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本冲绳县首里城（Shuri Castle）的火灾和去年巴黎圣母院火灾一样，让全世界为之震惊与哀叹。大火历经11个小时被扑灭，首里城7栋主要建筑已化为灰烬。建于500多年前的首里城是琉球王国的历史象征，曾在二战中被毁，1992年经重建复原了首里城正殿，其它建筑也逐步落成，并在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琉球王室第23代家主尚卫将首里城称作冲绳人的“精神象征”。事实上，这是首里城历史上遭受的第五次大火，除了数度焚毁与数度重建，这位琉球王国古老历史的见证者还曾见证了什么？

从明清时期中日围绕琉球的争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美在该地的博弈，这一位于日本最西南的弧状群岛的历史太过复杂，以至于大江健三郎在第一次去往冲绳之前感慨自己太过无知，“因为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冲绳只是作为概念存在，我无法把握它的实体。”在《冲绳札记》一书中，大江一次次感慨，在冲绳的旅行以及关于冲绳的思考将他逼进“没有退路的死胡同”，在尽头处思考“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日本属于冲绳，”大江在1969年写道。当时的背景是美军二战后占领冲绳，并在岛上修建机尝导弹基地和兵营，冲绳人民从50年代初掀起“回归运动”，困难重重。1971年6月，美日签订《冲绳归还协定》，规定美国放弃对冲绳的施政权。在回归日本47年之后的今天，这里的人民仍在呼吁一个“没有基地的冲绳”——在占日本国土面积约0.6%的冲绳，集中了约7成驻日美军专用设施。

大江健三郎在《冲绳札记》中的“黯淡的内省”，被日本政治右翼批判为“自虐”史观。他在这本自认为“论述了我一生的主题”的书中不断追问：“何谓日本人？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他所说的非那样的日本人，到底又是怎样的呢？机缘巧合，在50年后出版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孙歌的新作《寻找亚洲》里，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个模糊的答案。

冲绳人拒绝本土的日本人，哪怕是大江这样极具反思和批判精神的左翼知识分子，在冲绳也感到了强烈的拒斥。“在国族叙事中被抹去了自身主体性的区域，尤其是在冲绳这样的长时间被日本政府出卖的区域，建立对于日本政府乃至日本社会的信任是非常困难的。”孙歌在书中分析道，但是冲绳人并没有单纯地“认同”他们自身的创伤经验，“在长时期的民主斗争中，冲绳人在作为被害者的意识之中打造了高度的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体现在哪里？孙歌引用日本历史学家新崎盛辉的分析，在文章中写道：

在冲绳人反基地的抗争中，“不做加害者”的自觉一直是他们斗争的动力。正是这种高于自身的政治目标，使得冲绳的民众运动得以在艰苦的分裂和对立中持续，并且在一些重要的环节上进行正确的选择。例如，主张冲绳独立的运动家一直存在，也在推动独立的运动，但是，竞选中以独立为口号的候选人，得到的票数却最少。新崎的解释是，我们有独立的权利，但是也必须要思考是否有权利行使这一权利。

冲绳人的选择，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值得我们关注？孙歌的这篇《民众视角与民众的连带》来自2010年11月下旬在金门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金门和冲绳是中心，而中国大陆和日本只是边缘或背景。在金门和日本冲绳——两个被无情置于“冷战第一线”的地区，两个常年处于战争阴云笼罩之下的地区——生活环境的军事化令居民们紧张不堪，创伤记忆累积，精神病高发，地区认同和国族认同开始错位……而在反对美国在东亚的军事霸权这一意义上，冲绳与韩国社会有更多的相似之处，韩国思想界也的确为这一后冷战的历史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只不过因为地域或历史上的隔阂而没有为东亚所共享。

从冲绳到金门，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在做一个世界公民之前，我们或许可以先学习关于东亚自己的历史与思想。

