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之问：反思疫情中的商业再设计|界面新闻

文｜鲍勇剑 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项目特聘教授

以今日之疫情现象，任何低于哲学层次的反思都是对人类悲惨遭遇的无情浪费。同时，疫情隐示全人类的生命与生存问题。只有依靠对生命和生存的高度理解，我们才可能获得问题与理解之间的认知势能落差，获得解决问题的思想力量。假如对于蔓延全球的疫情没有痛苦攀登的、缺氧似的理解，问题要么就此吞噬我们，要么换一件更加令人窒息的马甲，重新出现。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已经为反思准备了思路和概念工具。它们最适合感悟大灾大难的经历，例如当下的流行病肆虐和商业大萧条。因为专业相关性，我们选择用海德格尔的哲学反思商业的存在与时间。

危机是存在的基本经历。人们通过三种方式感知存在：1）被抛入（Thrown）；2）遭遇危机（Encountered）; 3)自我展现（Disclosed）。对任何有意义的生命，三种存在经历都会发生。值得重彩描绘的是，遭遇危机时，一些人们平常完全无感觉的可能性（Possibilities）突然迈向意识的前台。瞬间，我们发现值得高度关注的新价值。例如，时间时态。

针对“保持社会距离”的防疫政策，乔纳森-库尔金斯（Jonathan Caulkins），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提出一系列用时间制造空间的方法：1）改变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表，重新排班。许多工作没有必要遵守习以为常的固定时间。2）多班制，每一个工作时段少一些员工，多一些空间，保持社会距离。3）野外建筑工地和室内空旷的建筑场所可以让工人晚来晚走。4）零售店也能推广预约制度。家具店可以结合线上展示和线下到店看货预约。把过去消费活动的流程合理分离，再整合。

库尔金斯商业再设计思维的核心是“时间和时态”。因为疫情，对称的、连续的、标准化的、公共的、线性的“工业制造和消费公共时间”（简称工业公共时间）突然终止。不习惯地迟疑之后，经历居家隔离“错乱”的私域时间体验，人们发现，工业公共时间不是天赋不可变的。

通过库尔金斯的时间再设计，我们能直观并浅显地感知隐含在商业现象里的工业公共时间。海德格尔的“时效性”远不止如此。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告诫弟子们：准备好理论，等待危机。因为疫情危机，我们也准备好接受海德格尔的“时效性”（Temporality）的存在理论。

工业公共时间是怎样成为日常起居的主轴线的？现代管理中的第一幅组织结构图提供了重要线索。

19世纪中叶，伊利铁路公司（Erie Railroad Co.）已经从纽约向北延申500英里。同时，火车事故不断，因为各地时钟反映的是当地社区的生活节奏，或快或慢。没有标准化的公共时间，公司无法制定列车时刻表。伊利铁路公司的第一任总裁麦考夫利（Daniel McCallum）用一张组织结构图规范沿途车站的管理行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保持与纽约时间同步。与同一张列车时刻表对应，垂直等级式组织结构图显示管理的上下控制关系。由此可见，人们在改变时间时态的同时也改变了组织存在的形式。

同一时期，泰勒的“时间与动作研究”（Time and motion study）奠定工业公共时间在现代管理中的主导地位。用一只码表，工程师泰勒（Frederick Taylor）研究时间、动作和工作流程的关系。泰勒把一个时间刻度内的工人生产动作标准化。它开始了定义生产效率的泰勒主义（Taylorism）。延续泰勒的效率思想，福特（Henry Ford）建立汽车生产流水线。标准化的、线性的、连续不断的工业公共时间成为普遍现象。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泰勒的时间动作比的效率思想从个体劳动者研究上升到全组织，成为现代商业企业的时间意识形态，即主导一切行动和规定行动表现的思想体系。率先推动这场运动的是几家美国的商业咨询公司和教授。始于上世纪50年代，波士顿咨询（BCG）、麦肯锡（McKinsey Co.）、贝恩（Bain & Company）、ADL（Arthur D. Little）琢磨着怎样把商业主意变成生意。与此同时，经济学家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和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安索夫 (Ignor Ansoff)从理论上开启商业持续成长的讨论。哈佛商学院接过衣钵，推动策略规划思想，辅助企业成长时间线。到了20世纪末，核心竞争力、竞争优势和可持续竞争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商业思想的统治地位。从普鲁哈拉德（C.K。Prahalad）到波特（Michael Porter），商业思想的目的和责任就在于不断延续企业生命，让企业基业长青。值此，工业公共时间的永恒时态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主导价值。

