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斯纳·梅因（Vesna Main）出生于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Zagreb），现居伦敦和法国普瓦图-夏朗德（Poitou-Charentes）两地。她著有短篇小说集《诱惑：用户指南》（Temptation: A User’s Guide）和两部长篇小说——《不穿衣服的女人》（A Woman with No Clothes On）、《您好？》（Good Day？），后者由Salt出版并入围了今年的金史密斯文学奖。
梅因说，这部小说的创意来源于“从一个广播节目中听到的，因一位丈夫多年嫖娼，他的妻子所遭受到的创伤”。这个灵感成为了她这部作品中两个人物（一位作家和她的读者）所讨论的中心话题。这是一部“小说中还有小说”的、全部由对话组成的作品。
《新政治家》：我们为什么需要金史密斯文学奖？
梅因：对我来说，法国画家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的格言——绘画应该“属于我们的时代”——同样适用于文学。然而，英国的主流出版业，以及与此相关的整个代理商、评论家和书商产业，都偏爱传统小说——那些几乎“不属于我们的时代”的作品。
金史密斯文学奖以“创新精神”为重点，在展示小说的活力和多样性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记得，在爱尔兰小说家埃米尔·麦克布赖德（Eimear McBride）六年前获奖时我就想，这对于英国的当代文学发展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它代表着对不同类型写作的认可，从而将“什么是小说”的边界推向了丰富而激动人心的方向。
此外，从今年的入围名单可以看出，评委并不排斥选择独立出版的作家。这类作家经常承担着风险，因为他们很难获得媒体评论，甚至很难将其作品在书店上架，该奖项在支持这类作家方面也意义重大。
《新政治家》：金史密斯文学奖的设立，旨在奖励那些“打破传统模式或扩展小说形式可能性”的小说。“创新”的方式能够为读者（和作家）带来哪些传统小说可能无法带来的？
梅因：对我而言，文学是艺术，而不是商品。作为艺术，重要的是要扩展读者的视野，探索边界，并提出问题。作为一名作家和一名读者，我喜欢对读者有更高要求的文本，它会使我认真阅读，并且没有低估我的才智。
我这样认为：当读者读完一本书时，他们与开始阅读时已不再是同一个人。对于作家来说也应当如此。
《新政治家》：《您好？》仅由对话组成。你的哪些（写作）自由，是典型（传统）的叙述方式所无法提供的？
梅因：与其说是因为“自由”选择了这种叙述方式，不如说是为了服务主题。对话允许对多个主题进行不同层面的辩证讨论，例如卖淫、女权主义、写作和私人生活、写作和性别、文学与社会等等。
《新政治家》：你是否曾考虑过以更传统的形式去写这部小说？
梅因：我的确写了两个非常传统的版本，写了两部完整的小说，其中一部是第一人称视角，另一部是第三人称视角。我对两部都不满意。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不能使我产生共鸣。它属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属于那个启蒙的时代。我们现在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了，而作为读者和作者，我们不能假装现代主义没有发生。
但我当时就注意到，过分强调形式，或玩味叙事，会影响探讨那些我认为是严肃的社会问题。我一度不知道该如何调和两者：政治（主题内容）和形式。
一天早晨，我正在例行游泳，偶然想到可以围绕主文本构建一个框架结构，在这个框架内，一名作家和一位读者讨论她正在撰写的小说，《您好？》就这样诞生了。当时我的女儿病重在医院里，于是我在医院病床旁的笔记本电脑上写完了它的大部分内容。由于我已经有了故事内容，并储存了足够的人物角色，因此这几乎是个机械化的过程。我只是简单地把那个“读者”和那个“作家”告诉我的话打在电脑上。最终，我删去了传统版本中的很多角色和情节，完稿比原始文本短得多。
《新政治家》：你塑造的角色尝试解决一个问题，即一本小说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基于现实生活，这通常会对小说所依据的真实人物构成（一定）伤害。你在自己的写作中也会考虑这件事吗？
梅因：我认为这始终是一个问题，而我并不只是想到了像法国安妮·艾尔诺克斯（Annie Ernaux）或挪威卡尔·奥夫·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aard）那样毫无掩饰的作家。作家就像所有的其他人一样，也有家人和朋友，而我们笔下的故事，即使不会被立即辨识出来，也仍然来自我们的生活和思想。