《民众视角与民众的连带》

节选自《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撰文 |  孙歌

一、从金门到冲绳：被战争塑造的百姓生活

金门在行政区划上归属台湾，但却是一个远离台湾本岛、靠近大陆福建省的离岛。这里是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撤到台湾时一直固守的反共前线，从1949年到1956年实施军事管制，从1956年到1992年，则实施军事化统治，是一个处在战争状态下的岛屿。从这里坐飞机到台北的松山机场需要近一个小时，但是坐船到厦门的五通港却只要半个小时。从金门岛西北部海岸，可以清楚地眺望厦门的高层建筑，晚上会有游客在这里观赏厦门夜景。从1958年开始，大陆对金门实行“隔日炮击”，从实弹到宣传弹，炮击长达二十年；而国民党军队也在这里对厦门和泉州一带进行炮击，所以，据说两岸民众在生活中流行着同样一句最厉害的诅咒：让你被第一发炮弹打中！在这个漫长的战争状态下，金门岛被完全武装为战争环境，百姓的生活也被战争所塑造。岛内主要部分的地下几乎被挖空，几条长达几公里的地下坑道蜿蜒曲折，通向地上的各主要建筑。沿海地区遍布地雷，至今仍没有被完全扫除干净。

随着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和缓，厦门与金门之间实现了“小三通”，现在两岸民众有了更多的交往，金门人也有了到对岸买房就业的机会。但是，“脱冷战”之后的金门仍然没有真正地摆脱军事化的痕迹，这里的民众不得不承担军事化带来的后果，并且刚刚开始寻找表述这段历史的恰当叙述形式。

与金门相比，冲绳的战后历史更为复杂。它在1952年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之时，被作为日本独立的交换条件划归美国管理；而在1972年复归日本之后，冲绳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在所谓的“战后”时期，无论处于美国“民政府”管理下还是作为日本的一个县，冲绳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美军基地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对冲绳人的生存权构成巨大的威胁。2010年是冲绳人反对美军基地建设斗争白热化的一年，为了对抗日、美政府签署的把普天间机场转移到边野古的协定，并进而把美军基地赶出冲绳，冲绳的民众进行了持续性的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活动。刚刚举行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也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基地问题作为了竞选口号。直到今天，这个旷日持久的抗争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冲绳人还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应该说，在反对美国在东亚的军事霸权这一意义上，冲绳与韩国社会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在会议上做基调讲演的前冲绳大学校长、著名的反基地运动和市民运动活动家新崎盛辉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在1995年以美军士兵强暴冲绳少女事件为契机，冲绳民众掀起大规模抗议行动；当时，他们曾经希望可以跟韩国的反基地运动人士建立连带关系，但是却苦于不了解情况，害怕给韩国朋友添麻烦，不敢贸然行动；而就在他们踌躇之际，韩国的反基地运动活动家出现在冲绳，主动要求与冲绳民主运动的活动家进行交流。于是，从那时开始，冲绳人始终把韩国的民主运动视为自己的参照系。

然而，在反对美军基地的层面与韩国社会建立了连带关系的冲绳社会，却在另外的一个层面上与韩国社会之间存在着差异，这就是它的认同困境。尽管在韩国社会也存在着因为分断体制所带来的不完整性和因此而产生的相关问题，但是韩国并不存在类似于冲绳那样复杂纠结的认同问题。冲绳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日美关系乃至东亚国际关系中，由于冲绳被视为日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冲绳人本身的欲求和利益一直被忽略，他们的意愿以及与日本本土之间的曲折关系从未得到尊重，而这种不被尊重的状况又被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叙事所遮蔽，从而在东亚视野里没有为冲绳人留下自我表达的空间。投身于反基地斗争的冲绳人越来越明确地把自己称为“琉球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推动“独立运动”。正因为如此，在反美斗争的某些阶段中处于孤立状态的冲绳人，在被周围的社会视为“日本人”的时候，不得不孤独地承担着作为受害者的代价和作为加害者的责任。

