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流动”是不少现代人的生活常态。为了更好的学习及工作机会，或更优质的生活环境，人们从一处迁移到另一处。而此次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更是凸显了世界的“流动性”，也加深了不少人对于故乡的重新体认——如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当疫情率先在中国爆发时，不少海外华人抢购当地的防疫物资并寄回国内。随后，欧美国家先后受到疫情的困扰，撤侨问题一度成为舆论焦点。以留学生群体为代表的海外华人渴盼回到祖国，而对生命安全的渴望则前所未有地凌驾于种种原有的欲望之上，成为全球化趋势下的一道逆流。

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奥地利哲学家让·埃默里也许是对“故乡-流动（亡）”这一类问题的极佳思考者。1938年，当德意志第三帝国吞并奥地利后，埃默里便开始了他的流亡之旅。他曾先后逃至法国和比利时，并在途中经历了母亲的亡故。1943年，他因散布反纳粹读物而遭逮捕，并被押送至集中营，直到1945年被释放。1966年，埃默里首度出版集中营经历的回忆录《罪与罚的彼岸》，并在其中叙说失去故乡的痛楚：真正的乡愁不是自我同情，而是自我毁灭。它存在于我们过去的一块块解体中。……和命运与共的同伴谈话时都必然围绕同样的主题，开始是生计、居留和旅行文件种种问题，然后，……是赤裸裸的死亡威胁。

在埃默里写作的1960年代，欧盟已初具雏形，联合国的管理架构亦正在走向成熟。然而，他对故乡的追思并未随着新世界的来临而消散。恰恰相反，他认为“一种文化上的国际主义只有在民族安全的土壤中才能茁壮成长。”而当人们怀疑“故乡”代表着一个日益苍白的价值，或仅仅是一个情感负担，以至于在工业社会里不再有现实的对应物时，埃默里勇敢地表达着自己的警醒与态度：通过旅游和商业旅行获得的肤浅的世界和语言知识不足以补偿失去了的故乡。

时间在往前走，但是历史并不一定。尽管个体无法超越ta所处的时代，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细致和耐心的眼光审视个体经验，直抵其背后的时代精神和政治欲念。

《人需要多少故乡？》

文 | 让·埃默里 译 | 杨小刚

节选自《罪与罚的彼岸》

故乡为何重要？

人需要多少个故乡？如果可以给这个问题一个暂时的回答的话，我想说，他能背负在身上的故乡越少，需要的就越多。因为确实存在比如移动的家乡或者至少是家乡的替代品的东西。它可能是宗教，比如犹太教。在逾越节的典礼上犹太人自古以来都期盼着“明年在耶路撒冷”，但这从来都和真正前往圣地无关。相反，共同祷告，知道在族神雅威神秘的故乡，人们结合在一起就足矣。

家乡的替代品可能是金钱。我曾看到安特卫普的犹太人，在1940年逃避德国占领军时，坐在一片佛兰德斯的草地上，从鞋子里掏出美元认真地数起来。“您多幸运啊，身上带着这么多现金！”旁人嫉妒地对他们说。数钞票的人用他那夹杂着意第绪语的佛拉芒语郑重说道：“这个时代，人就属于他的金钱。”他用大把的美元把故乡带在身旁：美元在何处，祖国就在何处。

至于我，迷失在安特卫普犹太人救济会前排队等候每周一次救济的难民队伍中，一眼就能认出。当时那些著名的或者多多少少有些名气的德语流亡作家在巴黎、阿姆斯特丹、苏黎世、滨海萨纳里（Sanary-sur-Mer）和纽约聚会，他们的流亡档案如今被韦格纳出版社以“放逐”（Verbannung）为名编辑成册。即便是他们，也忧心忡忡，谈论着签证、居住许可、酒店账单，不过在他们的交谈中也有对一本新书的批评、作家保护协会的一次会议，还有国际反法西斯大会。他们还活在这样的幻象中：他们是“真正德意志”的代表，他们可以在外面为关在纳粹囚牢的祖国发声喊话。我们这些无名者跟他们没有可比性。没有与随身携带的幻想中的“真正德意志”一起玩的游戏，没有在流亡中为了更好的明天而保存的德意志文化的正式仪式。无名的流亡者活在更符合德国和国际现实的真实社会中，被它所规定的意识准许、要求、强迫他们要有一种对于现实更彻底的认知。他们知道，他们是被驱逐的人，而不是德国思想史的一座看不见的博物馆的保存者。他们更明白，他们已无家可归，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移动的家乡替代品，他们能够更准确地认识到，人是多么急迫地需要一个故乡。

