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多数了解雅歌塔·克里斯多夫（Agota Kristof）的读者都是从阅读她的处女作《恶童日记》开始的。在这部以二战为背景的小说中，雅歌塔透过儿童的视角，揭露了一个反人性的战后中欧社会。不久，该书的续集《二人证据》与《第三谎言》相继出版，构成了著名的“恶童三部曲”。雅歌塔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故事中描绘的黑暗与残酷大多源自她真实的童年记忆。1956年，她与家人逃离匈牙利，辗转来到瑞士。在异国漂泊的日子里，语言不通的她先后在纺织厂和钟表厂做工，五年后才终于摆脱了“文盲”状态，学会了用法语读写。精神上的荒芜和非母语的写作让雅歌塔形成了简约、冷峻的语言风格，也成为了这类书写的典范。

《不识字的人》一书汇集了雅歌塔在“恶童三部曲”之后最重要的四部小说，中文版日前由文景出版。四部作品在风格和内容上各具特色，但依然聚焦于死亡、战争、复仇、命运等主题，我们从中不难看到雅歌塔自身经历的影子。

20年前，64岁的雅歌塔接受了一位法国文学研究者的采访。在访谈中，她聊到了自己1956年从匈牙利逃往瑞士的经历、学习法语与成为作家的故事，以及她最喜爱的作家和作品。她形容《恶童日记》“完全是本传记”，自己的小说“有点太悲伤了”，她最怀念的是孩子与书，最想忘记的，是离开故土和自己的婚姻。

对话雅歌塔·克里斯多夫：写作是一种从日常生活苦难中解脱的方法

访谈 | 卡尔多·贝内德蒂尼   翻译 | 张晨

1999年6月，法国文学研究者里卡尔多·贝内德蒂尼（Riccardo Benedettini）在瑞士采访了著名匈牙利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克里斯多夫用法语写作，而非她的母语匈牙利语。这门语言是在她21岁流亡瑞士后努力习得的。正如把这篇访谈拿给我看的马格莱利所说，“克里斯多夫发明了一种新的法语，”和贝克特在形式上拓展法语的企图不同，她并没有进行艺术试验的野心，只是为了生活和被理解，并不是游戏性质的。

克里斯多夫和丈夫带着刚出生的女儿在某个夜晚徒步逃离了匈牙利，他们带着两个包，一个里面装着尿布，另一个里面装着字典。他们先到了奥地利，之后又辗转去往瑞士并定居。在那里雅歌塔成为了一名钟表厂的工人，她的许多工友同样也是流亡者，交谈在这里是被禁止的。在工厂之外，克里斯多夫因不懂法语而变成了哑巴，后来，尽管她掌握了如何说法语，但在很多年里她都不会读写。她有四个同样从匈牙利流亡至瑞士的朋友，在到那儿不久后都选择了自杀。在《不识字的人》中，克里斯多夫描绘了这些记忆中的往事，这部作品也是她克制简洁风格的代表，从她的童年开始写起，仅44页，是一曲陌生又隐秘的独奏。

这篇值得我们注意的访谈，最先由Will Heyward自法语翻译为英语。克里斯多夫常常用一些简洁、直接的词语来回答问题，令人联想起“恶童三部曲”的残酷简洁。当被问起她为什么会创造出那些不同寻常的人物和有悖常理的情境时，她总会回答说，自己真的见过那样的人、那样的情境，事情原本就是那样的。但她提到的所谓“真实生活”，并没有成为她自传小说中的重点，反倒被写进了她的虚构作品中。即便克里斯多夫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她也在揭示着什么，她所写下的，就是她的答案。写作之于她而言，是一种发明，一种消遣，一种从日常生活苦难中解脱的方法。正如路卡斯在《二人证据》中所说：“这里有很多悲伤的故事，但没有什么能同生活一样悲伤。”

——Mieke Chew（Higher Arc杂志主编，为Sydney Review of Books, Music & Literature, BOMB以及其他媒体写稿） , New York, May 2016

Riccardo Benedettini：你在小说创作领域非常成功，人们常把你的作品同托马斯·伯恩哈德、贝克特、卡夫卡等人的作品相比较。你认为你作品中是否有些方面被人误解或忽视了？

Agota Kristof：谈起伯恩哈德令我很高兴，因为我确实很喜欢他。（笑）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不喜欢人们把我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相提并论。我不喜欢杜拉斯。我作品的某些方面被误解了？嗯……好吧。我不是很清楚，我不知道你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RB：你的书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