只是在金门这个同样被忽略、被遮蔽的空间里，我才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了一个被强行划归到现代行政框架中去的地域所承受的苦难。尤其是当这个地区不得不接受战争带来的后果时，这种难以言说的苦难往往很难被周边的社会所理解。在金门从事精神病患康复工作的洪德舜在会议上报告了金门精神病患的情况。他说，在1949年以后，金门进驻了十万国民党军队，而金门的户籍人口还不到10万。这个庞大的军队以及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军事管制给岛上居民带来的创伤自不待言，因此金门出现了大量的精神病患者，其中以妇女居多。由于金门没有有效的医疗设施，当地居民往往求助于传统巫术和风俗，造成的后患十分严重。在台湾岛内热衷于统独之争时，金门的民众却需要面对长时间的紧张所带来的负面后果。金门高粱酒，这一原本由军队为了解决给养而创造的军事产业的产品，却成为慰藉金门人战争创伤的有效工具。随着“去军事化”的展开，金门人似乎已经摆脱了昔日的阴影，但是，刻骨铭心的战争记忆却不是可以忘怀的。在国共军队之间1949年发生过惨烈战斗的古宁头镇，至今仍然保存着弹痕累累的断壁残垣，当地百姓尽量闭口不提当年的残酷景象，很多目睹了惨剧且被逼掩埋尸体乃至活埋伤员的村民一直保持沉默。但是，在台湾以统独对立为基轴的叙事中，金门人的创伤记忆却无法找到准确的位置。

冲绳民众也在经历着类似的状况。江户时期琉球被萨摩藩的岛津家族侵略并武力控制，建立了与清朝和江户的双重朝贡关系；而到1879年明治政府把琉球正式吞并改制为冲绳县，史称“琉球处分”。二战末期美军对日本发动了本土攻势，攻占了冲绳，并且立刻开始规划建立美军基地。1952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同时签订日美安保条约；当日本的施政权因此从美国占领的状态下解脱出来的时候，冲绳却被从日本分割出去，被在冲绳建立的美国民政府管理，成为美军控制东亚乃至亚洲的最大基地。直到1972年，冲绳的施政权才回归了日本，本土日本人与冲绳人才能自由地往来。但是这种回归，并没有在实质上给冲绳民众带来自由和自主，反倒使得日本政府得以把本土的美军基地向冲绳集中。因此，冲绳人把1952年和1972年称为继第一次琉球处分之后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琉球处分。1990年代中期，日美政府签订了安保条约的附属条款，其中包括把普天间军用机场转移到边野古海域的决定，这引起了边野古和整个冲绳县民众的激烈反抗。大规模的反美军基地运动持续了十几年之久，并导致民主党上台后的第一次内阁辞职。今天，冲绳的反抗美军基地运动仍然没有停歇，在普天间机场移设的条约没有废除的情况下，冲绳人必须坚持持久的对抗运动。

二、冲绳的挣扎：从被害者意识中打造高度的责任意识

在冷战的结构中，金门、冲绳、韩国处于或者曾经处于前沿位置。不同的历史脉络使得这一“前沿”定位具有了不同的意涵，但是它们同处于冷战结构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一侧，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美国的影响乃至控制。在此意义上，在金门讨论冷战主题，似乎是一个很恰当的选择。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借助于这几个地区相同的定位和不同的历史脉络，我得以找到一些线索，深化了在单一区域里很难察觉的那些问题。

