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接通，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的声音从大洋彼岸传来，仿佛穿越了整个世纪。从发音到音色，他的声音都显得有些“老派”，像是上世纪美国广播电台里的播音员，听起来浑厚且字正腔圆，在停顿时往往干笑两声，听者似乎能感受到他声带的颤动。奥斯特曾经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谈及自己的声音，常年抽雪茄导致了“那种发自喉咙的低沉声音，那堵塞的小支气管，那消失了的肺的力量”，他的声音于是极具磁性，“听起来像一张砂纸在干燥的屋瓦上摩擦。”

“老派”的不仅仅是声音。奥斯特如今仍然保持着手写书稿然后用打字机誊写的习惯，他不喜欢电脑键盘，认为那是对于手指的一种伤害。他也没有手机，他的妻子、同为作家的希莉·哈斯特维特（Siri Hustvedt）不久前刚刚送给他一部iPad。如今，早上起来，在《纽约时报》尚未送达他们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家——这是一栋19世纪的褐石建筑——中时，奥斯特会先用iPad浏览新闻。“但我必须说，我还是更喜欢看报纸。在报纸上，很多资讯和消息同时展开，我享受那种同时性；而对于电脑来说，你需要挑选，然后点击。”当被问及他是否是一位“技术恐惧者”时，奥斯特将自己的守旧归结为一种个体的选择自由：“我并不是在抵制电脑，我只是希望保持自我，让自己有用打字机的特权。”

奥斯特的“怀旧”与回看也时不时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从1982年出版《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开始，奥斯特先后创作了五本非虚构作品，在其中记录了自己以及自己和亲人之间的种种关系和回忆。而在他的虚构作品中，读者也是总能发现奥斯特自己的影子。比如1985年的小说《玻璃城》，主人公奎因是一位离群索居的作家，他决意假扮成一位名叫保罗·奥斯特的私人侦探。小说《隐者》则聚焦了一位年轻诗人，名叫亚当·沃克，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在他2017年出版的最新长篇小说《4321》中，他虚构了一个名叫阿奇·艾萨克·弗格森的人物，此人1947年3月3日出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出生地点与奥斯特相同，出生时间与他只相差一个月。接着，奥斯特在书中制造出了四个弗格森，他们由同样的DNA造就，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一个弗格森上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弗格森经历了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运动，一位弗格森成为了作家……上述种种，都与奥斯特本人的经历高度重合，在他的小说中，他自己的形象似乎一直影影绰绰地出现、盘旋、萦绕，挥之不去。

英国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曾在《保罗·奥斯特的浅薄》一文中，不留情面地指出奥斯特有自我重复之嫌，其大多数作品的主角有着一幅通用的面貌：“主角，几乎总是一个男人，往往是一位作家或者知识分子，过着遁世生活，牵挂着一个消亡了的人……暴力的意外故事贯穿于叙事之间，既是为了确保对存在之偶然的坚持，也是维系读者阅读兴趣的方法。”在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对保罗·奥斯特的电话采访中，他这样回应上述问题：“说出这种话的人绝对是错的，我的每一本书都是截然不同的，都是全新的。它们并不相似。”

但毫无疑问，奥斯特确实对回望有着某种执念。尤其当我们对比前不久刚刚来过中国、同样也是70岁的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这种执念就更加明显了。麦克尤恩刚刚完成了一部关于人工智能的小说，他拥抱并且喜爱新的技术和发展，他热爱电脑，认为电脑终于将自己从打字机的繁杂中解放了出来，他关注未来之事。奥斯特却说，他只能写自己所了解之事，他对于人工智能和科技的了解并不足够，因此不会触及这些题材。“但这有什么所谓吗？所有人都在写这些题材。”他笑着说。

他将这种不断回看的部分原因归结为随着年纪增大而产生的时不我待感。早在2003年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奥斯特便谈到了这种感受。“时间开始滑走，简单的算术告诉你，身后的时光比前面的多——多得多。你的身体开始衰退，会有从前没有的疼痛，而渐渐地，你爱的人们开始死去。到了五十岁，我们中的大部分都会被幽灵所缠绕。他们住在我们身体里，我们花费与生者交谈同样多的时间与之谈话。”2009年，他在写给好友J.M.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的信中也提到，“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正在分崩离析，但比起整个宇宙暴发的混乱来，丧失亲朋好友给我带来的伤痛要沉重得多。”如今，对于踏入生命第71个年头的保罗·奥斯特而言，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加动人。“每天我仍然能够醒来，睁开双眼，意识到我仍然活着，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完成了大部头的《4321》后，奥斯特打算让自己歇一歇，于是转向了一部非虚构作品。他仍然选择回到过去，在他那栋建于19世纪的房子里，沉入一位名叫斯蒂芬·克拉内（Stephen Crane）的十九世纪美国作家的世界中。“我已经写了三百多页了，可能写到一半了。这就是我如今的日常生活，活在斯蒂芬·克拉内的世界里。”

