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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弗兰肯斯坦”:伊恩·麦克尤恩谈科幻新作《像我一样的机器》

机器人在什么时候最像真人?麦克尤恩最新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在它跟你女朋友上床的时候。

伊恩·麦克尤恩在其最新小说《像我这样的机器》(Machines Like Me)的开篇这样写道:“它是被宗教欲望所认可的希望,是科学的‘圣杯’。”该书将背景设定于20世纪80年代的平行世界,彼时人工智能研究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当前的发展水平。英国在马岛战争中落败后,托尼·本恩当选为英国首相,与此同时,32岁的伦敦人查理开始了两段新的关系:一,他爱上了楼上的邻居米兰达;二,他用继承来的8.6万英镑购入了一款新型人形机器人“亚当”,这种机器人“拥有以假乱真的智能和外观,能够完成逼真又不失自然的动作和表情变化”。

亚当体重170磅,外形像是希腊人或者土耳其人,虽然具有性功能,但它“并不是一款性爱玩偶”(同产品系列的13个“夏娃”先于“亚当”售罄,其中有7个都被卖到了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在这个平行世界里,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了互联网,而亚当不仅通晓人类的全部知识,还洗得一手好碗——这个人设听上去无疑是个完美室友。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亚当首次充电启动所需的等待过程是漫长而乏味的,这个体验对任何购买过苹果产品的人来说都不陌生。最先唤醒的是心跳:仿真皮肤下,亚当的“心脏”开始了微弱的律动。不过即便它的皮肤再像人类,也不能暴露在雨中。之后,亚当有了呼吸,也渐渐能够动弹——这些亚当所展露的人类特征让查理不自觉地陷入了迷茫,一时不知该如何定位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亚当对他而言究竟是一样物品,还是客人、朋友或者奴隶?查理说不清楚。

不久前,亚当告诉查理,它在网上搜索米兰达时,发现了一件糟糕得无法原谅的事情:“她可能是个骗子,一个蓄谋已久、不怀好意的骗子。”查理听了以后很是不爽,感觉像是自己的亲妈被一个机器羞辱了一番。

有天晚上,在抓到米兰达和亚当做爱时,他心中酝酿已久的怒火爆发了。接着,查理和米兰达二人大吵了一架,这场争吵以一种20世纪晚期的方式改变了亚当对于“意识”的思考。在图灵测试中,人工智能被要求模仿人类进行日常对话,而不被辨别出其机器身份。那在出轨测试中,人工智能的表现如何呢?

米兰达毫无歉疚,说亚当充其量就是她自慰的道具。而查理被嫉妒冲昏了头脑,他不相信米兰达的说辞,只感到内心十分受伤。“我也想说服自己:亚当什么也感觉不到,他可以模仿人类进行性行为,但永远无法体会我们所感受到的快感。”他写道。但听到女友在夜里呻吟,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种难以抚平的背叛感。“我恨他。”

在过去30年间,学者蒂莫西·加顿·阿什看遍了所有麦克尤恩著作出版前的手稿。他认为这个情节是这部小说里的经典场景,相当于1997年出版的《爱无可忍》中的热气球意外。他说,此书以麦克尤恩的独特笔调,传递了一个宏大的主题,以及“对人际关系的密切观察——就算封面没有伊恩·麦克尤恩的署名,人们也能一眼认出这本书是他所作”。

《像我这样的机器》

一个多云的春天下午,我来到麦克尤恩在布鲁姆斯伯的住处——一个由马厩改造而成的住宅。我此行前去拜访的目的是为了问他一个问题:如果要选的话,你会买亚当还是夏娃?70岁的他捧着一杯茶坐在沙发上,答非所问地讲起来。他说,选择写亚当,是因为“这样写给我省去了很多麻烦,真的”。设想一个介于人和机器之间的物体,“假如你的女朋友跟它私奔了,即使只有一个晚上,你算不算被戴了绿帽子?”他想写的就是查理和米兰达的那场争吵,也包括所有的抽象辩论,那些他们带着原始而真实的情感所阐述的观点。相反,“如果男主人公买回来的是一个女版仿生机器人,我写出来的故事就不可避免地变成色情小说了。”