我一直试图了解，为什么冲绳人会如此强烈地对本土日本人怀有抵触之情。甚至连充满了自我批判精神的本土左翼知识分子，也不能轻易获得冲绳人的认同。在金门，我开始理解了这一点。在国族叙事中被抹去了自身主体性的区域，尤其是在冲绳这样的长时间被日本政府出卖的区域，建立对于日本政府乃至日本社会的信任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与金门有所不同的是，冲绳人并没有单纯地“认同”他们自身的创伤经验。在长时期的民主斗争中，冲绳人在作为被害者的意识之中打造了高度的责任意识。新崎盛辉先生在他的报告中提到，1960年代中期的反越战运动中，冲绳基地的工人进行了罢工，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们罢工二十四小时，就会拉住美军的后腿，给越南游击队争取二十四小时的主动权。因此，冲绳人在越战当中提出了与越南民众连带的口号。在1995年，因美军士兵的性犯罪而引发的冲绳全县规模的反基地示威运动中，冲绳人也产生了与同样面对美军基地问题的韩国民众连带的愿望。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似乎在冲绳民众与日本本土的民众之间，却一直未能产生大规模的真实连带，而本土进步知识分子的连带行动，除了少数人的声援活动之外，还基本上囿于对冲绳人表达谢罪之情或者同情之感。如果不考虑局部的连带关系（这种发生在本土日本人和冲绳人之间的连带主要还是少数知识分子内部的事情），从整体结构上看，冲绳社会与日本社会之间仍然不能消除明显的错位关系。似乎很难用“中心”和“周边”这种同一平面的概念去认识这种错位，由于冷战的特殊历史和美国军事力量进入东亚的特定条件，应该说冲绳社会是以不同于本土日本社会的方式组织和运作的，而冲绳的民主运动也是以不同于本土的课题意识不断被推动的。简言之，冲绳不具有本土社会的那种“国家意识”，也不具有本土进步派那种“反国家意识”。这两种意识在冲绳的现实斗争中，都被冷战状态下的紧迫课题打造为不同的政治诉求。就前者而言，冲绳人虽然有明确的“琉球认同”，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推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琉球独立运动”；同时，在各种具体事件中，冲绳的社会运动家们并没有把“反对日本国家”作为一个前提，他们有着更为细致的斗争目标。

新崎先生谈到，在冲绳人反基地的抗争中，“不做加害者”的自觉一直是他们斗争的动力。正是这种高于自身的政治目标，使得冲绳的民众运动得以在艰苦的分裂和对立中持续，并且在一些重要的环节上进行正确的选择。例如，主张冲绳独立的运动家一直存在，也在推动独立的运动，但是，竞选中以独立为口号的候选人，得到的票数却最少。新崎的解释是，我们有独立的权利，但是也必须要思考是否有权利行使这一权利。因为南斯拉夫已经提供了一个教训，就是如果独立运动不考虑地区和平的要素，它往往会造成破坏和平的巨大代价。又如，在钓鱼岛问题上，新崎指出，中日政府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务实的对话态度，不应该在争执主权问题上僵持，同时，也应该尊重生活在钓鱼岛海域的冲绳人的态度。

2010年的下半年，东亚经历了多事之秋。中日之间从政府到社会，围绕钓鱼岛问题发生了对抗，而且这个对抗关系也波及到了离钓鱼岛最近的冲绳和台湾，牵引出更复杂的归属争议。南北韩也由于延平岛的炮击事件而一时陷入紧张状态。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东亚地区的紧张气氛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即使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努力之下，目前紧张状态得到了某种缓和，但是地区和平仍然受到威胁。

在金门召开的这个以冷战历史文化为主题的会议，正是以这样的地区局势为背景的。出席会议的各个批判刊物的主要成员，带来了不同区域的不同讯息，并且共同推动和深化了一个急切的话题：如何找到有效的连带途径，推动地区内民众运动的相互连接？

在这次金门会议上，来自韩国的代表性知识分子白乐晴先生与白永瑞先生，为全体参加者提供了一些思考东亚问题的新视角。这就是“分断体制论”和“复合国家论”。关于他们的具体思考，我当另行撰文论述，在此姑且从略，我仅仅希望强调的是，借助于金门会议，韩国思想界对于东亚论述的贡献得到了明确的彰显。事实上，近年来有效推进东亚原理性思考的，正是韩国的思想家们。他们已经为东亚各个区域的原理生产提供了有效的参照系。

