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墙暴动二十年后，我以一个年轻活动分子的身份从卫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毕业。1985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出柜，一开始是以双性恋的身份（也算是真相的第一版初稿），后来才正式以同性恋的身份出柜。

在卫斯理安大学，每个大一新生都必须要参加一个工作坊，表演出柜的场景并坚持角色扮演一个小时。我们酷儿有机会在一个自信的环境里说出真话，也让那些不是酷儿的人理解说出那几个字的压力。大三的时候，我开始负责工作坊的活动。我对同性恋已经有所了解，那年我组织了学校的骄傲游行，设计了T恤，上面是粉色倒三角形的眼睛图案和我亲手写的单词，而且是在我家地下室自己印刷的。倒三角的图案是纳粹集中营中给同性恋囚犯贴上的标签，后来被艾滋平权联盟（ACT UP）挪用。

我和我这一代大多数酷儿年轻人一样，在文理学院接受教育，既害怕艾滋危机，也害怕美国民众对此的反应。我甚至还有一个同性恋导师，他是一位公开出柜的教授，试图让学校开展同性恋研究专业。但我还是无法描述我第一次听到“石墙酒吧”（Stonewall Inn）时的反应，我只记得觉得它听上去像是学校附近一个我和我妈能去吃蛤蜊的地方。

以前我和我朋友总说，做酷儿不需要许可，也不需要考试。这个身份自古以来就优劣势并存。1989年，我是你能找到的最酷儿的人了，但如果你问我石墙暴动的原因，或者骄傲游行为什么定在六月，我没办法告诉你答案。但我可以告诉你当时的安全性生活的标准和艾滋病的感染率。那时候，我觉得石墙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影响。实际上，1969年的石墙暴动开创了同性恋解放和自由恋爱的新时代。但20年后，我只觉得石墙暴动是明显被白人男同性恋主导的全球骄傲产业的开端，他们售卖着“欲望”这个概念：一个年轻的白人肌肉男，脸上挂着笑容跳舞，不在乎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当时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目标，我也不认为这有什么政治意义。

后来我知道自己错了。在读过三本纪念石墙暴动五十周年的著作后，我又一次意识到了我犯了多大的错误。我记得暴动，但我却不了解暴动参与者的真实故事，所以才会对此抱有敌意，就像我对只关注白人和同化的政治叙述永远保持着距离一样。

如何纪念一场暴动？《石墙读本》（Stonewall Reader）可以给出很好的答案。这本书记录了1969年六月那一晚人们向警察扔的每一块著名的砖头，充满了对警方压迫强度之大的愤怒。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石墙之前》《石墙之时》《石墙之后》，由纽约公立图书馆的杰森·鲍曼（Jason Baumann）编辑，旨在纠正把LGBTQ有色人种排除在外的论述。

朱迪·加兰（Judy Garland）的去世通常被认为是石墙暴动的导火索，但小说家埃德蒙·怀特（Edmund White）补充了民权运动、性解放和反战运动的因素。他承认，一家被黑手党控制、受警察保护的酒吧可能不是最适合解放的场所，他也描述了他所经历的挫折：他让未婚夫失望，他接受的心理治疗没有效果。最后他写道，“我觉得那是大家已经听烦了可怕的故事。”

我只想说说我观察到的结果：石墙暴动让人们不再把同性恋视为犯罪、罪人或者精神疾病，而是少数人群的一员。这是人们思考方式的巨大改变。

最后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这本书告诉我们，白人所描述的改变不仅发生在同性恋社群之外，也发生在社群内部，发生在他自己身上。

鲍曼把我们熟悉和不熟悉的文本结合在一起，改变你对那个时代和那些人原有的想法。《石墙之前》这一部分引用了约翰·雷奇（John Rechy）的《夜之城》（City of Night）、塞缪尔·R·迪兰尼（Samuel R. Delany） 的《水中之光》（ The Motion of Light in Water）、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的《扎米：我名字的新写法》（Zami: A New Spelling of My Name）等经典作品，以及活动家弗兰克·卡梅尼（Franklin Kameny）要求时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支持同性恋权益的信件、非裔女同性恋活动家欧内斯廷·埃克斯坦（Ernestine Eckstein）与美国第一个女同性恋公民和政治权利组织“比利提斯的女儿”（Daughters of Bilitis）的采访。其中许多人都提到，他们参与了其他白人领导的抗议运动。而看似被孤立的作家和活动家实际也是一个更大的运动的一部分。有时候，书中对文本的组合透露着一种幽默感：这一页中埃克斯坦说“同性恋运动”并不像民权运动那样，已经准备好对抗公民政府；下一页就有暴动的当事人说，他们的下一步就是对抗公民政府。

