔墨而成的小文章。”

因此，陈平原认为，在今天这个年代，你不能保证公众号不出大散文家。“因为今天的写作姿态，恰好是随心所欲的挥洒。这十年来各种公众号里出了很多好文章，这些东西是不是日后成为散文经典，很难说，也许就是。”

不仅能看、而且能听，是好文章的境界

对于出版社再版时将这套丛书做成有声书的尝试，三位学者都表示非常认同。陈平原指出，用朗读的方式再现这套丛书，不仅与今天人们听书的趣味和潮流有关，也与现代白话文的产生暗暗契合。“像胡适所说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周作人所说‘有雅致的白话文’，或者叶圣陶所说的‘作文如写话’，都在强调白话文写作中，如何在文字和声音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以前因为技术手段的限制，我们只能出文字的书，而今天有了这个听书的可能性，或许文章的感觉会发生变化。看的文章和听的文章是不一样的，叶圣陶所代表新文化那一代人始终强调的是，白话文写作的最高境界是作文如说话，文章最后能读出来，而且能听得进去。也就是说，不仅能看，而且能听，这是文章很好的境界。”

钱理群也认为，文学作品，包括鲁迅的作品，是要靠朗读的。“很多人都知道钱理群讲课很有名，我回忆我在北大上过的最得意的一堂课就是朗读课。”钱理群说，“一次是北大开大一国文课，讲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我一上课就宣布今天不讲，只朗读，读完这节课就结束。而且我读的时候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完全凭我的感觉去读，读完之后学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当然无意将我这样的上课方式普遍推广，但它包含的一个教学理念还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强调文学教学中，文字和声音的结合。文学很大的魅力是来自文字背后的色彩、画面和声音。我刚写了一篇文章谈我的鲁迅阅读史，其中就谈到我在1947年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从哥哥一本书里突然看到一个叫鲁迅的人写的《腊叶》，腊叶红红绿绿的，很绚烂的色彩当中突然有一个黑色的斑点，明眸似的看着你。我当时还不知道鲁迅是什么人，但读他的文章的直接感受，一个是奇，一个是怪，而且读了以后有一种说不清楚的震撼。其实我无意中抓住了鲁迅文学的本质。以后我不管读多少鲁迅，我始终觉得色彩斑斓中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在盯着我，这影响了我一生对鲁迅的理解。”钱理群这样说。

“我晚年读鲁迅，最受震撼的是读《野草》里的《颓败线的颤动》。鲁迅说过：‘当我沉默的时候，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我想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经验：人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是没办法用言语表达的，一说出来就变形了。但鲁迅偏要挑战这一点，他要努力把不能言说的人类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于是就尝试着借鉴现代绘画和现代音乐，先把‘无言的词语’转换为人的躯体的颤动，再转换为天空的颤动，‘惟有颤动，辐射若太阳光，使空中的波涛立刻回旋，如遭飓风，汹涌奔腾于无边的荒野，’呈现出一个有声有色的壮阔的世界。我感觉鲁迅文字的魅力，就在于文字的色彩感与音乐感，这是我主张用朗读来接近、理解鲁迅的文学的原因。”

陈平原则谈到鲁迅写过一篇提倡白话文的文章，题目叫《无声的中国》，而他在近些年则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打算集结出书，题目就叫“有声的中国”。所谓“有声的中国”，是研究现代中国声音的一种特殊状态——演说。“‘演说’进入中国以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初梁启超接受犬养毅（日本第29任首相）的建议，说中国要像文明开化，应该学习日本，报章、学堂、演说是三种最有效的武器。所以，演说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演说如何影响到日后文章的写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声音的政治和听觉文化的研究，是近些年来学术界是非常热门的话题，”黄子平补充道，“尤其是在麦克风、电唱机、电台、电视这些发明出来以后，关于现代社会如何用听觉来营造意识形态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人研究，也很多很精彩的文章出来。其中有一本书叫做《声的资本主义》，是日本学者写的，台湾已经有译本了。所以声音这个东西，跟文字的分离和结合都是在现代进程里面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陈平原最后提醒在座的年轻读者，当我们强调声音的传播时，必须警惕走到另一个极端。“1906年章太炎谈现代学堂，从前在书院里是自己读书，而现代学堂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师在上面讲课，学生在下面听，这种教学方式，必定导致将来的人由‘眼学’转为‘耳学’，二十世纪以后的学问，很可能都是‘道听途说’。在这个意义来说，一方面我们强调听，另一方面也请记住章太炎的那句话，纯粹道听途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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