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审判从1945年11月一直持续到1946年10月，其间报纸详细地记述了整个审判过程。庭审录影的总时长仅为50小时左右，当时新生的电视广播市场受众相当有限。法庭还出版了审判的书面记录，篇幅约有数千页。与此同时，音频技师也有留下庭审录音，其载体是1942张黑胶留声机唱片。审判结束后，这些唱片以海运方式被送往海牙国际法庭。

“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被遗忘了，”瑞士弗里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ibourg）教授、音频处理专家奥塔·容森（Ottar Johnsen）说，“并没有遗失，但已经遭到遗忘。”2006年，他从电话里得知，纽伦堡审判时的唱片已从档案馆中重见天日，国际法庭想要找到将其数位化的办法。

有关部门担心，这些将近70岁高龄的唱片太过老旧，已不适于以标准的唱机针头来播放。幸运的是，容森受其同行、来自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的斯蒂法诺·卡瓦利耶里（Stefano Cavaglieri）的启发，正在钻研一套相应的解决方案。“拍下唱片的图片，观察其音轨并将之提取出来，可以说是个特别奇怪的想法。”

一位名叫希尔万·施托策（Sylvain Stotzer）的学生自告奋勇，想要参与到实现这一想法的工作中来。“身为老师，我的下意识回应就是这个点子行不通。”容森说。然而，区区一个月之后，他和施托策就成功破译了第一张唱片。

工序的第一步，是以胶片摄影的方式，在暗室中拍下唱片表面。唱片上的物理刻沟（groove）即含有声音，一张能揭示其微观细节的照片就此变得十分关键。接下来，底片被置于一部高分辨率的扫描仪上，扫描出来的图像在输入电脑后，由一套算法对图像中的声音进行解析。

国际法庭认为，容森的技术可以在不对这些古旧的纽伦堡审判记录唱片造成损害的前提下，提取出其中的声音，为此，国际法庭于2006年派出了一名档案学家，携带10张唱片前往瑞士进行一项测试。容森、施托策和这名档案学家聚在一起，仔细聆听第一张唱片的声音。“真是清晰无比。这是杰克逊的声音。”他说。他说的人是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此人曾为美国最高法院陪审法官（associate justice），受派遣于纽伦堡审判中暂时担任首席检察官。“听到这些声音之后，你就好比是身临其境，如果只有文字记录的话，那你不过是局外人。”他说。

在纽伦堡的庭审交锋之外，这些唱片对于大屠杀受害者而言，也是一份具有独特意义的文档。亚伯拉罕·苏茨凯沃（Abraham Sutzkever）在纽伦堡作证的经历被部分地拍了下来，但他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犹太人聚居区里的最后那些日子却没有得到记录。在唱片中，他提到，某批运抵维尔纽斯的鞋子来自附近的波纳利集中营（Ponary death camp），在堆积如山的鞋子里，他发现了自己母亲的鞋。

在大屠杀过程中，维尔纽斯的犹太人数量从10万人左右锐减至数百人。苏茨凯沃陈述的结尾处有一项异常令人揪心的观察：在维尔纽斯，纳粹掌控下的报纸声称这些犹太人乃是死于流行疾病。在录音里，他暂停了很长一段时间，不断地清着自己的嗓子。

奥塔·容森相信，这些记录乃是大屠杀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录音还显示，检察官引述了纳粹成员自己的屠杀报告，讯问了与之合作的目击者，并对种族灭绝的细节有着极为详尽的呈现。如今，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称世界上有54%的人从来没听说过纳粹大屠杀。在听闻过此事的人当中，有32%的人相信这段历史有夸大成分或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我们不应忘记这一切，理由在于，一旦它们被遗忘，难免会有重演那段历史的危险。”容森说。但他的技术却并没有真正派上用场。在测试过程中，容森发现这些唱片的质量相当之好——它们还没有脆弱到无法被数位化的地步。随后，一家法国公司接手了转录的任务，运用高灵敏度的留声机唱针来读取它们。目前转录工作总共已完成三分之一。

不过，来自世界各地的档案学家仍然为容森发现的新技术而感到振奋。美国国会图书馆已开始进一步探索该项技术，他的朋友及竞争对手、来自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的卡尔·哈伯（Carl Haber）为此贡献了一项经过改进的手法。容森解释称，他们希望能优化自己的技术，令其能更快地扫描唱片，从唱片中提取出更高品质的音频，甚至于以“类似于拼图的方式”复原破碎或损坏的唱片并从中提取声音。同时，他原先使用的那套设备则转到了瑞士国家档案馆手里，用以复原一些其时代相对不那么悲惨的音乐，诸如二战后的广播喜剧或旧时的古典乐唱片。“接触一些不仅事关科学、同时也关乎人性的东西，是兼具挑战性和趣味性的，”容森说，“我乐在其中。”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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