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苏珊·桑塔格1965年说过，“是意志进行自我游戏的最高境界。”桑塔格也始终极其任性地自我游戏着：她最开始是一名艺术评论家，但后来变成了她所说的“艺术客体”，被赋予了“一种确信和权威的特性”，这些特性在她看来就像是艺术品中尖锐锋利、芒刺满身的骨架。

起初，人们看重的是桑塔格脑袋里闪闪发光的思想；到了最后，她最出名的却是发型——染成黑色的部分看起来像是一顶阴沉沉的战斗头盔，太阳穴处留下一绺白发，就像小说中激活弗兰肯斯坦的那道智慧之光。本杰明·莫泽在传记中指出，如同猫王的“油头”和沃霍尔的“白金色假发”，桑塔格也成了发型的附属品。她在谈论摄影的文章中批判图像的肤浅，但桑塔格本人也有着标志性的外貌。她对消费主义的标价感到痛惜，但她口中的“这个叫做‘苏珊·桑塔格’的东西”同时也定义了一个个人品牌。并且这个品牌的价值还可以收费为其他商品增添吸引力：“2000年，她答应让安妮·莱博维茨给自己拍摄了一组绝对伏特加的广告。”莫泽在书中也简要地提及了这件事。

莫泽的这部传记既展示了社会的全景，也有着深刻的心理描写，对桑塔格的自我创造进行了极其出色的描述：一个生长于美国西部荒原的书呆子，如何蜕变成了纽约品位的崇高主宰。但是，作者称赞桑塔格是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哲学继承人，未免有些过誉了。毫无疑问，她应当属于公知娱乐圈，汤姆·沃尔夫以及对桑塔格又嫉妒又效颦的卡米拉·帕格利亚都同属于这个圈子。莫泽不经意间的一句话道出了其中真谛，她就是“世界上最权威的腰封推荐人”，她对别人的想法抱有极大的热情，像是在参加一场前卫的狂欢节，她就是台上疯狂叫喊招揽观众的那个人。

莫泽对桑塔格的倾佩之情溢于言表，随着传记内容的展开，不少受访者讲述了桑塔格行为上一些不太讨喜的细节，作者一直在努力进行美化。他把桑塔格观念上的执迷看作是她个人怪癖的反映：她在《迷人的法西斯主义》一文中透露出了对意志的崇拜，这源自她性生活中的阴暗角落；她从《关于“坎普”的札记》开始表现出了对面具和华丽形象的兴趣，这暗示着在她强硬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颗脆弱的心。对于莫泽来说，桑塔格的性格就是在渴望支配和渴望折磨中相互交替。

她的小说《火山情人》原型取自纳尔逊将军的情妇汉密尔顿夫人，桑塔格也像她一样，认为自己应当是国家的遗产，希望能够得到补贴。莫泽计算出的索要数目十分惊人——这变成了一场玩弄他人的意志游戏。她还缠着出版商，要求他们预支高额稿酬，而她根本还没开始写。1975年，《纽约书评》的读者联合起来为她第一疗程的癌症治疗买了单。如果像杰基·欧纳西斯这样的老主顾没能定期寄来支票，她就会仔细记录下来并提出抗议。小说家拉里·麦克穆特瑞曾邀请她在曼哈顿的一家鱼子酱餐厅吃晚餐，可是突然发来消息说他的航班晚点了，于是桑塔格狼吞虎咽地吃完饭菜就走了，把账单留给了姗姗来迟的主人。

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因商业任务而富裕起来，开始充当起了桑塔格的私人福利国家。莱博维茨请她坐豪车和头等舱，雇了一名厨师在家为她做饭，还在巴黎塞纳河旁给她买了一套公寓。据会计师计算，在他们共同生活的15年中，莱博维茨在在桑塔格身上花了800万美元。而桑塔格却极力否认她们是一对，并且习惯性地说莱博维茨愚蠢，或斥责她对巴尔扎克的无知。