虽然可能会让一部分人失望,但他这样考虑其实是对的。2017年,真人大小的AI性爱机器人萨曼莎(Samantha)在一个奥地利的科技展上亮相,她能够对人类的“引诱”(seduction)做出反应。结果参展的男性纷纷粗暴地骑在萨曼莎的乳房、大腿和胳膊上体验,不仅搞断了她两根手指,还造成她身上多处受损。“他们像野蛮人一样把她给糟蹋了。”随后工作人员不得不把被玩坏的萨曼莎从展览中撤下。

《像我这样的机器》一书揭示,和仿真机器人共同生活也有可能改变我们对人性的认识。与“他人”同居便意味着个人隐私的削弱。要解决这个问题,“入住者”不需要多么“人性化”,只要满足基础功能的使用就足够了,如此一来它们便无异于家中的一处可移动景观。这也是造成那些法庭上荒诞闹剧的原因:富人忘了仆人也可以听到他们的对话(甚至与他们对峙)。让一个有感知能力的对象在家里替你洗碗是不妥的。

小说中后来写到了一起人类强奸案,其中的性爱场景也指向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知道米兰达是主人女友的前提下,亚当和她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是否自愿?他有自主选择的能力吗?

为了研究这个课题,麦克尤恩专门听了父母和语音助手(比如苹果的Siri和亚马逊的Alexa)讨论孩子之间关系的对话。他表示:“这已经让我有些不自在了,也让我们重新开始了各种自我反省。你觉得孩子应该对Siri说‘请’吗?事实上,我曾经旁听过家长讨论这个问题。如果孩子对Siri和Alexa不说请的话,那他们平时和其他人以什么模式交流?”

《像我这样的机器》探讨了同理心,以及我们强加之上的种族、性别和地域等限制,让我们身处一个残酷和恐怖的世界还能够睡得着。亚当和夏娃不像人类那样有分寸感——只对亲近之人或和最有共鸣的人给予关心。他们对所有人都过度关心,而这对他们造成了伤害。

此书也暗合了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提出的理论:实际上,我们所谓的邪恶或残忍往往是缺乏同理心的表现。为了作恶,人们必定会践踏受害者的人性,把后者当作物品对待。人类连对自己的同胞都可以这么没有同理心,还能指望我们能善待仿真机器人吗?

麦克尤恩称《像我这样的机器》是一部“反弗兰肯斯坦”小说,也就是认为“科技在未来会崛起并反噬人类”这一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他最近读到了一个用来给无人驾驶汽车编程的新型“电车问题”,即:在什么情况下,无人驾驶汽车应该为了其他道路使用者牺牲乘客的生命?他告诉我,比起老人,欧美这边更倾向于救儿童。“中国人会最先考虑老人,因为他们有尊老的传统。所以我说我支持中国人的观点,你应该不会觉得意外。”

当机器有了同理心:《真实的人类》剧照

我做过一个类似的麻省理工在线测试,而且随着答题过程的深入,题目的虐度也不断升级:你是选择杀死7名罪犯,还是3名儿童?杀死你自己还是修女?杀死你自己的孩子还是一车参加学校旅行的孩子?麦克尤恩认为,这些问题很可能被用于挑战高级人工智能,因为“有了所有这些宗教信仰、人生哲学和日常新闻的熏陶,我们都知道如何去做善良的人,可是知与行完全是两码事”。我们身边也许存在着这样的人:他们之所以给我们带来道德层面上的不适感,不是因为这些人都很邪恶,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坚持原则。

* * * *

麦克尤恩很晚才开始涉足科幻领域。在此之前,他已著有15部小说、三部短篇小说集和几部剧本。在创作时,每每涉及关于气候变化、家庭法庭和外科手术等宏大话题时,他必定先自行深入研究一番,在研究过程中有不少课题常常被他做出了成果。

