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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反击:43小组暴力反法西斯对今天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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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反击:43小组暴力反法西斯对今天有何意义?

二战后的几年间,英国的法西斯分子仍在持续针对犹太人。丹尼尔·索纳本德在新书《抗击法西斯》中讲述了43小组反击的故事。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在伦敦东部的达尔斯顿 图片来源:Keystone/Getty Images

在今天,无论是从左右哪派的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及其给英国带来的直接影响都是惊天动地的——正是这一时期,这个国家在困难中团结起来了。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丹尼尔·索纳本德在新书《抗击法西斯》(We Fight Fascists)一书中生动地讲述了被政治史忽略的一个篇章,向我们揭示了它的邪恶一面。

英国本土的法西斯势力在整个战争期间从未完全停止过活动,虽然1940年英国当局根据国防条例18B条逮捕了他们中的不少人,但他们又迅速重建了联络网,恢复了街头运动。没过多久,英国法西斯联盟领袖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再次回归,组建了一个名为“联盟运动”的新政党。东伦敦达尔斯顿地区的里德利路市场当时还是一个大型犹太社区的中心,新政党延续了旧策略,在类似这样的地方举行集会,试图在工人阶级社区中激起人们对犹太人的怨恨。

法西斯主义者相信他们的想法能够在这片沃土上得到实现:英国当时遭受了严重的物资短缺,配给比战争年代更为严苛,同时反犹主义仍然广泛存在。扭曲的新闻报道强化了犹太人都是黑市商人的刻板印象,而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军队与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分子的冲突也加剧了人们对犹太人的偏见,虽然不至于铺天盖地,但当时很多人都在普遍、公开地表达这种偏见,远比今天人们愿意回想起的程度要严峻得多。1947年夏天,两名英国中士在巴勒斯坦被伊尔根(犹太复国主义右翼地下组织)所杀,这一事件触发了英国各地的反犹暴动,打击目标是利物浦、曼彻斯特与格拉斯哥的犹太人住宅和企业。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小群犹太退伍军人决定自己动手,阻止法西斯组织传播消息。这个组织后来被称作“43小组”(这个名字的起源不详,但根据索纳本德的说法,它要么是指组织成立时的在场人数,要么是指选定名字时所在场所的地址),介于社区防卫组织和私人间谍机构之间。

组织成员时刻监视着极右势力的一举一动,通过质问演讲者或向演讲者投掷物品来扰乱他们的集会,最具争议的是,他们还会袭击法西斯分子,有时在街头混战,有时会在夜幕的掩护下有针对性地殴打某些人。该组织成立于1946年,在1950年莫斯利的联合运动解体后不久,43小组也随之解散了。它只存续了几年的时间,却产生了持久性的影响:索纳本德估计有多达2000人参与其中,包括年轻的维达·沙宣——后来的明星理发师。43小组也为战后英国的反法西斯运动树立了榜样,20世纪60年代,极右势力再一次出现,这一次他们打击的首要目标是加勒比、非洲和亚洲社区,奋起反抗的活动者所采取的策略与43小组十分相似——这一传统延续至今。

《抗击法西斯》

通过对退伍军人的采访,以及来自反法西斯主义者和犹太社区档案的资料,索纳本德生动地再现了这个故事。它带有政治惊悚小说的元素,在郊区的街道上,在伦敦西区的夜总会里,在里昂角落餐厅,监视、破坏和诡计在接连发生。作者索纳本德是一位现居伦敦的历史学家,他在描述细节时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每隔几页就会出现差不多的打架场面),但是他提供了充足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告诉读者为什么这些事件很重要,在今天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共鸣。法西斯主义煽动者极具恐吓性,又傲慢自大,他们的观念带有种族灭绝的含义——种族和国家的纯洁性、暴力文化、对权威的绝对服从,这在当时卑微的环境中显得尤为不协调。这样的人就是个笑话,但突然之间,他们又不再是笑话了。