我想起了英国作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小说中的两位作家角色，他们即将发生性关系。在他们开始之前，双方都希望从对方那里得到承诺：不要在作品中写下发生的任何事情。他们都欣然同意了，但都没有遵守诺言。
你不希望伤害自己最亲近的人，但作为作家，有时会优先考虑故事。就像在《您好？》里的那位作家，当丈夫抗议她在作品中使用了他刚说出的一句话时，她说：“没人会知道。你太敏感了。”相比起她可能使他感到尴尬，她的小说对她来说更重要。我能够理解那种状态。
《新政治家》：小说提出了关于女权主义和性工作（者）该如何共存于这个社会的问题。作家、读者和性工作者能如何更好地推动这一讨论？
梅因：未曾敢想我的小说会引发讨论，但也许某些读者会质疑书中的观点。一位男性评论者读过小说后在博客中写道，他开始注意自己说话的方式，并想知道他是否也像小说中的那位“读者”一样，在以“某种不适当的、父权式的方式”做出回应。我感到很满意。
当读到坦尼娅（Tanya）和安娜（Anna）之间的互动时，另一些读者可能会质疑他们的阶级偏见，因为坦尼娅感到自己被怜悯了。那部分文字是在讽刺中产阶级的女权主义者，她们可能与坦尼娅无关，但与此同时，这个故事也将另一群体的受害者纳入了讨论——中产阶级女性。
《新政治家》：告诉我们在撰写本书时，曾给你带来重要影响的一件艺术作品、文学或音乐。
梅因：艺术和文学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但我无法单单挑出一件作品。我是马奈的忠实仰慕者，这部小说中也提到了他的作品。巴赫的大提琴音乐能将我带往另一个世界，而我将这种激情献给了小说中的“作家”，她又将它献给了“安娜”。至于文学，也许在不知不觉中，我潜移默化地受到了罗伯特·皮格特（Robert Pinget）作品《诉讼程序》（L’Inquisitoire）的影响，那是一部精彩的对话小说。
《新政治家》：对于读者理解本书内容而言，《您好？》是以小说、而不是以广播或舞台剧等任何其他形式存在，这一点有多重要？
梅因：这部小说的叙事风格使其适合两种声音之间的阅读，但对话和剧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我认为广播剧的形式会使听众更加注意到书中“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如何直接影响他们的婚姻。但是，在这部小说中，读者可以停下来思考正在发生的事情，向前和向后翻阅。而小说中的那部小说，则可以被视作是一部电影或舞台剧！
《新政治家》：你自己也在小说中出现了——“V·梅因”，一个“无名作家”。为什么？
梅因：那是我的一个小玩笑，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回应：由独立出版商（例如出色的Salt）出版的文本，很少在博客圈以外引起评论。从更严肃的一个层面说，我一直喜欢将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界线模糊化，例如在那些迷人的中世纪绘画中，画家将自己的眼睛画在画上，或是当希区柯克标志性的形象穿过镜头时；他既是他本人、一名电影导演，又是一个凡人和一个虚构人物。
你提到的文本后面跟着的一句是“某个外国妇女”，这是另一个玩笑，或许也是对当前政治形势的一个回应。我在英国生活了40多年，而最近，我第一次被不屑一顾地称为“一个移民”。起初这使我感到受伤，但后来我意识到，这就是我，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外国”和“移民”，并自豪地使用这些词语。我之前《诱惑》一书的一些评论者称我为克罗地亚作家，这使我感到困惑。我是出生于克罗地亚，但从未出版或发表过有关克罗地亚的任何文字，并且我只用英语写作。我也曾经住在非洲，而目前我在法国度过一年中的一些时间，但对其从未有过民族认同感。
《新政治家》：有哪些过去已经出版的英国或爱尔兰小说值得金史密斯文学奖重新关注？为什么？
梅因：同样，很难单单挑出某一个文本。我在以下三部之间难以抉择：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的《送奶工》（Milkman）——我曾在它未完稿前有幸读到过其中的一部分，和我一直以来最喜欢的两部作品——WG·塞伯德（WG Sebald）的《奥斯特里兹》和加布里埃尔·乔西波维奇（Gabriel Josipovici）那本美妙的《摩尔公园》（Moo Pak）。我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它们。如果有来世，这些会是我想带上的书，所以请把它们放到我的棺材里。
本文作者Ellen Peirson-Hagger是《新政治家》的文化频道助理。
（翻译：西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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