AK：（打断）不……超过三十种。

RB：对不起，三十。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声名远播？

AK：哈，起初十分惊讶。有趣的是在出版十余年后这些书还在出售。这让我难以置信。《恶童日记》销量很好。我也经常会受到改编的请求。

RB：我也听说了。电影改编完成了吗？

AK：还没有完成，但版权已经售出了。制片是个美国人，摄影师是个丹麦人。拍摄地点选在匈牙利的克塞洛城中心，那里有间书店，面朝一家旅店。我们选择了一幢曾出现在很多电影中的房子作为《恶童日记》中外婆的家。至于我的小说《昨日》，将由几个意大利人拍成电影。

RB：很多文学评论都将你的作品作为主题。你希望这些评论把焦点放在那些方面？

AK：我不知道。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RB：你希望通过你的书传达某种启示吗？

AK：当然不，我不想有什么启示。不，根本不。（笑）我不喜欢那样的写作。我想谈一点我的生活经历，那可以解释一切是怎样开始的。我想借由《恶童日记》来描绘我的童年，描绘我和我哥哥亚诺的所见所闻。它完全是本传记。

RB：自你开始写作到现在，你是如何一步步提高的？

AK：我确实提高了很多。我十三岁就开始写作，但后来我的写作风格完全改变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诗歌已太过诗意和多愁善感，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写作了。我不再喜欢我的诗作。

RB：什么时候起你意识到自己是个作家？

AK：我一直都都知道。童年时代我就读了很多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那时我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也许是我的最爱。我也读了很多的侦探小说。

RB：你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AK：坦白讲，我不知道。最开始，我用法语写了一些剧本。二十几岁刚到这里来的时候，我还用匈牙利语写一些诗歌。之后，我开始学习法语并开始用法与写作。那对我来说十分有趣。是的，写作带给我一点点慰藉。后来我开始接触一些戏剧爱好者和导演，开始创作戏剧，也经常为剧院里的学生做些事情。我们在电台演播了我的很多作品，尽管其中很多都没有经过编辑。那很有趣。

RB：我们可以看到戏剧对话和《恶童日记》中的对话之间的联系吗？

AK：当然。

RB：你如何评价自己的小说？

AK：嗯……他们很严肃，很悲伤。是的，有点太悲伤了。

RB：哪个作家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AK：我很喜欢克努特·汉姆生还有另一个作家……但我不知道怎么说他的名字。是我的编辑给了我这个作家的书，告诉我它和我的作品很相似。那是一本很厚的小说……但是我不觉得它和我的作品有相似之处。现在我的阅读量不是很大。我喜欢弗朗西斯·蓬热，还有乔治·巴塔耶，我并不了解很多当代作家。

RB：你觉得自己代表了匈牙利文学，还是瑞士法语文学，抑或确实是无国别的？

AK：匈牙利，即使我用法语写作。我所有的书都与匈牙利有关。甚至第四本也是如此，你读过了吗？

RB：《昨日》？

AK：是的。尽管故事发生在瑞士，但它所讲述的还是与流亡难民有关的事情。这或多或少是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有很强的自传色彩。我曾经在工厂工作，那间工厂在我们乘公交车会经过的第四个村庄。我们住在第一个村庄。我的前夫是教师。主人公桑多尔是一个吉卜赛人，他同样在工厂工作。我们一起工作。我的大女儿发现了这一切，例如我所描绘的公寓。是的，我想这是我最具自传色彩的小说。我所描绘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发生的，自杀者的故事也是。我知道有四个人在离开匈牙利后选择了自杀。那也是我想讨论的事情。

RB：我想知道你离开匈牙利的确切日期。

AK：是在1956年，在动乱之后。

RB：是的，但我想知道是在哪一天。

AK：我想可能是10月27日，但我不是很确定。不，应该是11月27日。

RB：11月27日？

AK：是的，我想是这样的。我们跟随着一群人在一个深夜离开，到了一个已满是难民的村镇，他们当即就接收了我们。我们住在当地农民的家中，他们也为我们提供食物。我不记得在那里待了多久。后来，镇长为我们买了去往维也纳的车票，当然我们在之后也还了他钱。到了维也纳，我们住在难民营中。

RB：你并不打算去瑞士？我曾听说你更想去往加拿大，这是真的吗？

AK：不，不。我从没有打算去加拿大。我想去美国，因为我有家人在那里。当我们到了才被告知只能待六个月，所以那之后我们又返回瑞士，在那里我丈夫也能得到一笔学校的奖金。他是一名历史教师。他们真的很照顾我们，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公寓，也为我找了一份工作，还帮助我们照料孩子。这就是我为什么待在那里的原因。我想再回到美国去，但我不得不等待。我的孩子们都在瑞士，我不想离她们太远。