我们已经熟知石墙暴动中砸向警察的那块砖，但却不熟悉抗议者扔向警察的硬币——硬币代表他们知道黑手党已经买通了警察。《石墙读本》并没有修订这些运动先驱所使用的语言：“男同”（faggot）和“吓人变装”（scare drag，会吓到直男的变装皇后）都是当时的常用词。《石墙读本》将叙述去阶级化，回归暴动参与者的故事和历史本身。《石墙之时》和《石墙之后》两部分引用了希薇亚·里维拉（Sylvia Rivera）和马尔沙·P·约翰逊（Marsha P. Johnson）的声音，他们讲述了石墙暴动当晚的故事和他们几乎马上被石墙运动所抛弃的事实，强调了跨性别人群的角色。这本书中把我熟悉和不熟悉的文本结合在一起，不仅让我重新了解到了暴动发生的背景，也让我对我自己和我的生活有了不一样的了解。我甚至不确定这些故事及其发生的背景让我失去和收获了什么。《石墙读本》似乎是为了教学的目的，但是这本书适合于任何人阅读，甚至是那些自以为已经很了解这段历史的人。

虽然《石墙读本》重塑了我们对石墙暴动的看法，但詹姆斯·普琴（James Polchin）的新书《不合理的优势》（Indecent Advances）讲述了真实案件记录和犯罪小说中是如何处理男同性恋这个话题的，重新审视了石墙酒吧里的客人每天所经历的暴力和他们内心的愤怒。真实案件类型的作品总是以酷儿的生活为主题，但根据普琴的观察，酷儿角色或是罪犯，或是凄惨谋杀案的受害者，他们要么是某人的秘密非法情人，要么是他人痴迷的对象。在此类故事中，酷儿和死亡成为同一个问题的两面，丑闻则成了社会控制的手段。

为了从批评的角度审视针对男同性恋的暴力、真实案件记录类型作品的发展及其如何影响了过去几年多种LGBT政治运动的发展，普琴阅读了上个世纪以来的报纸文章。石墙暴动不止是《不合理的优势》的主题，更是这本书的向导。我们跟着石墙暴动发展的时间线一章一章阅读下去，就像我们离一座城市的距离越来越近一样。

我一次又一次地被犯罪案件之间的相似性（尤其是凶手的杀人方式）震惊。每次读到受害者的头颅被砸开的时候，我都觉得失去了自我。20世纪20年代的罗德岛发生了一起海军丑闻，年轻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招募海军队员去和街上试图和他们搭讪的男同性恋做爱，以此获得反对他们的证据。这让我想起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罗密欧”，他们是国家雇佣的间谍，负责假扮成同性恋和真的同性恋做爱。海军不得不开除一部分队员，因为他们的举动违反了海军针对鸡奸的禁令，而海军官方的任务就是让队员去鸡奸，这和我们现在无情、不惜一切手段获得成功的政治运动有什么区别？

普琴的解读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他在几个看似毫无联系的罪案故事中找到了暗藏其中的故事。他感兴趣的是这些罪案背后的故事、法庭和媒体的审判都受到了阶级和种族的影响。如果是白人男性谋杀了任何种族的男同性恋，如果他坚持“被同性恋吓到”的辩护方式，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但如果是犹太教的拉比因为“攻击”一个年轻的白人男性而被谋杀，就会变成反殖民和反犹太教的憎恶。如果凶手不是白人，他就会被当成挑衅的一方，受害者则是被引诱进了一个陷阱。恐同作为直男的辩护，让一代又一代的白人男性可以以此为借口，在他们受到威胁时谋杀任何“性变态”。