他现在居住在伦敦和科茨沃尔德庄园之间,拥有9英亩的土地和一名全职园丁。科茨沃尔德庄园在周末总是爆满。麦克尤恩上世纪90年代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后获得了儿子们的监护权,这在那个时代是很不寻常的。而现在儿子都各自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和第二任妻子安娜丽娜(Annalena)相识的缘于一次《金融时报》安排的采访(我感觉到有一个记者作为妻子,为我采访伊恩·麦克尤恩增加了难度)。

麦克尤恩的政治倾向是自由进步的,但不带有部落意识。他在谈话中讽刺地提到“可鄙的新工党”,我便见缝插针,问他现在有什么政见。他滔滔不绝地列举了布莱尔时代的一系列成就,包括“确保开端”计划、游行权利、最低工资以及将利率控制权移交给英国央行,也在最后承认伊拉克战争抹杀了所有上述的辉煌成就。“在大众的眼里,布莱尔就像《1984》里那个影射托洛茨基的人物,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果尔德施坦因。”

在听布莱尔最近反对英国脱欧的演说时,他不禁在想:“如果他支持脱欧,或许对英国更有利。”麦克尤恩感到惋惜。“可是他确实讲得很好,约翰·梅尔也讲得很好。”

麦克尤恩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反英国脱欧的泡沫中,但话说回来,他记得当年的马岛战争时期也出现过类似的局面——当时人们都反对那场战争。据他所知,唯一支持该计划的人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后者认为这是一场反法西斯斗争。至少在英国脱欧问题上,他知道48%的英国人都与他持相同意见。

加顿·阿什(Garton Ash)表示,《像我这样的机器》的全新尝试说明麦克尤恩“仍然处于创作能力的高峰”。更惊人的一点是,“尽管我们不断交流着彼此对于脱欧的恐惧,这份恐惧甚至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也丝毫没有影响他在生活和艺术上的享受。这在他最近的两本书中都有体现。”

20世纪70年代,麦克尤恩曾短暂地为《新政治家》杂志撰稿,我带来了他那时的文章作为礼物。从那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早在那时,麦克尤恩就已开始酝酿《像我这样的机器》了。1978年5月19日,他写了一篇关于布莱恩·约翰逊(Brian Johnson)《秘密战争》(The Secret War)的文章,讲述了布莱切利庄园破译德军密码的Ultra行动。艾伦·图灵是布莱切利庄园里公认的天才,他早期的数据分析对战时密码破译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像我这样的机器》中,图灵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在电脑上工作,而且像蒂姆·伯纳斯·李(万维网之父)所做的那样,他也把自己的成果免费分享给了大众,而没有像现代科技公司那样把技术封锁在软件里售卖盈利。麦克尤恩在小说中同样致敬了谷歌旗下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的创始人戴米斯·哈萨比斯,作为他在研究过程中请教哈萨比斯的回报。哈萨比斯对我透露,他很“荣幸”能够为这本书做出贡献:“我知道这本书主要突出的是图灵,他一直是我的科学偶像。我很期待读这本书。”

艾伦·图灵

《像我这样的机器》里的世界和我们现在的世界之间存在着许多微妙差异,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托尼·本恩(杰里米·科尔宾的政治导师)在英国输掉马岛战争之后当选英国首相。而直到后来,英国人民才意识到本恩有退出欧盟的计划,因为工党宣言中只有短短的一行提及这一点。

然而,二者之间最可悲的差异仍然是身份认同。在小说里,1954年的艾伦·图灵并没有在41岁时自杀。在同性恋身份暴露之后,这个图灵也没有屈服于英国政府的可怕要求——用合成雌激素进行化学阉割,而不是审判和监禁。这个图灵服满刑期得到释放,出来以后他又活了很长时间,等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他可以带他的男性伴侣去Soho吃晚餐,也不会再有人对他们投来异样的眼光。