【访谈】

“选择写作是因为我想要写作，但这个世界不欠我什么”

界面文化：《4321》日前推出了中文版，我们就从这本小说聊起吧。它是一本回忆之书或者回顾之书吗？

保罗·奥斯特：不是。首先这是一本小说，书里的所有内容都是虚构的。当然那段历史是真实的，但角色都是虚构的。书中的角色有我自身经历的时间信息和地理信息，四个弗格森在我长大的地方长大，他们也去了我读书的学校。但从故事的角度来看，这四个不同的家庭和不同的故事，都是我编造的，那些都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这一点十分重要。

对于这本书有决定性影响的，是我14岁时参加夏令营的一次经历。我的一个同伴就在我眼前遭到雷劈，不久就死掉了，这段经历我之前曾在非虚构作品《红色笔记本》中写过一次。这是年轻时期发生在我身上的最重要的一件事，让我对于世界运行的规律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在那之后我突然意识到，这种事情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不可预知之事的在场贯穿了我的生活。所以我在这本小说中也强调了这一点，我运用了两种视角：一个是亲历者视角，一个年轻人在一场激烈的雷暴中死亡，这发生在其中一个弗格森身上；另一种则是目击者视角，弗格森4目睹了他朋友的死亡——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洞察故事的两面。除此之外，这真的是一本小说，而以虚构的方式来阅读它是非常重要的。

界面文化：你是如何以记忆为线索，在非虚构与虚构之间辗转腾挪的？

保罗·奥斯特：我写过五本非虚构作品。从《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开始，之后是《失意录》——是一本我穷困潦倒岁月里的自传性作品，那是一本关于钱的书，也是一本关于没钱的书。然后是《红色笔记》，是我收集的关于我自己和我认识的人的真实故事，最近几年则是《冬日笔记》。在这些作品中，我尽最大的努力，讲述我自己的经历、生活和记忆。

当然，我们的记忆总是充满错误。但我在这些书中并非有意扭曲过往事实，一旦一个作家开始谈论自己的过往，就需要诚实地面对。因此我在虚构与非虚构这两种写作之间划分了明确的界线。在小说里，虽然有我自己过往经历的时间和空间，但这些都是微小之事，一旦将之作为素材放入小说，它们就成了小说素材，你可以“为所欲为”——做出改变或是放大缩小，可以把里面的男性变成女性，这就是小说的自由。

界面文化：你的作品是否时常是内省的，并时常回溯记忆？

保罗·奥斯特：并非如此。如果我们不回想过去，就无法活在当下，同时，我们也将过去和现在投射到将来。而当下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它转瞬即逝。即便我们活在当下，也持续不断地被推向未来。我很难想到有任何一部小说不同时涉及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就是讲故事的真谛。每一个童话故事都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始，故事都关于过去。偶尔我也用一般现在时写作，处理当下发生的事情。我8年前的小说《落日公园》是我书写当下的一种尝试，它设定的背景是美国2009年金融危机，因此书中发生的事情在现实中也才刚刚发生。

界面文化：我看到一些评论，他们认为你的写作有种自我重复的倾向，你总是在书写类似的主题，甚至有些“自恋”。

保罗·奥斯特：说出这种话的人绝对是错的，我的每一本书都截然不同，是全新的，它们并不相似。我并不知道这是谁说的，但是说出这话的人绝对没读我的书。这些年人们说各样各样关于我的坏话，有些评论丑陋又粗鲁，对此我也无能为力。但同时也有很多人很喜欢我的作品，他们阅读我出版的每一本书。我无法取悦所有人。从文学以及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轨迹的角度来看，你注定会让一些人失望沮丧。这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是我必须面对的。我时常告诉自己，没有人要求我写作，我并非天生必须成为一个作家，我选择写作是因为我想要写作，但这个世界不欠我什么，而我也不对世界抱有任何回馈我的期待。有人喜欢阅读我的作品，这让我感到欣慰。有人不喜欢我的作品，我也欣然接受。

“为小说限定规则，就剥夺了阅读和欣赏的乐趣”

界面文化：你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写的每本书都始于我称为‘脑中的嗡嗡声’的东西。一种特定的音乐或节奏，一种音色。对我而言，写小说的大部分力气都花在试图保持对那种嗡嗡声、那种节奏的忠诚之上。这是种高度直觉的工作。你无法论证或理性地为之辩护，但你奏响强音的时候你会知道，而当你击中了正确的音符时你通常会很肯定。”你也在提到过，《4321》对你来说像乐章，为何音乐感对你的写作如此重要？音乐和写作的关系是怎样的？