无论是白乐晴的“分断体制论”、“复合国家论”还是白永瑞的“双重周边视角”和“东亚论”，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特征，这就是从实际的现实状况出发进行原理性的探索。所谓现实状况，在韩国思想家的思考中并不是既成事实，而是那些需要推动的可能性要素。因此，他们对于国民国家的存在方式、对于南北韩紧张关系的思考，提供了新鲜的富有弹性的理论设想。对于置身于朝鲜半岛之外的人们来说，理解在二十世纪一直处于外来势力霸权关系之下的朝鲜半岛历史，尤其是五十年代之后处于分断状态下的政治格局，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事实上，在讨论东亚的时候，不仅大陆中国人，就连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有时候也会忘记朝鲜半岛的主体性，而把它仅仅看作冷战在东亚的前沿阵地。因此，当白乐晴把韩半岛分断的历史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形成的历史进行论述的时候，分断就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消极过程，它变成了一个主体性的参与。于是，分断作为一种南北韩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共谋性体制，它的相互依存关系将导致自身的不断再生产。白乐晴敏锐地觉察到分断体制的特殊性格：它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直接后果，而更是对于冷战结构的牵制与利用；它也不仅仅是对于近代民族国家形态的颠覆，它可能造成一种新的复合国家模式。

白永瑞在他的著作和发言中，不断强调一个基本观念，即韩半岛的“去中心化”过程将与它建立韩人的世界性网络、建立联动的东亚的过程同步进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命题。它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感觉方式：以一种姑且命名为“开放式的集结点”这一感觉取代既有的“中心”或者“反中心”的感觉方式。在这个维度上，白永瑞强调韩半岛不仅在冷战意义上对国际资本的世界体系构成了直接的影响，而且在更积极的意义上有可能主体性地参与到东亚和国际事务中去。

韩国思想界积累的这些思想资源，如何才能真正走出韩国，为东亚知识界所共享？这次金门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冲绳、韩国等地的思想资源在同一层面上发生碰撞，让某些原理性思考有可能相互印证和相互补充，这使得那些在单一语境中难以理解的论述得到立体的展现，并激发出更多的理解和想象。

三、“水平轴”上的生活秩序：当“爱国心”与同生共死缠结

冲绳的老一辈思想家冈本惠德，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思想文本。其中已经被介绍到中文世界的论文是《水平轴思想——关于冲绳的“共同体意识”》，应该说这是一篇与白乐晴和白永瑞的思考遥相呼应的重要文献。在这篇论文中，冈本试图处理冲绳的共同体认同这一棘手问题。他拒绝进入既定的“冲绳人的自卑感来自日本本土的歧视”的认知模式，设定了“水平轴”这样一个讨论维度，以日常生活为基点探讨人际关系和秩序感觉的形成方式。所谓“水平轴”，是指民众作为个体建立对共同体的归属意识时，是以与自己和周边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受到阻碍为标准的。换言之，共同体成员要根据与特定对象之间的位置和距离的差异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因而，不存在抽象的、一成不变的判断。冈本认为，个体判断是非的标准，完全受制于该个体所关切的对象和场域与自己关系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冈本称之为“秩序感觉”。不言而喻，这种秩序感觉不但必须是具体的，而且必然由于对象和场域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冈本把这种变动不居的秩序感觉称为“共同体的生理”。冈本关切的问题是，冲绳社会的共同体意识，不是作为意识形态观念，而是作为活生生的民众生活感觉，它真实的状态在于以复合的形式平衡了无数个体的这种秩序感。显然，这个问题的指向性是不同于那种自上而下地统合民众认同的思维方式的。

冈本以战争时期的集团自决事件和1972年回归日本的运动为例，分析其中真实的“共同体生理基础”，提炼出了冲绳共同体意识中的另外一个面向：在这种集体自决的悲惨事件的底层，却存在着“同生共死”的集体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相对于所谓“近代”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是更为冲绳人所接受并且制约着冲绳人情感世界的。冈本指出，共同体意识被明治时期开始的皇民化教育所利用，充当了冲绳人“成为日本人”以及对抗“异质性的占领者”（即美军）的驱动力；但是如果从民众这一视角来看，这种状态却显示了另外的逻辑：民众需要以“秩序感觉”作为行为规范，而天皇制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内在于共同体意愿的机能，把它打造成了“爱国心”。因此，以天皇制为顶点的日本共同体意识形态，在冲绳并不是第一义的“秩序感觉”，它只不过是战争状态下面对生死存亡危机时表现出的特定意识形态而已。换言之，当冲绳民众拥有的那种“同生共死”的秩序感觉在特定历史阶段被天皇制的政治权力进行深度控制的时候，从外表上看，这种秩序感觉是以认同日本天皇制的方式显现的，但是，只有在进行谨慎的甄别之后才可能发现，这种看似效忠日本的“爱国心”，却仅仅是同生共死这一秩序感觉在特定时期的表达方式。