就在我和麦克尤恩见面当天,文莱新出台了一项法律,规定同性恋将被石刑处死。文莱是英联邦的一部分,拥有多切斯特等豪华酒店,现任苏丹(文莱的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还是英国女王的好友。那天早上,麦克尤恩和安娜丽娜一直在讨论抵制多切斯特能不能起到什么效果。“选择这家品牌的人都没有社会良知!我这么说已经算是很委婉了。”

直到夜幕降临,他还在关心“自由的、有良知的人”如何应对这一现象。我表态说,我一定能做到抵制多切斯特。1996年,麦克尤恩的父亲过世,戈尔·维达尔在多切斯特为吊唁者组织了一场午餐,自那以后他便再也没有光顾过这家酒店。“他说,‘我来告诉你父亲去世了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去多切斯特吃烧烤。’所以我们去了那儿,聊了聊父亲的死。体验确实不错。”

麦克尤恩的父亲大卫是一名军人,退役时是一名少校。他的父母在二战期间产生了婚外情,当时他的母亲罗丝还处于和第一任丈夫欧内斯特的婚姻当中。他父母在婚外恋期间生下了一个孩子,他们在1942年把这个孩子在火车站偷偷送给了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欧内斯特在诺曼底登陆日去世后,大卫和罗丝就结婚了。麦克尤恩出生于1948年。他的父母从来没有尝试要回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也是直到2000年初才发现自己亲生哥哥的存在(他的哥哥是一个瓦匠,当时已经退休)。

据麦克尤恩回忆,他在一个严格的家庭中长大。他在2001年出版的回忆录《母语》中写道:“我的家里到处都充斥着暴力。”那种男子气概和暴力之间的联系渗透到了他的作品中。2016年,采访者德卡·艾特肯黑德(Decca Aitkenhead)指出,“麦克尤恩早期创作的小说中刻画了不止一位没有受过教育但极有阳刚之气的男性,他们的存在打破了知识分子安适的中产生活(以《追日》里的塔宾和《爱无可忍》里的杰德·帕里为代表)。”

《像我这样的机器》也不例外,书中查理试图阻止一位母亲在操场上打她的孩子,孩子父亲现身,对他破口大骂,还扬言要揍他。查理退缩了,害怕如果真被打得摔倒在地,他可能会因此受到脑损伤。“这就是懦弱的表现,”他总结道,“遇事考虑得太多。”

在麦克尤恩刚开始写作时,菲利普·罗斯曾建议他想象父母已经双亡来从事创作。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作品是否比从前尺度更大了?他说:“我从来都不太在意这一点。我最色情的小说出版那会儿,我父母都还活着呢。”

麦克尤恩笑着说,在父亲的自尊和他的创作之间,他还是选择了父亲的自尊。“父母真是我超我的化身,”在讲这句话时,外面突然雷声大作,震得窗户直响,“你看!这就是议论父亲的下场。”

如今,在左翼自由主义者的话语体系中,“身份政治”已经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有人认为,反性骚扰运动和“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这样的运动是对长达几个世纪以来基于身份的压迫的必要修正,其他人则担心,将选民分裂成越来越小的特殊利益集团,会削弱他们的同理心和合作的意愿。2019年2月,英国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在回答观众提问时表示:“我的身份令我十分头疼。”她说,自己已经厌倦了人们用“黑人女性才不会说出这种话”来攻击她,而她的丈夫尼克则被时刻强调“白人”身份,而不是被当作一个普通人来看待,他对此也感到非常困扰。她补充说:“唯一可以让人全面认识自己的是我们的名字——我是扎迪。”

这些观点对麦克尤恩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他涉猎广泛,而且阅读范围并不局限于已故好友克里斯托弗·希钦斯所钟爱的那些文学巨匠之作。在我们的谈话中,他表达了对年轻爱尔兰小说家萨莉·鲁尼的《普通人》的欣赏之情:“我完全陷进了这个故事。”他客厅的书架上还摆着艾米丽·圣约翰·曼德尔装帧精美的科幻小说《第十一站》。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并没有走向狭隘或是固步自封。