保罗·奥斯特：音乐对我来说一直都十分重要。我的写作生涯从诗歌开始，我像听音乐一样聆听语言。对我来说，音乐和诗歌构成了写作的背景。《4321》结构精巧，故事进展如同螺旋上升，英文版中的句子都非常长，它们延续再延续，我希望读者能感觉到这些句子在和着音乐移动，而这样的语言设计可以推动读者走向这个非常长的故事。我一直以来都想着音乐，但在这本迄今为止我写过的篇幅最长的书中，我还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思考音乐。

界面文化：这是否会让《4321》的写作更具挑战性？

保罗·奥斯特：我想是的。这是个庞大的项目，但我其实是在某种“发烧”状态下完成的。我以为自己要花七年时间写完这本书，但实际上只用了三年半，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从早上开始写，写一整天，然后第二天继续。我每完成一章，可能是30页、40页、50页或者60页，我就停下来休息一下，从头读一遍并做出修改。两三天之后，我就开始下一章。因此我在写这本书的同时，也在重写着它。我保持着一种令人惊异的节奏，不敢相信我竟然做到了！写完最后一个句子时，我精疲力竭，感觉就要从椅子上摔下来了，我需要依靠着墙才能不让自己摔下来。

界面文化：在你看来，好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

保罗·奥斯特：好的小说和好的艺术是没有标准的。19世纪早期著名的西班牙画家戈雅说，“艺术没有规则。”同样，小说也是没有规则的。如果为好的小说限定规则，就剥夺了自己阅读和欣赏不同类型小说的乐趣。类似的，音乐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你只听一种类型的音乐吗？这不太可能。我对所有的音乐类型都感兴趣，正如我喜欢查尔斯·狄更斯，但我也喜欢弗朗茨·卡夫卡和萨缪尔·贝克特。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但他们让我们了解了看待世界、语言、文化和生活的不同方式。

界面文化：我最近重读了你和库切的通信，你在信中提到，身边朋友的相继离世让你伤感。在7个月之前，你的好朋友、作家菲利普·罗斯先生也去世了。这样的离别会影响你创作的走向吗？

保罗·奥斯特：事实上，一切事情都影响我的写作。说到底，作家也是人，我们深切地受到周围之事的影响。而随着时光流逝，我们在发生改变，我的写作也在不断进化。如今，我的写作呈现的面貌和三四十年前的面貌已完全不同。当我逐渐变老，我意识到生命进入了倒计时。我今年71岁了，对我而言，生命变得非常动人，每一天都更加动人。每天我仍然能够醒来，睁开双眼，意识到我仍然活着，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界面文化：在通信中你也说过自己是个“技术恐惧者”，相比电脑，你更偏爱打字机。

保罗·奥斯特：我之所以使用打字机，是因为我至今仍然喜欢手写。我先手写，然后把手稿用打字机打出来，打字机并不是我构思写作的首要工具，它只是一种记录工具。我也尝试过电脑打字，但不喜欢。键盘对我的手指造成损伤，然后我一直出错，掌握得不是很好，因此我又回到了打字机。我并不是在抵制电脑，我只是希望保持自我，让自己有用打字机的特权。

界面文化：你也不用手机？

保罗·奥斯特：我曾经有一部手机，后来送给我女儿了。我没有工作，不和他人共事。如果我和他人共事，我就需要电脑和手机，和他人保持联络。但是我不需要，因为我独自一人在家办公。如果人们需要和我联系，他们可以给我写信，可以打我家里的电话，也可以给我的经纪人或出版商打电话。我和我的朋友们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挚爱的妻子每天都在抱怨，经常说她要被这些邮件逼疯了。可我只是希望我的生活安静一点、简单一点，我不希望把自己逼疯。并不是说我住在荒芜的沙漠之中，如果人们需要联系我，他们还是能找到我。因此这些是个人决定，对我来说这种生活方式很不错，就像笔和打字机相比电脑对我来说更不错一样。

“大部分美国人对于文学不感兴趣，很多人基本不阅读”

界面文化：你在和库切的通信中也提到，美国人已经背离小说的本质且丧失想象力，他们很难相信小说家可以“虚构事件”，所有的小说都沦为隐性自传了，成了纪实小说。

保罗·奥斯特：其实美国有很多很好的作家，但受欢迎的出版社和流行的书籍有着一些非常传统的需求，因此犯罪小说的市场需求很大。我不是在批评这种现象，但是人们都希望走在自己熟悉的场景和路线上，所以一些与众不同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就让大部分美国读者感到沮丧了。