RB：你第一次重回匈牙利时什么时候？

AK：1968年，在我离开了十二年之后。我的父母、兄弟仍在那里。现在我的父母已经过世了，只剩我的兄弟和他们的孩子还留在匈牙利。但他们已经不住在那个小村庄里了。我的弟弟蒂拉住在布达佩斯，是一名作家。我现在时常会回到匈牙利。

RB：在你离开匈牙利时，你是否觉得自己仍是政权之下的受害者？

AK：我不是很关心政治。是因为我丈夫想要离开，与我相反，他对政治很有兴趣，如果他当时留下来就一定会被投入监狱。他的朋友就在监狱里待了两年。不过怎么说，两年其实并不太长。

RB：但这可能被保留在了你的小说里。《二人证据》中的寡妇克萝拉，她的丈夫被行刑，这让我们看到政权不公平的证据。

AK：是的，克萝拉就是我的母亲。这些都是她告诉我的。她曾像克萝拉那样因打击而一夜白头。确实是这样，当时政府会特意把某些人挑出来，例如曾和南斯拉夫人有过接触的人就会被是为叛国者。

RB：初到瑞士你遇到很多困难吗？

AK：很多。有五年的时间，我成了不识字的人。那时我在一间工厂工作，那里不允许互相说太多话。我只懂一点点俄语。我的父亲是数学老师，但在去前线之前他什么科目都教，因为他是村子里唯一的老师。我的丈夫比我大很多，他可以说一点法语，不是很好，但足够用了。他上学的时候，学校里还教授法语和德语，但后来就只教俄语了。在这里我有机会读了大学，但只能上为外国人准备的课程 。

RB：你还会使用匈牙利语写作吗？

AK：不。我的匈牙利语说得很好，但在拼写时总会犯错，常常把字母的位置搞错，比如在拼写有不发音的“e”的单词时。

RB：你同意小说必须建立在个人与其周遭世界不相容的基础上这一观点吗？

AK：我不知道，我不那么想问题。

RB：这场战争显然影响了你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它又是怎么影响你和你笔下的虚构人物之间的关系呢？

AK：这场战争确实影响了我，我曾经写过相关的事情。在我十岁的时候战争结束了，对我来说它是有趣的。在我的第一部小说中，故事开始于1944年，那也是我们待在那里是最后一年。换句话说最后一年也是最困难最危险的一年，因为前线战火正在向我们靠近，越来越近。但实际上我们的村庄并没有遭到大规模的轰炸，只有一点点，也没有多少房屋被毁坏。当时有很多警报，学校也因此关闭了。学校并没有为学生准备书桌，即便准备了，也没人想去学校，当然也没人可以去。

RB：我想花点时间谈谈你小说中除了双胞胎之外的其他角色。《昨日》中的琳娜，代表了一种纯洁的爱，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残酷其毫无道理的种族歧视。这种矛盾性是你塑造角色的核心吗？他们表现出的表象与其本质对立，谎言与真相对立？

AK：是的，这是真的。我想人既不可能是完全的好，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坏。

RB：我还注意到你作品中出现的几个梦，《二人证据》里马蒂亚斯的梦，《昨日》托比亚斯的梦……常常会出现一些动物，例如皮毛光滑的美洲豹或老虎。这些情节背后的现实因素是什么，它们有什么含义？

AK：那些通常都是我做过的梦。

RB：你现在在瑞士生活的怎么样？

AK：我赚了足够多的钱……我不再工作。

RB：是的，我想是那样的。但我关心的并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而是你真实的生活，你和瑞士人的关系如何？

AK：我有一些朋友，但很少出门，我经常看电视、读报纸，也读一点书。我会去探望我的孩子们，他们也会来探望我。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小孩。

RB：让我们来玩个“荒岛游戏”，如果你只能带一本你的书到荒岛上去，你将会带哪本？

AK：《二人证据》。

RB：你想进行一次那样的旅行吗？

AK：不，一点都不想。我讨厌旅行。因为我的书，我去了很多地方，但我现在不想再去任何地方。他们邀请我去了莫斯科、圣彼得堡、贝尔格莱德，但我并没有接受。

RB：现在最令你感到亏欠的是什么？当你回顾往事时，什么最让你怀念。

AK：我的孩子和我的书。

RB：那你最想忘掉的事情是什么？

AK：离开。还有婚姻。

RB：你最近在写什么？

AK：什么都没有，我很少写东西了。

（经文景编译授权刊发，标题比编者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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