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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需要公共性吗?从余秀华和工人诗歌谈起

姜涛认为,提倡文学的公共性并不是鼓吹公共题材的优先性,而是创造出一种联动的思想氛围,使得作者与读者可以破除各自原有的认识格局,从而“体认他人的处境、洞悉现实的责权”,最终翻转“文艺孤独的美学内面”。

纪录片《我的诗篇》剧照 图片来源:豆瓣

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有公共性的文学是好文学吗?文学需要公共性吗?或者说,文学需要现实感吗?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姜涛的《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一书日前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收录了他十年来发表的一系列讨论诗歌的文章,其中也涉及到了诗歌乃至文学的公共性的问题,一些讨论可以视为对“文学需要公共性吗”这个问题的回应。

在《浪漫主义、波西米亚诗教兼及文学嫩仔和大叔们》一文中,姜涛提到了诗歌行业化的现象:一些资深的写作者将写作视为严肃的、需要磨练的手艺,遵守行业自律,内心存有伟大诗歌传统的谱系。作者认为,为诗歌写作树立行规、建设门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革命性,但在外在的环境改变之时,行业也可能转向内向化、保守化,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诗人固然可以勤勉地、严肃地写诗,然而这些诗歌是否真正有价值,或者说是否与现实相关,却是存疑的——维护行规似乎与诗人的形象相悖,诗歌效忠的也只有行规而已。

“诗人一贯怨怒,强调脱颖而出的权力,结果他和他的行业,也不过在参与、默认这一格局。……最终,严肃诗人效忠可能只是他的行规,效忠于自己在纸上建筑的形象,被掩饰的则是一种无边的犬儒主义。这似乎又是当下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它傲慢又倦怠。”作者提醒道,“如果将诗歌不仅理解为一种自视高明、自我标榜的艺术,而且也看做是一种能参与当下思想生活、价值生活的实践……当某种行规之内的创造性接近饱和,诗人与语言之间曾经刻骨铭心的欢娱,也就到了尽头。”他建议遵守行规的诗人从正确的诗歌知识、规则和谱系中解放出来,在本行的手艺、知识之外,尝试其他领域的经验,最终能够“以自身的开阔、芜杂,对抗行业的封闭、感伤”。

在诗歌的行业经验与伟大谱系之外,诗人也应当吸收更多领域的经验与见识,这一观点在姜涛另一篇文章《从周作人的<小河>看早期新诗的政治性》中也有体现。他认为,周作人的诗歌《小河》没有将诗歌当成是从其他领域或生活中独立出来的作品,它的驳杂与自由引人注意。由此他也揭示出了新诗史存在的问题:中国新诗的基本装置是“一个内面化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紧张性的关系”,而这种装置对于处理外部历史经验有着天然不足。在90年代的诗歌中,这体现为许多诗人都受限于一个“去政治化的内面化、美学化的自我”,对历史的不同处理只成了风格的区别,“我觉得当代诗人大多非常敏感、头脑也够用,但对历史缺乏独特的洞见,或者说对历史、社会的认识和一般人没多少区别,受制于所处时代心智的限制之中,如果这个限制不打破,诗歌的见识也就比较浅。”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的思考贯穿于这本诗歌之书,在《混搭现场与当代诗的文化公共性》一文中,对公共性的呼吁变得尤为明确。作者认为,以引起广泛争议的工人诗歌来说,它们不仅仅是记录工人生活的资料,或者是供其他群体想象工人生活的消费品,工人诗歌内有的丰富性以及对语言的探索,也许有可能打破知识分子与工人的二元结构,将使人们对“他人的眼光”转化为一种“切身切己的普遍体悟”。作者对文学公共性的意义的阐释尤其值得注意——提倡文学的公共性并不是鼓吹公共题材的优先性,而是创造出一种联动的思想氛围,使得作者与读者可以破除各自原有的认识格局,从而“体认他人的处境、洞悉现实的责权”,最终翻转“文艺孤独的美学内面”。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此书中选摘了这篇讨论余秀华与工人诗歌的文章,以期与读者共飨。

《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
姜涛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1月

“混搭”现场与当代诗的文化公共性

据说,诗歌与生活之间存在“古老的敌意”,现代诗一向边缘的处境,也反复印证了这一点。久而久之,分化的社会结构也内化为稳定的认识装置,诗的作者和读者倾向于认为诗意的世界,原本就是社会网格之外的一块飞地,同时也自动豁免了现实关系中的责与权。这一总体性结构,已隐隐然不可动摇,即便试图挣脱的努力、试图在诗歌写作与阅读中重建某种公共性的努力,也一直持续不断。这也涉及到如何看待近年来一个特别现象:诗歌与社会性议题的相互卷入。

