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提起林语堂，人们总会想到他在《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中倡导的中国绅士风格与闲适自由的生活方式，比如他写中国人的闲暇时光是睡觉、喝茶和嚼小吃，追求“快快活活地过，舒舒服服地过”。在今日探访中国的写作者看来，林语堂仍是“珍视小情趣的生活艺术大师”，是为中国文明做注解的中国文化发言人。而还原到当年，林语堂却是不折不扣的跨文化写作者，他从小上的是教堂学校，大学读的是圣约翰大学，硕士和博士分别毕业于哈佛大学与莱比锡大学，长久穿梭于中西文化之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翻译且发明了“幽默”一词。

幽默是怎么来的？在1924年《晨报》的一篇文章里，林语堂首次提到了“幽默”这个词。他认为，幽默是中国文学史上及今日文学界的最大一缺憾，中国作家做道学先生太久了，生活十分枯燥无聊，不知道放松消遣，在文学上也不知道运用和欣赏幽默。进入30年代之后，借由《论语》杂志的刊行，以及讽刺作家萧伯纳访华，幽默成为了文坛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在加拿大UBC亚洲系教授雷勤风的著作《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中，他将与林语堂相关的一节称为“The Invention of Humor”，中文译为“幽默年”。

然而，幽默问题远比单纯的好笑、诙谐要为复杂。在1930年代，它不仅仅涉及写作或生活风格，也与一系列严肃的社会、政治与阶级论争紧密相关。林语堂与左翼作家的论争令人尤其印象深刻。林系杂志《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推崇幽默、闲适与性灵，而彼时的左翼作家认为国难当头，人人自危，普通民众根本没有余裕幽默，讲幽默就是在讲优越感，就是有钱有闲人的自卖自夸。这一分歧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在紧迫的时刻，人还应不应当有发笑的权利？

林语堂的故友鲁迅此时也站在与他向对立的立场上。在私人信件中，鲁迅说，幽默本非中国的东西，而且上海的幽默杂志其实也并不幽默，后来还编出了一则段子以示讽刺，“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林语堂也曾用一短篇作品讽刺性地回敬了左翼的一贯做派与阶级对立的简化思维，“他们会的是挂狗领，打领结，唱哈尔滨时调，做欧化散文。陶渊明鸡鸣桑树颠采菊东篱下的生活，据说并非大众的农民的生活，而赤壁赋江上之清风与山中之明月是资本阶级才有的。放屁不放屁？”

日前，新民说译介出版了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席教授、加州伯克利大学比较文学博士作者钱锁桥著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一书。在这本传记中，钱锁桥不仅梳理了林语堂一生经历，而且还原了林语堂当年提出幽默与闲适的历史语境。在他抵达上海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记者与其进行了一场对谈，访谈涉及到了林语堂的幽默事业、他在美国的畅销流行现象以及其与左翼的分歧。

林语堂之所以重要，仅仅在于他是一位幽默的倡导者吗？在这本著作和这次访谈中，有一个话题可能比幽默的问题更加重要——在《林语堂传》的第一章中，钱锁桥回顾且反思了鲁迅与胡适的精神遗产，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林语堂的意义。他指出，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敲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铁屋”，使得青年挣脱传统“枷锁”；但另一方面，这套批评话语也可以被利用为更为极端的、与传统文化断裂的武器。胡适把科学的方法引入中国，让儒家文化让位于现代知识，然而在无所不在的科学主义的映照之下，中国文化对现代文明不再有意义，而只剩一种作为文物的历史价值。与鲁迅和胡适二人不同，林语堂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并寻找到了一套“抒情哲学”，比如晚明“公安派”倡导的“性灵说”，从而在一定程度修正了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激烈论调，以及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古书的虚无主义态度，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衔接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钱锁桥说，林语堂是具有远见的。

向美国人推广中国文化，至今没人比林语堂更成功

界面文化：上世纪30年代，林语堂的作品在美国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你在这本传记中写到，《吾国与吾民》在美国一炮打响大获成功，不仅销量好，还吸引了大量的美国普通读者。你认为林语堂作品在美国如此畅销的原因是什么？ 

钱锁桥：最主要还是因为林语堂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他在美国讲中西合璧、幽默闲适，其实就是在中国上海讲的内容，只不过面向的对象不同。他把晚明以来的自由精神的话语总结起来推而广之，他的抒情哲学是高度个人化的；在美国人来看，越个性的（话语）越是可以产生联系（relate）的。他讲个性讲自由，会让美国人觉得这好像是我的一个朋友，而不是一个他者（other）。他在《生活的艺术》里引用金圣叹的三十三个“不亦乐乎不亦快哉”，这个是最受美国人欢迎的，但这其实并不是他的创作，只是翻译。