索纳本德在书中提到,战争结束时,英国的犹太人社区中弥漫着一种恐惧和不安的情绪。他们刚刚战胜了希特勒,回到家乡,不光是人们对大屠杀的认知在日益增长,大屠杀背后的仇视情绪也留存了下来,就在他们家门口。(例如,1945年,伦敦西北部汉普斯特德的数百位居民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反对在当地安置犹太难民。)对于有些人而言,43小组反抗法西斯不仅仅是为了自卫,而是为了重新找回失去的尊严。一位退伍老兵说:“即便这项运动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它至少给犹太退伍军人挣回了自豪感,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保卫自己,不会只想着逃跑。”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场斗争与其说是犹太人的身份斗争,不如说是一场更广泛的反种族主义斗争:43小组的报纸曾报道过美国的私刑,南非的种族隔离和世界各地的政治迫害。

1947年,伦敦东部的里德利路,质问者被逮捕 图片来源:作者个人收藏

主流的犹太社区团体尽量与43小组保持距离,或者公开表达对43小组的反对。而与43小组有关联的人则普遍认为他们无法仰仗国家的保护。索纳本德的受访者提到有警察公开支持反犹主义,在逮捕反法西斯者时还要额外拳打脚踢一番,这些人中不乏高级警官。政府官员不愿禁止莫斯利和他的支持者发表言论,因为他们认为反言论自由、反民主观念要比法西斯言论风险更大。理论上说,这个道理听起来永远正确,但如果你是被攻击的人,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

索纳本德用两个教训总结了他的这本书。第一,暴力是一种有效的反法西斯行动,尽管在绝大多数其他情况下,以暴力形式呈现出来的政治都是令人憎恶的。“禁上讲台”(no platform,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一项方针,该禁令规定,所有被正式列入黑名单的危险个人或组织,都不能被赋予登上讲台、发表演讲的权利,历来用于那些被学生会定性为种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个人或团体——译注)这个词如今经常被滥用,但它的本质含义是:那些利用民主来戕害民主的人将不再拥有发言权。索纳本德的第二个教训是,面对威胁时团结一致是至关重要的,43小组的成员包括共产主义者和保守派、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男性、女性,黑帮、商人、劳动者,只要他们能够暂时搁置分歧,追求共同的目标,就能成为小组的一员。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既鼓舞人心,又让人不安,因为它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尚未从我们的政治舞台上消失。

(翻译:都述文)

来源:卫报

原标题:We Fight Fascists by Daniel Sonabend review – sabotage and street scuffles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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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反击:43小组暴力反法西斯对今天有何意义?

二战后的几年间,英国的法西斯分子仍在持续针对犹太人。丹尼尔·索纳本德在新书《抗击法西斯》中讲述了43小组反击的故事。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在伦敦东部的达尔斯顿 图片来源:Keystone/Getty Images

在今天,无论是从左右哪派的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及其给英国带来的直接影响都是惊天动地的——正是这一时期,这个国家在困难中团结起来了。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丹尼尔·索纳本德在新书《抗击法西斯》(We Fight Fascists)一书中生动地讲述了被政治史忽略的一个篇章,向我们揭示了它的邪恶一面。

英国本土的法西斯势力在整个战争期间从未完全停止过活动,虽然1940年英国当局根据国防条例18B条逮捕了他们中的不少人,但他们又迅速重建了联络网,恢复了街头运动。没过多久,英国法西斯联盟领袖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再次回归,组建了一个名为“联盟运动”的新政党。东伦敦达尔斯顿地区的里德利路市场当时还是一个大型犹太社区的中心,新政党延续了旧策略,在类似这样的地方举行集会,试图在工人阶级社区中激起人们对犹太人的怨恨。

法西斯主义者相信他们的想法能够在这片沃土上得到实现:英国当时遭受了严重的物资短缺,配给比战争年代更为严苛,同时反犹主义仍然广泛存在。扭曲的新闻报道强化了犹太人都是黑市商人的刻板印象,而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军队与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分子的冲突也加剧了人们对犹太人的偏见,虽然不至于铺天盖地,但当时很多人都在普遍、公开地表达这种偏见,远比今天人们愿意回想起的程度要严峻得多。1947年夏天,两名英国中士在巴勒斯坦被伊尔根(犹太复国主义右翼地下组织)所杀,这一事件触发了英国各地的反犹暴动,打击目标是利物浦、曼彻斯特与格拉斯哥的犹太人住宅和企业。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小群犹太退伍军人决定自己动手,阻止法西斯组织传播消息。这个组织后来被称作“43小组”(这个名字的起源不详,但根据索纳本德的说法,它要么是指组织成立时的在场人数,要么是指选定名字时所在场所的地址),介于社区防卫组织和私人间谍机构之间。