冈本显然在摸索冲绳人的共同体意识深处的新的社会可能性，在他看来，某些朴素、健康的“集体无意识”，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为“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如果有了适当的通道，这些社会能量或许可以激发出更有主体性的责任感与连带感。他抓住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构成民众共同体意识的，并不仅仅是官方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操控结果，而是“水平轴”上源自生活实感的生活秩序。仅仅揭示这种秩序“被权力塑造”的面向不能抓住问题的核心，因为诸如“被塑造”、“被操控”这样的论述，尽管在揭示权力的支配关系方面有它的批判功能，但是，却无助于理解民众在生活状态中的主体能动性；事实上，民众的共同体意识，既包含了被皇民化意识形态所利用的基础，也包含了民众之间同生共死的连带感，它们同样植根于生活经验这一“水平轴”上，甚至是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的。很难用单一的价值去肯定或者否定民众的共同体意识，因为它几乎是生理本能式（冈本称之为“共同体生理”）的连带感，既可以成为极权体制利用的能量，也可以成为反极权的能量。问题是如何找到民众认可的形式，使得这种“生理本能”转变为民众的主体意识。

简化的自由主义者把民众视为启蒙的对象，简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民众视为革命的动力。这样的民众观看似对立，却共有一个置身于民众之上的“外部视角”。但是冈本提供的这个“水平轴”视角，不但具有内在于民众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它有效地揭示了民众这一复杂多样群体的动态性格。在冲绳反基地斗争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冈本揭示了完全不同的图景：无论是战争末期的集体性自杀，还是战后复归日本的社会运动，其中都包含了冲绳民众自己的生活逻辑，是他们在不得已状态下的不得已选择。因此，仅仅把他们视为受害者，仅仅批判迫使他们集体自杀的日军分子，或者仅仅指出回归日本的运动反倒被日本政府所利用，都仅仅揭示了冲绳民众受害经验的外在因素（当然，这样的揭示工作是重要的，而且还需要持续），还有一些更为深刻的要素需要谨慎地对待，这些要素就是他们进行不得已选择时的标准。冲绳知识分子拒绝把民众和冲绳的反基地运动理想化，原因就在于，民众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标准，来自他们“水平轴”上的生活感觉，而并不是意识形态的理由。民众的生存状态所决定的抵抗形式，是更为混沌和多重的，知识精英的理念化分析，却有可能使其因简化而偏离生活乃至偏离历史。

……

在讨论跨国家连带的民众课题时，恐怕最为棘手的就是这种“微妙的张力和平衡”了。因为这意味着，白乐晴的“第三世界”机能论视角和冈本惠德的“水平轴秩序感觉”之间要建立真正的接触点，使民众的跨境连带意识和自身的共同体秩序感觉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否则，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的民众的“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设想和民众以生活场域为本位的同生共死的共同体感觉有可能仅仅停留在修辞层面，在资本全球化和国家的共谋关系中，它们将被打造成对立的生活形态，而不是具有张力关系的有机组合。应该说，冈本惠德、白乐晴和白永瑞的思想工作，正是直面这个困难的课题，并为了推进它而打造有效的认识论工具。例如，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指出：民众的“民族感情”并不能仅仅作为民族主义简单否定，白乐晴甚至强调说今天仍然需要民族主义；冈本惠德试图从被否定了的“爱国心”中拯救冲绳民众的连带意识，也同样是为了寻找建立开放性认同的可能性；而白永瑞所设想的“韩半岛去中心化”与“建立韩人网络”的悖论性课题，更是试图直接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民众的共同体认同具有排他性，那么，如何才能在民众的层面建立跨境连带？