普琴也引用了一些著名的同性恋小说，比如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突破性的小说《城市与梁柱》（City and the Pillar）。这本小说原来的结局讲述了一桩改编自真实事件的残忍谋杀案：一位男同性恋因为被拒绝而愤怒，杀死了那个让他第一次感受到欲望的男人，而后者并不是十分确定他的酷儿身份。普琴引用了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写给维达尔的信，称这样的结局会让人们认为男同性恋都是暴力的。而那时因为《城市与梁柱》试图将同性恋正常化，几乎引来了评论家的一致批评，也让艾什伍德的担心显得有些讽刺。许多年后，维达尔也许会把结局改成强奸（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普琴强调，许多经典的男同性恋小说都采取了同样的内核，而恐同的媒体则抓住机会，将同性恋描绘成一种罪行或病症。

值得一提的是，普琴引用了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1949年以同样笔法写的一篇文章。但普琴不相信鲍德温会在七年之后写出《乔凡尼的房间》，仅仅在帕特里夏·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的《天才雷普利》出版一年后。这两本书都是文学史上的里程碑，正如鲍德温所总结：“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谋杀了他的完美初恋。”

《不合理的优势》提出和留下了几个类似这样的开放性问题，既有煽动性，又贴合现实。这本书主要关注的是男同性恋，但其中的故事也提到了跨性别认同、双性恋和女同性恋。也许这本书可以让其他学者继续深入研究这个话题。我们的文化被男性的性欲所掌控，酷儿的欲望被当作一种罪行，只为了保护白人的纯洁，而也许知识分子可以有机会攻克这一现象。

佩里·N·哈基蒂斯（Perry N. Halkitis）的《出柜时代：从石墙到酷儿一代的男同性恋公共生活》（Out in Time: The Public Lives of Gay Men From Stonewall to the Queer Generation）内容相对轻松。哈基蒂斯是罗格斯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教授和系主任，他的上一本书《艾滋一代》（AIDS Generation）详细记载了感染了艾滋的男同性恋的生活。男同性恋的出柜故事中少不了暴力，但这不是他新书的主题。哈基蒂斯探索的是自从50年代以来，每一代男同性恋为了争取平等而做出的努力。

哈基蒂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去写出柜，指出未出柜的男同性恋更容易有健康隐患。他把“石墙一代”定义为50-70年代出柜的男同性恋，他们敢于公开去爱；“艾滋一代”是80-90年代出柜的男同性恋，他们努力去保护可以公开的爱，并与猖狂的艾滋传染病相对抗；“酷儿一代”是2000-2010年间出柜的男同性恋，他们努力去了解争取自由时所必须了解的性别、性取向、种族、阶级等问题。除了这些定义以外，哈基蒂斯并没有把“PrEP一代”（Pre-exposure prophylaxis，指在接触病原体之前服用抗病毒药物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手段）囊括进来，他们是因为艾滋预防手段的出现而开始性探索的31-41岁的新时代男性，这在艾滋一代之前是无法想象的。

他一共采访了五个人，他们来自不同的时代、社会阶级、艾滋情况和种族背景。有一位年长的黑人男性在被问到作为同性恋、黑人、穷人的感受时，他说他记得在电视上看到詹姆斯·鲍德温的演讲：“我简直是中了大奖。”另一位工人阶级的白人男同性恋从父母那里学到了怎么买半价的话剧票，却在15岁时意外看到了同性恋主题音乐剧《乐队男孩》。一位19岁的中国/墨西哥/美国混血男孩，在脸书上向他的家人和朋友出柜。这五十年间，男同性恋从害怕因为性取向曝光而被谋杀或被宣判社交死亡，变成可以简简单单地在脸书上出柜，这是所有这些运动的意义所在，哪怕这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哈基蒂斯的著作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酷儿生活的黑暗面，指出跨代际对话的可能性，以及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暴力之后，社群内部对知识和故事的分享才刚刚开始。

石墙暴动50年之际，纽约今年也会举办“世界骄傲”游行，许多路人并不知道，更谈不上理解背后的原因和历史。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但你要记得，骄傲游行、彩虹旗、口号、纪念跨性别活动家的所有活动，都是在以各自的方式纪念1969年的那一周。质疑游行中警察的出现、在石墙酒吧前戒严的路上跳舞，这是我们少数能做的纪念当时暴动当事人的事。你所得到的（哪怕很短暂的）愉悦是许多人用抗争和生命换来的，愉悦过后，你应该继续去抗争，并且尽可能地了解你的历史。

本文作者Alexander Chee是《新共和》特约编辑，著有小说《夜后》（The Queen of the Night）。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