他对身份政治并不排斥,并企盼人们早日抛开对种族、性别和所有其他议题的成见和戾气,展开和平的辩论。“如果身份政治能让人们自由追求自己的欲望,而不伤害任何人,那就没必要反对。”他欣慰地发现自己参加的同性恋婚礼“和所有其他的婚礼一样无聊,甚至不再流行波西米亚风格”,“很好,这就是理想的境界,”他说。

《第十一站》
[加]艾米丽·圣约翰·曼德尔 著 孔新人 译
新星出版社 2015-11

而在几年前,他也因为对性别相关的措辞不够敏感而遭到诟病。2016年,他在英国皇家学会做了一场演讲,谈到现代的自我“变成了人们热衷消费的商品:像是一个个现成的小商品,在‘个人身份’超市的货架上待人选购”。他举例说:“比如说一些男人,明明长的是阴茎,却自诩为女性,要求进入女子大学就读以及在女性更衣室换衣服的权利。”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一名女性观众向他提出了质疑,称他的言论冒犯了性少数群体。麦克尤恩回答说:“你可以说我保守,但我更倾向于认为长阴茎的就是男人。”

此话一出,立马引起一片哗然。曾公开承认自己有异装癖的艾迪·伊扎德现在说自己涂指甲油是因为体内有“女性基因”,他在英国独立电视台(ITV)《The Agenda》节目中披露:“我没有公开过自己的身份。我在四岁时明确了自己的取向,然后在23岁时出柜。”

麦克尤恩后来表示“人们改变自己性别的权利应该当得到尊重和肯定”,他还说“人不一定生来就是自己想要的性别”。我问他,他在小说里写到的那个喜欢穿裙子的直男跟那次风波是否有关?他干脆地回答:“没有。那个角色的原型是两三个我认识的男孩。”

书中也夹杂着他自身的经历。麦克尤恩七八岁时,有一次他等到身为军官的父亲离开家前往军士食堂之后,才蹑手蹑脚地下楼。他接着回忆道:“我对正在织毛衣的母亲说,‘妈妈,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要当一个女孩。’”母亲说:“你给我滚回床上去,不许再提起这件事,也不要把你刚才说的话告诉你父亲。”年幼的伊恩“极度忐忑地”回到了床上。这次经历让他开始思考该如何自处:是跟那些在操场上欺负他的“粗野男生”混,还是要和那些“只是站在那里聊天”的女生为伍。

现在的伊恩·麦克尤恩结了两次婚,也当上了爷爷,很难想象穿着蓝色套头衫、灯芯绒裤和条纹袜子的他也曾经面临这种挣扎。不过后来我想,这解释了很多问题。麦克尤恩认为,“当我们经历完所有的斗争和焦虑,正统观念也受到挑战,大家都不再那么剑拔弩张的时候,就能够拨云见日,等来美好。我的意思是,现阶段并不美好。但它就像某种新兴的事物,丰富了人们生活中的各种可能。”

还有一个问题:就女性而言,她们的“阳气”一直在提升——女性穿裤子已经有一个世纪了,但男性仍然排斥穿裙子。由此可见,现代的男性很可能面临着比女性更严格的性别规范,也更缺乏打破这些规范的动力。“1977年,我在我第一部小说里写过一段对话,和咱们现在的讨论非常契合。”他指的是《水泥花园》。主人公的姐姐对他说:“女孩可以穿牛仔裤、剪短发、穿衬衫和靴子,因为扮成男孩对女孩来说就像升级。但在你看来,男孩像女孩一样打扮是可耻的,因为你打心底里认为做女孩就是降低自己的身份。”