组织成员时刻监视着极右势力的一举一动,通过质问演讲者或向演讲者投掷物品来扰乱他们的集会,最具争议的是,他们还会袭击法西斯分子,有时在街头混战,有时会在夜幕的掩护下有针对性地殴打某些人。该组织成立于1946年,在1950年莫斯利的联合运动解体后不久,43小组也随之解散了。它只存续了几年的时间,却产生了持久性的影响:索纳本德估计有多达2000人参与其中,包括年轻的维达·沙宣——后来的明星理发师。43小组也为战后英国的反法西斯运动树立了榜样,20世纪60年代,极右势力再一次出现,这一次他们打击的首要目标是加勒比、非洲和亚洲社区,奋起反抗的活动者所采取的策略与43小组十分相似——这一传统延续至今。

《抗击法西斯》

通过对退伍军人的采访,以及来自反法西斯主义者和犹太社区档案的资料,索纳本德生动地再现了这个故事。它带有政治惊悚小说的元素,在郊区的街道上,在伦敦西区的夜总会里,在里昂角落餐厅,监视、破坏和诡计在接连发生。作者索纳本德是一位现居伦敦的历史学家,他在描述细节时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每隔几页就会出现差不多的打架场面),但是他提供了充足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告诉读者为什么这些事件很重要,在今天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共鸣。法西斯主义煽动者极具恐吓性,又傲慢自大,他们的观念带有种族灭绝的含义——种族和国家的纯洁性、暴力文化、对权威的绝对服从,这在当时卑微的环境中显得尤为不协调。这样的人就是个笑话,但突然之间,他们又不再是笑话了。

索纳本德在书中提到,战争结束时,英国的犹太人社区中弥漫着一种恐惧和不安的情绪。他们刚刚战胜了希特勒,回到家乡,不光是人们对大屠杀的认知在日益增长,大屠杀背后的仇视情绪也留存了下来,就在他们家门口。(例如,1945年,伦敦西北部汉普斯特德的数百位居民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反对在当地安置犹太难民。)对于有些人而言,43小组反抗法西斯不仅仅是为了自卫,而是为了重新找回失去的尊严。一位退伍老兵说:“即便这项运动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它至少给犹太退伍军人挣回了自豪感,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保卫自己,不会只想着逃跑。”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场斗争与其说是犹太人的身份斗争,不如说是一场更广泛的反种族主义斗争:43小组的报纸曾报道过美国的私刑,南非的种族隔离和世界各地的政治迫害。

1947年,伦敦东部的里德利路,质问者被逮捕 图片来源:作者个人收藏

主流的犹太社区团体尽量与43小组保持距离,或者公开表达对43小组的反对。而与43小组有关联的人则普遍认为他们无法仰仗国家的保护。索纳本德的受访者提到有警察公开支持反犹主义,在逮捕反法西斯者时还要额外拳打脚踢一番,这些人中不乏高级警官。政府官员不愿禁止莫斯利和他的支持者发表言论,因为他们认为反言论自由、反民主观念要比法西斯言论风险更大。理论上说,这个道理听起来永远正确,但如果你是被攻击的人,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

索纳本德用两个教训总结了他的这本书。第一,暴力是一种有效的反法西斯行动,尽管在绝大多数其他情况下,以暴力形式呈现出来的政治都是令人憎恶的。“禁上讲台”(no platform,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一项方针,该禁令规定,所有被正式列入黑名单的危险个人或组织,都不能被赋予登上讲台、发表演讲的权利,历来用于那些被学生会定性为种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个人或团体——译注)这个词如今经常被滥用,但它的本质含义是:那些利用民主来戕害民主的人将不再拥有发言权。索纳本德的第二个教训是,面对威胁时团结一致是至关重要的,43小组的成员包括共产主义者和保守派、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男性、女性,黑帮、商人、劳动者,只要他们能够暂时搁置分歧,追求共同的目标,就能成为小组的一员。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既鼓舞人心,又让人不安,因为它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尚未从我们的政治舞台上消失。

(翻译:都述文)

来源:卫报

原标题:We Fight Fascists by Daniel Sonabend review – sabotage and street scuffles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