从国际政治的环境来讲，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九一八”事件后日本入侵中国，引起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普遍反感，因为20世纪以来（国际上）讲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现在中国被日本一家独占，这也是对他们（指美国）利益的一种切分。在这一政治热点的背景下，美国老百姓和知识界也需要了解中国，看到一种不同于以前那种神秘兮兮、模模糊糊的中国讲述（的东西）。综合起来，在向美国人推广中国文化这件事上，到现在也没有人比林语堂更成功。

界面文化：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林语堂的书也都引起了一些尖锐的批评。有美国评论者认为，林语堂的中国哲学漂亮却肤浅；中国也有评论者提出，这样的书是“卖了国家与人民”。林语堂本人对这些批评也做出了一些激烈的回应，他认为，在中国反对他的作品的人，主要来自“自我意识极为敏感脆弱的爱国人士”。你认为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吗？

钱锁桥：什么是最真实的中国，谁能独霸解释大权呢？如果一个国家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解释的独霸权，那是死路一条，别人是不会听的。林语堂有一篇文章叫《论现代批评的职务》，讲的是现代知识分子都是批评家，因为现代哲学家已经死了，也没有圣人了，现代文化就是持续不断地批评。

他有中西文化的背景，是一个跨文化的批评家，如果说批评就不是爱国主义，那是不对的。林语堂早年在哈佛读书时写过两篇文章，来反对论衡派白璧德的保存传统之说，他提出，世上有两种爱国主义，一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只知道保存、坚守自己，防范异类文化入侵，还有一种是自由开放的开国主义。他说，爱国主义不仅是保存我们旧的传统，还要能看到我们可以创造新东西的潜力，所以爱国主义不是保守派的专有名词，难道胡适不爱国吗？林语堂说，他写中国是把中国像床单一样在世界屋脊上晒晒，在阳光下晒晒看有什么肮脏的东西。

反对跟传统切割，“疑古”过火会导致文化废墟

界面文化：林语堂的跨文化批评是对中国文化的翻译和推介；胡适在20年代提倡“整理国故”的时候，林语堂也做出了回应，认为应当对中国传统资源进行梳理。那么他的观点与胡适的“整理国故”是不是有相似之处？又有什么不同？

钱锁桥：“整理国故”是胡适提出的，整理要以一套科学的方法进行，可以写中国文学史、中国经济史——史要以一种实证的方法操作，靠事实说话，中国过去没有这种学问。

但是，你总结出的文学史与现代文明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胡适基本上保持一种疏离（detached）的态度，不太考虑二者的关系，而林语堂则提出了“精神科学”。首先，所有的国学都是精神科学范围的；其次，精神科学是不能照搬的，中国传统要在和西方文化的对比中梳理出来；梳理出来的国故要以中国为中心，还要为现代服务，传统对现代文明来说是有资源价值的，而不是断裂的。

我们往往把传统和现代分割开来，讲传统是中国的、现代是西方的，林语堂坚决反对这种割裂态度。他也一直警告我们，如果“疑古”风气过火，传统文本就很容易遭到轻率的怀疑，只剩一片废墟，其他东西就有可能乘虚而入。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已经表明，乘虚而入的是激进主义，比拼的是谁更先进，这是很危险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文明的现在和过去完全断裂，中国也不可能与自己的传统彻底切割。

界面文化：所以，林语堂后来提倡的幽默闲适，也是这种以中国为中心、梳理传统资源、建设现代文明的具体实践吗？ 

钱锁桥：林语堂在哈佛跟着白璧德反对跟传统切割，在北京看到周作人讲闲适，他将两者结合，找到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基点，把闲适又幽默化了。“五四”话语讲中国文化保守封建、反对个性、礼教吃人，林语堂却说中国有自由的传统，晚明的袁宏道、李贽等人就是中国自由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更早还可以追溯到苏轼和孟子。

他引进“幽默”，也是希望中国传统能够抛开宋明理学，可以放松一下、轻松一点，说不定人的感观和思维会更敏锐，好好享受人生的乐趣，这才是改善当代文化氛围的第一步。他讲的其实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当一个人碰到困境时要怎么发展怎么处世。这些东西在当下仍是与我们相关的（relevant），不过左翼肯定不说这个。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写到，林语堂1910年代在北京身处新文化中心漩涡时，对礼的理解是“相当客观、富于同情”的。他对传统的同情是否与成长背景有关？和鲁迅不一样，林语堂并没有成长于传统中国绅士家庭，而是在牧师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在清华任教时，他曾因自己对中国古典不熟做出反思，说自己对三国和孟姜女哭长城这样的故事，还不如一般的工人熟悉。

钱锁桥：（与成长背景）有一定的关系，他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同时也对自己的基督教背景不断自我反省。其实正因为是这样的背景，他才能够从那么偏僻的农村出来，走到厦门、上海读书。我们不能低估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意识，在圣约翰读书时他就已经认识到，自己学的是西方，但人在中国，所以对中国文化是一直持续关注的。到北京以后开始恶补文化，后来又在哈佛留学读白璧德，到德国之后还拿到了音韵学的博士学位。