2015年,先是女诗人余秀华意外走红并引发热议,后有一场名为“我的诗篇”的工人诗会在线下与线上同步,同名纪录片随后斩获上海电影节“金爵奖”。一时间,底层与苦难、疾病与自杀、工人或农民工,似乎成了谈论当下诗歌离不开的关键词。当然,对类似话题的关注并不始于2015年,有关“草根写作”、“底层文学”、“打工诗歌”的讨论,早些年已开始流行,但在这一波热潮中,我们能感受到更复杂因素的作用:既有身体和影像的抒情展示,又有媒体不出意外的推波助澜,既有工人自己的发声,更有作品的编纂、专家的研讨、学术争鸣,以及更为高端的国际化观看。一位当事人这样感慨:当“工人诗会”的主创者在茫茫人海中将十几位身份相近的诗人淘到一起时,“我便知道,知识分子诗人和工人诗人的混搭时代来临了”,而这一“烟熏火燎的、机器味浓重的”、看着有些芜杂的现场,可能使“某些当下的腐儒倍感吞咽困难”。(魏国松《炸裂之后,碎了谁的一地贞操》)这位工人诗人说的没错,2015年的诗歌现场,确实具有“混搭”的风格,“吞咽困难”也说明任何单一的文学、文化逻辑都不足以消化。社会关怀与悲情消费、非政治的诗意与泛政治的学术、真的问题与伪的姿态,“混搭”折射了当代文化的暧昧困境,其实也向当代文化思考提出了挑战,关键在于能否撕掉那些人为的标签,重构方法和视野,将芜杂的现场重新征用,将其转化为一个可能性的空间。

这件事说说容易,怎样落实并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观察的倒是,包括专家意见在内的公众反应,更多还是依据既有的社会惯性、审美惯性,在大家熟悉的游戏规则中展开。比如,余秀华的诗一开始就赢得了城市读者认同,但在所谓“专业”诗人那里,一开始也有截然相反的评价:肯定的一方,强调她的作品真挚感人,体现纯粹生命的强度;否定的一方,认为她的抒情老套、用词宏大,写出来的不过是心灵鸡汤一类状态。从媒体的角度看,这样的争论看点多多,但给人的感觉是,争来争去还是老一套,无论强调感染性,还是推崇先锋性,还是落回不同的美学“正确性”中。在这个问题上,诗人臧棣的发言其实颇为有趣。他说余秀华“就是比北岛写的好”,又说中国比她写的好的诗人“至少有300人”,好像有意在挑事儿,为这场争议带来了某种喜剧性,但不能忽略他的基本洞见,即:我们太急于从好与不好来判断,这可能落入了一个陷阱,更重要的是,“余秀华的诗,向我们今天的诗歌文化提出了很多问题”。(《臧棣访谈:关于余秀华》)确实,余秀华的写作可以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去思考,包括“人人都能写诗”这一文学民主的想象,也包括对当代诗文化可能性的重新构想:一位生活在偏僻乡村的女性,先不说身体疾患,在相对贫瘠的环境中,怎样用诗歌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生活世界?她依托的文学资源和社会网络是什么?怎么看待当代中国普通人的精神焦灼和饥渴,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能否安顿这些不安的身心,帮助重建人和世界的内在关系?

相比之下,“工人诗会”只是在一个小范围内得到关注,但引起的争议要更为复杂。从年初北京郊外皮村的云端朗诵开始,“工人诗歌”随后登上天津大剧院的舞台,接着又走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红毯,这一过程包含了当代诗介入公共场域的一次次尝试,主创者们希望以诗歌和影像为媒介,让沉默的底层炸裂、发声。然而,质疑的声音也随之出现:有人提问,工人形象经过了集体的美学包装,这样被整合出的声音是否还具有抗争性、主体性?(武勤《炸裂之后的沉默,打工诗篇已死于舞台!》)还有人指出,诗会与纪录片的主创者“没有深刻地切入政治经济学”,因而没能剖析工人所处的权力关系,只能让人感受悲伤和残酷,却无法理性认识其来源。(郦菁《情怀和感动之后,工人诗歌如何挑战资本的逻辑》)当面容模糊的社会问题不被解答,矛盾对立不被认识,个人的苦痛只能被中产阶级价值观回收,“被嫁接到个人奋斗的励志叙述中”。(高大明《个人奋斗价值观的局限与工人诗歌应构造的文化》)