他微笑着说:“但我想我们现在已经克服了这个观念,不是吗?”我认识一个工薪阶层家庭,这家小男孩长大后想成为公主,而父母对此一点也不烦恼。他们也不是思想多么开化的知识分子,只是对此并不排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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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麦克尤恩这一系列的解答,我们大概就可以理解这位作家为什么要向科幻题材迈进了。《像我这样的机器》的情节不仅让麦克尤恩回到了弗兰肯斯坦的时代,还让他得以回溯至文艺复兴的人类自我意识萌芽时期。他兴奋地表示,体裁是次要的,这样写仅仅只是因为借着科幻的外壳,他能够很好地实现自己的构思。他曾经这样告诉我:“在我看来这类科幻小说简直无聊透顶。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和这个人近距离接触会是什么体验。”

伊恩·麦克尤恩

正如查理通过塑造亚当的个性在后者身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一样,麦克尤恩也把自己的一部分注入了他的创作中。亚当“熟读”世界上所有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了哈姆雷特的权威。麦克尤恩发现自己跟哈姆雷特这个角色和同名戏剧有着不解之缘。正是在一次关于哈姆雷特的讲座上,他捅了性别问题的“蚂蜂窝”;他的上本书《坚果壳》(2016年出版)以一个胎儿的视角重新讲述了《哈姆雷特》的故事;在他家一楼厨房里的酒柜上,挂着一幅乔纳森·普雷斯的镶框黑白照片,是1980年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出演的《哈姆雷特》舞台剧剧照。

对他来说,这出戏剧很了不起,因为“它史无前例,这就是哈姆雷特的特殊之处”。哈姆雷特横空出世,便一举跻身了世界文学经典。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本·琼森和克里斯托弗·马洛等作家,都以遵循中世纪道德剧的样板写作。然后哈姆雷特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角色就诞生了。“他是第一个真正对自己表示怀疑的人,所以我认为他是那种现代人类。当哈姆雷特说出‘我近来不知是为何’之类的话时,他已经陷入了一种不可名状的精神状态……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极不寻常的。”

他说,继莎士比亚之后,文坛得等上几十年才能再出一位在刻画自我意识方面有天赋的作家。“福楼拜或者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然后是乔伊斯——伟大的乔伊斯。”

我下意识做了个鬼脸,不过麦克尤恩没有感到冒犯,他说:“看来你不同意我的看法。”我说,也许等我年纪再大些才能欣赏得来乔伊斯吧。人们说20岁以后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和45岁以前读普鲁斯特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说:“人到了晚年才懂得园艺与自然之美、开始品味普鲁斯特,但要记住:这种自我意识并不是我们自发产生的,也不是我们作为被消费者灌输的,而是这些作家帮助我们建立的。即使是不读文学的人也被在文学塑造着,从未看过《哈姆雷特》的人也是如此……在文化的浸染中树立起自我意识,并在某些时刻产生自我怀疑。”

相比现代社会对性别、种族、阶级等话题的关注,他更倾向于思考长久以来文学教给我们的寻找自我之道,以及形成自我怀疑精神的方法——这是他偏爱的思考自我的角度。哈姆雷特、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和斯蒂芬·迪达勒斯的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我想如果没有文学的启蒙,八世纪的人很难理解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内容。这跟你读不读书没什么关系,文化自身就承载着这些东西。”

让他感到遗憾的是,现在在国外存在着一种吹毛求疵的风气,即用现代标准来评价旧时文学,并批判其局限性,有大学甚至把约瑟夫·康拉德的著作从他们的阅读清单上删掉了。“文学的标准本身就是可以讨论的,它需要挑战。挑战固然是好事,增添新内容也是好的,但删除已有的经典就不好了。”

我们和亚当一样,由给予了我们生命的父母和周遭的环境所塑造,也在被所有充满怀疑和焦虑的前人塑造着。麦克尤恩说:“我们需要让这个‘故事的叙事’流传下去——人类文明如何从莎士比亚过渡到波普再迎来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这条线索存续的历程。”

本文作者Helen Lewis是《新政治家》杂志副主编。

(翻译:张璟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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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政治家

原标题:Ian McEwan on his “anti-Frankenstein novel”, Machines Like Me

最新更新时间:04/30 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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