四、知识分子遇挫：民众的连带是现实课题而非抽象概念

跨越国家框架的民众连带是什么样的社会过程？它的真实状态与知识分子的论述和推动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在知识分子的论述中，民众通常并非是主体性的社会存在，而仅仅是一个论述范畴；即使作为论述、分析乃至依靠的对象，民众也通常被化约为一个单数的群体，且仅仅被转化为某种可以明确定义的社会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关于民众连带可能性的讨论，往往容易忽略民众作为社会集团在政治取向上的不确定性和民众政治选择的主体意志，而不自觉地代之以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这一基本的理论困境在今天已经暴露，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状况的估计往往与现实的走向相左，而且，在评价现实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关于民众的状况评估或者基本上被省略，或者被高度抽象化。这是因为，知识精英的民众想象，更倾向于赋予其道德正当性，而并非处理民众“共同体生理”具有非凡能量的特质。因为这种共同体生理并不一定具有政治正确性，因而往往被视为保守落后的力量，而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往往会在这种“共同体生理”面前遭遇挫折。在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的时候，最容易的操作方式就是使“民众”抽象成一个范畴，成为知识精英价值判断的载体。

但是，在今天的东亚论述中，民众的连带成为一个现实课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范畴。如果不把这个课题局限于知识分子的观念论世界，那么，它是否意味着要在“水平轴”的视角上重新调整知识分子的思路与问题意识？我想，这正是金门会议碰撞出的基本问题。

在金门汇聚了来自东亚各个地区的知识分子，构成了难得的多元化论述，由于置身于金门这个几乎未被东亚了解的陌生空间，很多思维定式被打破，这也迫使我开始思考“民众”对于批判知识分子的真正含义。

如果没有冷战结构中的国共对峙，金门不会成为白永瑞所说的“核心现场”；但是，对于金门的普通百姓而言，这个对峙却是第二义的，第一义的是他们的生活本身。当金门的大小坑道被装扮成了旅游景点的时候，当渔民们把当年的反降落桩改造成了牡蛎采收桩的时候，当金门的商家把当年的宣传炮弹壳改制成刀具的时候，这一切并不意味着金门人忘记了过去的残酷历史，但是，金门人确实在以自己的方式吸纳和承担着这段历史。当我在金门岛中心的后浦繁华街区看到一家名为“老金门怀旧馆”的饮食店招牌时，我感受到了“民众秩序感觉”的含义。这家小店的招牌上画着很大的毛泽东头像，旁边是“毛泽东奶茶”的广告，下书一行小字：“时代要变，奶茶要变，命运才会改变”。这行字的下方更有一个具体的建议：“来到这儿，请将统独、蓝绿放两旁，轻轻享用两岸共治的和平氛围……”。

如果我们把视野置于民众生活的“水平轴”上，那么可以观察到一个饶有兴味的基本事实：越是处于社会的下层，意识形态的冲突对立就越是减弱，而越是转向社会上层，意识形态的对立就越变得重要和明显。当上层的意识形态要素伴随着权力渗透到民众生活层面的时候，民众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意识形态的消费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众无条件接受所有来自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标准。除了战争时期别无选择的极限状态之外，民众的选择标准虽然受制于大众传媒和各种宣传手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完全“被动地消费”这些被权力操纵的意识形态。而民众的各种需求（尽管这些需求往往相互矛盾）如何打造自身的外在形状，又通过何种管道抵达社会的上层建筑，这是批判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课题。

冈本惠德《水平轴思想》的重要性，就在于他试图正视这个困难的课题。这个文本具有的混沌性格，由于它对于民众共同体意识的慎重省察态度获得了深厚的历史性。这是这个冲绳的文本有能力遥相呼应白乐晴等韩国知识分子思想论述的原因所在。白乐晴等人大声疾呼的以民众的视野超克分断体制的提议，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方案，它意味着从认识论上对批判知识分子的论述进行根本性的调整，从而真实地思考，在国家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地渗透到民年间层面的今天，民众之间的越境连带如何才是真实的和可能的？

我希望，这将成为东北亚知识分子共有的课题意识，只有到了那时，东亚论述才是真实的。

书摘部分节选自《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经出版社授权发布，限于篇幅，较原文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