中国已经有了滑稽，林语堂才要翻译“幽默”

界面文化：你在《林语堂传》中写到，幽默杂志《论语》是在30年代政治高压的背景下诞生的。这其中高压与幽默的对比令人好奇，为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反而会出现讲幽默、闲适和生活方式的杂志，可否展开说说？

钱锁桥：我们首先要讲，幽默和林语堂英美派的留学背景有关，其实现在也是一样，中国人只要到国外生活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幽默是人家生活中很重要的方面。林语堂赴美留学，他的文化敏感度很高，他不是第一个关注到幽默的人，却是第一个把幽默推广开来的人。

20年代林语堂就曾在《晨报》副刊写过文章推广幽默，30年代开始身体力行推广幽默。实际上，幽默并不是开启于《论语》杂志，林语堂的幽默创作应该开始于《中国评论》周报的“小评论”（The Little Critic）专栏——《中国评论》周报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份英文报纸，是有民族主义立场的，在当时的上海洋人圈和精英圈均有很大的影响。《中国评论》周报创刊于1928年，《论语》杂志推广的幽默文学其实都起源于林语堂的“小评论”专栏，他的几份中文杂志共用投稿人和翻译文章。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林语堂的杂志也为当时的文学开辟了一定的空间，使得文学没有完全变成一种工具。那么，这个空间具体是怎么开辟出来的呢？

钱锁桥：“九一八”以后中国局势大变，蒋介石国民政府采取不战的态度，也不让老百姓和知识分子讲抗战，大家都比较郁闷。从这个专栏开始，林语堂就很明确地写到，我不讲国民大会、几大报告，谈我自己、谈个人生活总可以吧。当然个人生活实际上还是和政治纠缠在一起的，但至少在这个空间里，他可以把领带卸下、围着火炉聊天，跟人问候今天你感觉怎么样。

虽然说当时社会处于高压之下，但左翼杂志还是可以发表文章的，大不了被关掉就换个名字重新来过，左翼作家也可以借助林语堂的杂志来发表作品。比如郭沫若虽然当时被国民政府通缉，但还是在林语堂的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最后也没有怎么样。

所以，当时的政府基本上还是容忍态度，但这个“容忍”也是需要（作家们）冒险的——这里的冒险，不是说与权力针锋相对，而是使用拔河或者旁敲侧击的方法。比如林语堂有的文章在报纸发表过了，后来结集的时候又不让发表了。这是一个拔河的过程。林语堂的态度和左翼也是完全不同的。

界面文化：林语堂的这种幽默精神是不是比较精英式的，与商业的滑稽搞笑是不同的？

钱锁桥：在西方也有这种滑稽杂志，比如《笨拙》（Punch），林语堂不是特别看得上（记者注：事实上，《论语》译介了许多外国幽默到国内，其中包括New Yorker以及Punch的作品），他要的是乔治·梅瑞狄斯（Geogre Meredith）和喜剧精神（comic spirit）。

林语堂引用梅瑞狄斯的发言说，“我想一个文化的极好的衡量，是看他喜剧及排调之发达，而真正的喜剧标准，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思想的笑。”他的模板是萧伯纳、塞缪尔·约翰逊、查尔斯·蓝姆，而不是那些通俗作家。中国已经有了滑稽，他才要翻译“幽默”。他也不是第一位把“humor”翻译成中文的——王国维就曾经把“humor”翻译成“欧穆亚”——但他是第一位把humor翻译成“幽默”的。

界面文化：当时的老舍在“林系杂志”上也发表了不少作品，相较于林语堂，我们在讲起老舍的时候，可能不太会单独强调他“幽默家”的一面。

钱锁桥：老舍的成名，其实和他在“林系杂志”发表作品有关（记者注：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曾发表于《论语》上）。林语堂特别看重老舍，他很喜欢老舍的京片儿味，因为这是他学不来的。他认为这种京片儿味不是京痞腔调，是从老百姓的语言中提炼出的原汁原味的幽默感。

抗战后林语堂在重庆北碚买了一座房子，本来想回国长期住，后来改变了主意，住不久就走了。这个房子后来给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老舍定居其间，现在这个房子还叫“老舍故居”。实际上那是林语堂的房子，我觉得起码应该叫“老舍林语堂故居”。1948年老舍到美国访问，他们在美国也有来往，关系很亲密。 