看得出,这些质疑大多出自文化研究或社会批判的理论视野,措辞不嫌尖锐、立意务必深刻,可以看作是“工人诗歌”卷入公共“场域”之后的必然震荡。底层如何发声?谁来替他们发声?被整合过的声音是否构成新的遮蔽?怎样突破资本游戏设定的界限?震波的扩散过程,亦即上述问题空间的生成过程。为了使这一生成中的空间不致过早封闭,在对知识分子及资本权力保持警惕的同时,批评者或许也要警惕自身的理论预设及潜在的优势感。悲情的浪漫美学会掩盖资本与权力的运作机制,可以追问的是,有关工人、底层的主体性想象,是否也复制于激进的批判理论,因无需面对实践的艰巨而显得过于明快?比如,出于对工人阶级能动性的强调,不止一位论者提出工人作者应摆脱外在包装,立足草根环境,在与“机器的异化”的抗争中,创造一种新型的主体和文化,甚至“有能力对自身的主体位置进行描述甚至超越:在白天工作,在夜间写作,在小酒馆中畅谈政治与文学,朗诵自己的诗歌,随时‘成为’知识分子——这种新的政治主体性无疑搅动了无知者与智者的界限,这才是真正的‘偷换’。”(杨杕《这是一场无关工人诗歌的讨论》)这段描述依据了朗西埃对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人档案的调查,其中乌托邦式的工人文化景观,基于十九世纪欧洲经验,能否构成当下中国现实的有效参照,显然是值得疑问的。借用一位论者的说法,在“未有新的工人阶级之前”(王磊光),工人群体的状况势必复杂流变,工人的主体意识势必幽暗不明,自发的及被整理的工人诗歌,势必暂且集中于诉苦、维权、记录个体经验,尚不能进步到“在小酒馆中畅谈政治与文学”的境界。

同样,工人文化的发生现场,也势必是一个“混搭”的、不纯粹的现场。在这样的现场之中,纠结于“好与不好”的判断,可能会落入“一个陷阱”;置身局外,洞若观火地进行症候分析,也会显得陈义过高,缺失了一份在地的同情和耐心。换言之,有人匆忙吞咽,另有人拒绝吞咽,两种迥异的反应,背后的态度可能颇为一致,即仅将一系列“诗歌嘉年华”看作当代诗学与当代理论的外部事件,可鼓吹、可借用、可批判,却没有意识到可以将其内化,思考其中拓展视野、自我省察的契机。这样一来,结果无非是:热闹终会过去,当事人终会落入常态,诗坛还是那个诗坛,理论还是那些理论,底层还是那个被曝光、被代言的沉默多数,读者还是会在疲倦的刷屏中,等待下一个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热点。

在这个意义上,“吞咽困难”反而是机能健康的表现,因为思想与方法的暂时紊乱,往往是新感受、新实践必要的出发点。为了摸索这样的出发点,一些相对具体的工作,有必要持续地展开。在讨论中,大家都对工人形象的标签化使用有所反感,纷纷指出工人群体不是一个同质性的存在,在社会主义时代老工人与“血汗工厂”中的新工人之间,在国企、民企、外企的职工之间,在工人与农民工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实际的社会阶层和利益诉求并不一致,即如参加“工人诗会”诗人们,有不少已脱离一线的生产劳动,跻身企业的管理层,或投身到文化事业当中。由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以“工人诗歌”为对象,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场景中劳动者的感受方式、经验构成,考察文字背后社会结构的变迁,或许有助于把握“未有新的工人阶级之前”丰富的群体和意识状态。

在非文学的领域,这样的工作早在进行,且成果斐然。“工人诗歌”的引入,相信会为相关讨论提供更多第一手的情感资料。然而,仅仅将底层的、工人的作品,理解为社会考察的“资料”,仅仅用这些资料去对应我们已有的社会观察,是远远不够的。在更积极的意义上,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经验,本身就包含了认识的活力,可以通过对现实状况的复杂呈现,修正乃至更新我们一般性的社会理解。从这个角度看,劳动的异化、身体的伤残、人与机器的纠葛、漂泊感受与乡土记忆,的确是“工人诗歌”常见的题材,但对“工人诗歌”的丰富性、多样性,还有待进一步挖掘。阅读秦晓宇编选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我的感觉是,不少作品已溢出了底层文学的常见类型,贯穿了对于语言可能性的探索热情。像矿工诗人老井,他的写作有意回避诉苦、对抗一类主题,偏爱在劳动经验中引入神秘的自然感受,如《地心的蛙鸣》中为人称道的这一段:

漆黑的地心,我一直在挖煤

远处有时会发出几声,深绿的鸣叫

几小时过后,我手中的硬镐

变成了柔软的枝条。

纪录片《我的诗篇》剧照 图片来源:豆瓣

地心深处黑暗又寂静,金属与地壳的持续撞击,仿佛唤醒了亿万年前沉睡在矿石中的远古生物,人的劳动与其说被田园诗化,毋宁说被嵌入了自然史的纵深中。同样偏爱超现实书写的,还有年轻诗人乌鸟鸟,他的诗意象密集,如计算机的语码高速转换,往往能在具有压迫感的现实场景中提升出宇宙倾覆、大地腐烂的总体幻象。我猜想这和更年轻一代人新的经验来源相关,比如对电子媒介、网络游戏的沉迷。据调查,富士康的工人群体对于新技术、新媒体的接受程度,就要高于一般的市民阶层,要考察代际差异中工人群体变动的文化接受,这应该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切入点。包括自杀的诗人许立志,他对死亡的谶语式书写,令人印象深刻,但正如秦晓宇在其诗集的序言中提到的,这位悲情愤怒的诗人,还有幽默诙谐的一面,时而会以戏仿的方式来恶搞。在《请给我一巴掌》中,“我”连续佯装成不同的社会角色:作为父亲,“我”应该挨上一巴掌,因为愧对儿子,不能卖肾给他买一部iphone5s;作为诗人,“我”更应挨上一巴掌,因为“活到今天还没自杀也没打算自杀”,“我愧对媒体愧对大众”、“愧对诗评家愧对诗歌史”。这样的反讽写法,还略显直露,却蕴含了一种批判性的社会觉知。这首自轻自贱的诗,作为一记“抽向社会的耳光”,在语言游戏中暴露了普遍的伦理危机,也预知了个人悲剧难免被集体消费的结局。

针对“工人诗会”的浪漫化倾向,曾有论者建议,诗会的总体风格不妨更客观一些,更有距离感一些,以形成内部的批判性空间。许立志的自我嘲弄,就体现了类似的“间离化”意识,它产生于痛楚的个人感受,却能在更为复杂的认知层次上展开。在这个意义上,挖掘“工人诗歌”的丰富性乃至实验性,并非是要将这些片段尝试回收于当代艺术推崇的先锋原则中,而是说自发的语言探索,可能连缀了不断变换角度去理解自身生存状况的努力,它们不能轻易作为“资料”被征引,却会对批判性的社会思考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这部分努力其实特别需要耐心的体认、揭示,其中可能包含了“主体位置的描述与超越”的线索。

回到当代诗公共性的话题。这里的“公共性”,并非等同于影响力的扩张,更无关时下流行的“圈粉”策略或眼球经济,也不单纯是指所谓文学的“介入”,将诗歌写作与各种各样的社会保护运动做表面衔接。在我的理解中,“公共性”应更内在一些、微妙一些,在社会性的衔接或卷入中,同时指向了一种联动的“场域”。在这样的“场域”中,一个议题不简单被提出、被附议或被否决,而是能被不断调整、深化,并且结合于实践的进程;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逻辑也可彼此“混搭”、碰撞,破除各自原有的认识格局,尝试在“同情”中“同理”、进而分享共同的难题。比如,争议中频频出现的知识分子与工人的二元划分,预设了一方掌握特权,另一方在“沉默”中被包装、被代言。先不说工人群体也可能“被沉默”,所谓“知识分子”同样不是同质化的一群。在劳动日益非物质化的语境中,包括“工人诗会”组织者、检讨者在内,许多人不过是分工体制之下文化生产流水线上新型的打工者。“混搭”的可能,正是来自对类似二元结构的破除,将对他人状况的关注,转化为一种切身切己的普遍觉悟。在某种意义上,在“未有新的工人阶级”之前,“知识分子”或许也是一种尚待争取、创造的思考位置。

这样的“公共性”,难以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却能潜移默化改变周遭的氛围,影响到思想、实践的方式,自然也会渗透到写作中。这倒不是鼓吹公共题材的优先性(类似题材的泛滥,往往带来“公共性”的表面膨胀与实际缩减),而是说当代诗的作者,也能从联动的思想氛围中获益,体认他人的情境、洞悉现实的责权,从而翻转现代文艺孤独的美学“内面”,重构写作的位置、视野,发展某种伦理的乃至政治经济的想象力。在这样的向度上努力,卷入公共生活的诗歌,或许真能甩脱“古老的敌意”,不只为巨大的社会艰辛涂抹几缕抒情的光晕,也不只在语言的“飞地”上营造奇观,而真的成为一种全新的诗。这样的诗,针对了普遍的身心不安,又能拥抱我们生活世界的内外层次和多方面关系。

本文选自姜涛的《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刊发,原载《艺术评论》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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