这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有很大关系。我们国家过往——尤其是在19世纪——有很多伟大的作家。人们喜欢读反映社会问题的文学作品，不管这具体的问题是什么。作家也倾向于用小说探索社会学问题，有一些一流的作家在小说中曾经做过很好的探索和尝试。我很小的时候曾经读过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作品，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他的作品《大街》《巴比特》被称为美国城镇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他写作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并为小镇上不同阶级的人做了一个类似社会学式的画像。而在20世纪的欧洲，除了这一类和美国类似的小说家之外，也有很多欧洲作家写出了在形式上、在语言学上以及在想象力方面很有建树的作品。

美国从来没出现过弗朗茨·卡夫卡、马塞尔·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如果放在今天，福克纳的小说甚至都不会在美国出版。出版商都忙着赚钱，他们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美国文学史中那些伟大的作品和作者要追溯到很久之前，在二战之后，就很少有我认为伟大的美国作家了。

界面文化：美国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品，指的是哪些？

保罗·奥斯特：我在想20世纪的美国文学。你可以想想梅尔维尔的小说，艾米丽·狄金森的诗歌，艾默生的散文。他们都是天赋异禀的作家，他们改变了美国文学的历史。在他们之前，我们也有文学和书籍，但并无可圈可点之处。但在那以后，新的议题开始出现，他们传授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开始逐渐消失。可惜的是，这些作家在他们有生之年也并不是十分成功。梅尔维尔生前的处境十分糟糕，他最后放弃了写作，他的书卖不出去而无法继续。在1891年他去世的时候，大众几乎把他遗忘了。之后，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在剑桥的一个书店里发现了一本《白鲸记》，才发觉梅尔维尔这个作者已经死了。而艾米莉·狄金森在生前并没有出版任何诗歌，她死于1886年，在她过世四年后，她的诗歌才以书籍的形式集结出版，她才获得了认可，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美国文学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们的文学史在认可作家才华这一点上时常遇到问题。当然了这不是抱怨，我只是在描述这个国家的性质。大部分美国人对于文学都不感兴趣，很多人基本不阅读。

界面文化：是一直都如此吗，还是近年才变成这样？

保罗·奥斯特：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当然人们曾经读书多一些，在我年轻的时候，比如五六十年前，市面上有很多杂志，有月刊和周刊，它们刊发诗歌和小说，现在这些杂志都没有了。曾经也有专门关于读书的杂志，有一本名叫《星期六评论》，有八十到九十页，内容全是关于书籍的，但如今也停刊了。《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是美国境内最后一个报纸书评周刊，这样的书评周刊曾经有不下二十个，芝加哥书评、波士顿书评、华盛顿书评等等都不存在了。在我年轻的时候，书评周刊的版面通常是64页到80页，如今通常是24页。由此可见，如今人们越来越少地谈论书籍——尤其是困难的、具有挑战性的，也就是所谓的纯文学，在整个文化中越来越边缘化。毋庸置疑，在梅尔维尔、爱伦坡写小说的年代，没有电视，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脑。除了去剧场之外，人们无事可做，所以人们阅读。而如今，我们选择众多，人们情愿去做其他事情也不想阅读，因为阅读花费很多精力，需要下苦工。

界面文化：你为此感到难过吗？

保罗·奥斯特：我真的希望人们能阅读更多。但是我也理解，这个文化中的很多因素让阅读变得困难。除此之外，孩子们也没有得到合适的、扎实的良好教育，孩子们从学校毕业，却不知道如何得体地阅读和书写。如果你去阅读19世纪美国内战期间士兵们在战场上写给家人的信件，你会发现，这些人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但这些信件语言优美、洋洋洒洒，比如今很多受过教育的人写得好太多了。书写是19世纪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并非21世纪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界面文化：你认为这种书写的衰退是美国独有的吗，还是一种全球现象？

保罗·奥斯特：毫无疑问这是全球性的，但在美国发生得更加迅速。我并没有游遍全球，但也去过一些国家，大部分是西方世界，比如南美洲和欧洲，我只去过日本两次，从来没去过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但我必须说，即便面对着阅读和书写的全球性衰退，欧洲人如今对于阅读的兴趣，依然要远远高于美国人。举例来说，在欧洲，作家时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但在美国，作家从来不上电视，没人关注作家在做什么，我们喜欢看的是电影明星，而不是作家。

界面文化：为什么这种现象在美国发生得如此迅速？

保罗·奥斯特：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建立在个人自由的信念之上。它也是一个基于资本主义原则建立的国家，并且从建立伊始就是基于金钱文化之上的。当人们从新英格兰、从欧洲到达此地之时，赚钱是大部分美国人的首要目标。其他地方可能也是如此，但是法国或意大利等国家的文化渊源和底蕴更加深厚，他们对于特定的传统抱有尊重。但美国没有这种传统，我们喜欢推翻一切，然后卷土重来——过去和历史并没有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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