林语堂的幽默闲适里有硬骨头，不是打哈哈

界面文化：在你看来，周作人讲的冲淡跟林语堂的幽默闲适是一致的吗？还是说有一定的区别？

钱锁桥：林语堂对周氏兄弟有酷评，他说，这两个人，一个太热，一个太冷；周作人的冲淡太冷了，所以日本人过来他也无所谓，这个林语堂是不能接受的。林语堂的幽默闲适有硬骨头和愤世嫉俗的精神，不是打哈哈的。

而鲁迅太热，他仇恨中国式的黑暗世界，非常期待笔下的赵家人都能变成真正的人，所以总被革命吸引，要打烂了重新来过。——20年代的林语堂也曾经站在这个角度，一直期盼革命后产生一个年轻的新中国，对1927年的大革命满怀热忱，还一度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结果大革命以不同党派革命党人内讧结束，蒋介石国民党右翼的准法西斯统治中断了他的理想主义。30年代的林语堂陷入了失望之中，觉得不能再革命了，这种政治姿态与鲁迅的转向区别非常大。 

界面文化：中国近现代的叙事经常以苦难叙事为主调，如果我们同时能看到“林系杂志”一直倡导的幽默与闲适，是不是可以还原出一个更加丰富的近代史画面？

钱锁桥：正因为苦难存在，革命斗争才是合法化的；但也应该看到另外一类景观，在30年代，幽默和小品文里讲的自我和上海，呈现的是一个现代化的景象，80年代以后讲什么小资情调，其实是接过上海的套路走过来的。

再举一个例子，现在讲“林系杂志”有《论语》《宇宙风》，不太会提到一个叫《西风》的翻译杂志，林语堂是它的顾问编辑。这份杂志是完全按照林语堂的理念来办的，可以透过它了解西方生活的各个方面，从1936年一直发行到1949年，杂志销量很好。

再怎么战争，日子还是得过的，精神文化还是要有的。苦难叙事把什么都盖掉了也很恐怖。而且，林语堂的笑不是无来由的滑稽，是有哲学意义的，是说要看到人生的悲剧之后还有胆量傲视悲剧，这是一种达观的态度。

林语堂与左翼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不要革命

界面文化：上世纪30年代，林语堂与左翼发生了著名的论争。在那时候的紧张局面中，左翼作家认为幽默就是有优越感，是自卖自夸，鲁迅也认为对于身处战乱中的人们来说，是没有幽默的余裕的。你认为林语堂与左翼文学的分歧在哪里？

钱锁桥：林语堂与左翼有根本区别，因为他不要革命。左翼把笔杆子当武器，政治立场是不妥协的，要你死我活把政权推翻。左翼要主导（dominate）言论空间，所以不允许不一样的声音，是他们跳出来要批评林语堂，那林语堂也要反击。

刚才讲过林语堂在20年代要革命，那是国民革命，建立一个新中国，后来搞成内讧，他很失望，虽然很失望、对新建立的政权有非常不满意的地方，但也不要再革命了。他尽力做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府是可以批评的，如果受到压制那就换一个方式来批评。我书中的一个例子是他写《中国评论》周报的专栏，里面有好多批评政府的声音，比如他讲外国政要来访某市，某市就把贫民窟全拆了。但这个文章发出来了，专栏也没有被关掉。还有一个例子是，1935年他用洋泾浜的英语评论某个不能讲的题目——据当时的报纸说，把上海都逗乐了。

界面文化：林语堂在提倡幽默闲适之外，还提倡一种类似中国绅士式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家庭成员要有教养、与同事在舞厅度过闲暇时光、要住独立的房子而不住公寓。你觉得这种对于生活方式的提倡是否也是造成他与左翼之间分歧的原因呢？

钱锁桥：幽默要回归讲自我，林语堂一直说自由精神是一种民主的精神。不管贫富，人的精神都是自由的，陶渊明富裕吗？非要有富裕的生活才有达观的精神吗？不是这样的，还是要看你自己。左翼主要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物质决定我们的精神，因为住亭子间（编注：上海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一般位于楼上正房的后楼梯中间，狭小而阴暗），所以一定要反抗，但物质对精神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林语堂提的这一套话语更能反映当时的摩登上海，一种工业化、华洋杂居的生活状况。所以林语堂是21世纪的，更与我们现在相联，在30年代到了美国也更受欢迎。 

界面文化：那么他和胡适是站在一起的吗？

钱锁桥：30年代，胡适和林语堂是自由派的两个领袖，从教育背景来说他们是很相近的，政治方面也都是不要革命的。但在个性脾气方面，他们很不相同——胡适在讲生活要科学化，是实证派；林语堂承接欧陆柏格森的精神派，讲浩然之气，他的气质是一个诗人，这个方面他其实和鲁迅是相近的，所以他们也能在某个阶段成为朋友。鲁迅叫别人不要读古书，自己却写了好多古体诗。所以，林语堂在胡适和鲁迅之间有自己的一条路，他把自己比喻为“在黑暗中吹口哨”，他两边都不是，总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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