回到海德格尔的感知存在的三种方式（被抛入，遭遇危机，自我展现）。我们已经“被抛入”工业公共时间的存在状态很久很久了。如果这次疫情有任何哲学意义上的积极效果，那就是，因为遭遇危机，我们认识到存在的“时效性”，勇敢地承担自我展现的个体责任。没有“自我展现”，“被抛入”和“遭遇危机”都会沦为“虚伪的存在”（Inauthentic Being-in-the-world）。只有意识到“自我展现”，才可能实现有意义的“正宗的存在”（Authentic Being-in-the-world）。

我们“被抛入”工业公共时间，丧失存在意义的例子俯拾皆是。

以我熟悉的商业策略管理教育为例，半个世纪以来，策略规划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完全由工业公共时间定义。它基本上遵守管理咨询活动而派生的语言习惯。做为商业策略的教育工作者，我20年重复同一套语言体系，因为它由纵横交错的各类教学手段支撑着，因为它与它合谋的体系形成循环定义价值和表现的范式。我们的教学评估和升迁也已经嵌入这个范式中。我们循规蹈矩，玩同样的游戏，缠绕在其中，紧紧地“被抛入”。

怎样才能开启正宗的存在？存在从思考时间时态开启。不要问“什么是时间”？而是要坚毅地展现“我是我的时间”（I am my time）。我是“我时间”的开启，我是“我时间”的终结者。

可是，我无法单独存在。我必然与过去一切存在相连接。通过关照（Care）周边事物，通过服务和有用（Serviceability and usefulness），我建立起与其他人与事物之间的相关性（Reference）。相关性如雪泥鸿爪,，隐约难辨。于是，我发动显著的事件（Appropriating conspicuous events）。事件赋予相关性以象征意义的信号，进而构建成为一套解释语言体系（Hermeneutics）。于是，我的时间与过去所有的历史相连接。正所谓，草蛇灰线，却伏脉千里。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历史性（Historicity）是我感知存在的重要时间维度。但它不是主导活动。“我时间”最重要的活动是面向未来的“自我展现”。通过关照，通过服务和有用，通过建立相关性，通过发动显著事件，通过形成有信号意义的解释系统，我向未来“自我展现”。未来时态（Futurity）不存在，除非我用坚定的意识去推动。意识力量所达之终点便是“我时间”的视界（Horizon）。我期盼终点，因为只有到那时，我才真正完成一切生命潜在的可能性。之前，我都无法全然理解存在的意义。终结、限制、死亡，它们不是“我时间”消失，而是我的存在与无边无垠的自在（Dasein）归为一体（Attunement）。

海德格尔把时间终了解释为人的意识创造活动的必然归宿。时效性、人的有限性（Human finitude）、意识创造活动、生命意义，它们必须综合在一切来理解。海德格尔揭示工业公共时间主导的存在是虚伪的存在。同时，他说明，因为“我时间”有终了，我才会迫切地去关照周边值得关照的，并与他们共同存在（Being-in-the-world-together）。

结合海德格尔学说，新冠病毒之灾促使我们每一位企业家思考下面的问题：

1）我的危机遭遇剖现出哪些意想不到的可能性？2）既然时效性是存在的根本，我的商业存在会怎样终了？3）周边环境中，谁是值得我关照的人，什么是值得我关照的事情？怎样通过我的服务和有用构建共同的存在？4）如何设计显著事件去开启时间？5）在怎样的时间终极点，以什么样的事件，庆祝了结，和光同尘，重新开始？6）“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与其执念可持续竞争优势，是否应给不同业务各自发展的生命版本？

诗人艾略特（T.S. Eliot）写道：探索莫停，终了在起点，如初相识。因为时效性，每一场存在都有意义。由于疫情遭遇，我们终于理解，我时间，我关怀（I am my time, I care）。

（本文节选自5月号《管理视野》同名文章，由作者授权界面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