在桑塔格的爱情生涯中，莫泽察觉出了这种有悖常理的不平等关系。如果别人不够爱她，她就甘作卑躬屈膝的受虐狂；如果她是被偏爱的一方，就会转而扮演施虐狂的角色。一次不寻常的情况下，一位男士很有风度地为她带来了性高潮，而她却抱怨说这种感觉“跟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她在《反对阐释》一文中呼吁用“艺术的情欲”来取代沉闷古板的解释学传统；和赫伯特·马尔库塞一样，她也梦想着性解放能够给资产阶级社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虽然她很了解情欲，但她似乎并没有爱的能力，她早年间的一个女朋友告诉莫泽，她在床上就是个“废物”。

在她后来的生活中，桑塔格的每一次心血来潮都能得到谄媚的迎合，于是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仪式性的“剪彩任务”中。莫泽说，她的行为举止就像是一个“立宪君主”，这个角色与她在文学界的地位相去甚远，她有时甚至会抱怨，为什么自己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呢？她有着一种“唯美化的人格”。她想要像嘉宝一样成为一座难以接近的冰山，但是对于饱受她欺凌的员工而言，她更像是琼·克劳馥的形象，手中握着铁丝衣架猛烈鞭打着别人（克劳馥的养女在爆料传记中称前者曾因在自己的衣柜中看到铁丝衣架而大发雷霆）。她在1964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坎普意味着好玩的颠覆，后来却不再如此；相反，她开始沉迷于强烈的坎普姿态，时刻扮演着一个满头长发的狂暴天后。

在莫泽的书中，桑塔格通过在萨拉热窝的战时任务赎了罪。我（指本文作者Peter Conrad）一直都对这趟旅程心存疑虑：名人经常自愿去拯救世界，因为他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神化自己的形象，莫泽笔下的一位目击者还记得桑塔格沾沾自喜地把自己比作圣女贞德。除此之外，在战区上演一场《等待戈多》的独幕剧，或者用酒瓶给助手带一点法国香水用于除臭，这些做法有什么用呢？

然而，莫泽却高度赞扬了桑塔格在这座被战争摧毁的城市中所表现出来的同情心、勇气和谦逊。“如果赞美和虚荣带来了她最坏的一面，”他说，“那么压迫和穷困则激发了她最好的一面。”她对这场战争的贡献弥补了她在艾滋病流行期间闭口不谈的行为：尽管她写了一篇文章，从理论上抽象地阐述了这种疾病的隐喻，但是她不愿与活动者们共同努力，以免“让自己的身体处于危险之中”，莫泽说。

从萨拉热窝归来后的故事十分令人痛心。相信意志至上的桑塔格总是忽视身体无意识的提醒：有一次在河内机场，她的月经突然来了，桑塔格没用卫生巾就飞回了巴黎。莫泽说“她身份的根基”是一部高尚的小说，而癌症的再次复发则将这份高尚完全扼杀了。莫泽再次赞赏了她的勇敢，她选择了接受“极其痛苦难耐的”骨髓移植手术，但是手术失败了。与此同时，莱博维茨用相机记录下了她的痛苦，这组照片充满了情欲和冲击力，后来，莱博维茨用一件福图尼长袍盖住了她饱受折磨、伤痕累累的尸体，桑塔格最终病态地完成了向“艺术客体”的转变。

在该书的结论部分，莫泽总结了“桑塔格象征着什么”，他列举了很多诸如宽容、多样性、女性赋权和反对政治残酷等一类的老一套命题。但是他如此事无巨细地记述桑塔格生活中的道德矛盾，反而破坏了原本的致敬意图。如果传记所能展示的最好一面就是一张桑塔格的照片，“一具衣着光鲜的尸体——仅此而已，”那么她所笃信的意志的精妙游戏就可能存在恶意，潮流的价值也就值得怀疑了。

本文Peter Conrad系澳大利亚的英语文学学者。

（翻译：都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