自然，我不愿意让人把我看作鲜血与土地联盟（注：“鲜血与土地文学”“故乡艺术运动”，纳粹时期的文学和艺术潮流，强调乡土的精神和艺术价值）的一个迟来的子嗣，所以我要清楚地表明，我也充分意识到无家可归带给我们的丰度与机会。流亡给予我们对整个世界的开放，这于我而言弥足珍贵。我度过了二十七年的流亡生涯，我精神上的同乡是普鲁斯特、萨特、贝克特。如今我越来越确信，如果人们要对精神上的同乡感到满足，就需要村子里和街道上的同乡，一种文化上的国际主义只有在民族安全的土壤上才能茁壮成长。托马斯·曼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盎格鲁-撒克逊式国际化氛围中生活和讨论，而他以民族自我确定的力量写出了德语经典《浮士德》（Faust）。人们读了萨特的《词语》，将其视为他的学生、移民作家安德烈·格茨的自传《叛徒》（Le Traître）的反面：在纯法国人萨特那儿的，是对他本人和瑞士人遗产的超越与辩证式同化，这赋予他的国际主义以价值和分量；在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奥地利裔移民格茨那儿的，是顽固地追寻身份认同，在其背后，除了对在故乡扎根的渴望之外别无他物，而旁人已骄傲且带着男子气概地摆脱了它。为了不让故乡成为必需，人们必须有一个故乡，就像人们在思考时必须具备形式逻辑的基础，才能超出它，在更富成果的精神领域游弋。

故乡意味着什么？

要我说，家乡就是安全。在家乡，我们绝对精通认识—了解（Kennen-Erkennen）和相信—信任（Trauen Vertrauen）的辩证法：既然我认识他们，我就了解他们，并敢于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因为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认识与了解中拥有合理的信任。这些具有词源关系的词语构成的整个领域：忠诚（treu）、相信（trauen）、信任（zutrauen）、托付（anvertrauen）、亲昵（vertraulich）和依赖（zutraulich），属于更为广阔的自我安全感的心理学领域。在期待不会不确定、在没有完全陌生的东西让人害怕的地方，人们会觉得安全。生活在家乡意味着，已经熟悉的东西在我们面前一再发生，每次只有微小的改变。如果人们只了解自己的家乡，那就会在地方的闭塞中走向精神的荒芜和凋谢。可如果没有故乡，人就会陷入无序、错乱和涣散。

有人总是会反驳，流亡也许并非不可治疗的疾病，既然长期生活在其中，与之相处，陌生的地方也会变成故乡。人们会说那是找到了一个新的故乡。如果可以慢慢地、慢慢地学习，解密陌生的符号，这么说也没有错。在陌生的土地上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像“在家里”一样：人们最终掌握了这样的能力，依照他们的语言、面部特征、服饰来同周围的人打交道、融入他们，一眼就能认出一座房子的年龄、功能和经济价值，毫不费力地就能将新来的居民和他们的历史、风俗联系起来。但即使顺利的话，对于一个在成年时来到一个新国家的流亡者来说，也不可能自动了解那些符号，而是需要付出某种精神努力的理智行动。只有那些很早就接纳那些符号，并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把握而学到其含义的人才会愿意将之变成我们人格的组成要素和常量。就像人们不需要学习语法也能学会母语那样，人们就这样体验家乡的周遭世界。母语和家乡的世界与我们一同成长，长入我们体内，变成确保我们安全的亲密感与信任。

在这里我们又会碰到那种传统的、在民歌和陈腐的格言智慧中表达出来的故乡想象，之前我曾回避它，可这儿回荡着的是人们多么不愿意听见的回声啊！一位年老的保姆讲着童话，坐在床头的母亲的面庞，邻居家院子里的丁香花香。为什么不也是村头菩提树旁的纺车和轮唱小调—这种像我们这样的人只是从文学作品中才了解的景物？人们想要把那些令人尴尬的迷人小调从脑海里赶跑，它们让人联想到“故乡”这个词，会引出一系列对故乡艺术、故乡诗歌和各种家中无聊举止的不愉快想象。但它们太顽固，它们长在我们的脚跟上，总是有自身的作用。人们必须防止一看到“故乡”这个词就立刻想到精神的低等。因此，没有新的故乡。故乡是童年和少年时居住的地方。谁失去了故乡，就永远是个失落者，他也就学会了不再像一个醉鬼一样在陌生的地方跌跌撞撞，而是毫无畏惧地将脚立在大地之上。

失去故乡与母语

真正的乡愁，如果允许的话，让我满怀崇敬地借托马斯·曼的话来说，是那“头等的愁苦”，那是另外一个样子，当我们独处时侵袭我们。不再是忍受，不再是对丧失的激情的狂热召唤，不再是湿润的、同时眨巴着恳求同情的眼睛。真正的乡愁不是自我同情，而是自我毁灭。它存在于我们过去的一块一块解体中，如果没有自我蔑视和对于丧失了的自我的仇恨，它不可能产生。敌人的故乡被我们摧毁，同时我们也清除了自我生活中与这个故乡连在一起的一大块。和自我憎恨捆绑在一起的对故乡的憎恨隐隐生痛，这疼痛不断加剧，当在自我毁灭的紧张工作的中心，传统的乡愁也时不时涌出来要求自己的位置时，它最终变得不可忍受。我们迫切地想要仇恨什么，我们的社会义务是要去憎恨什么，这个问题忽然摆在我们面前，渴望得到解决—一一种完全不可能的、神经官能症的状态，没有任何精神分析的药草对症，只可能通过历史实践来治疗。

在流亡的岁月里，我和母语的关系跟和故乡的关系类似。在一种完全确定的意义上我们也丧失了母语，并且无法获得任何补偿。哲学家君特·安德斯（Gunther Anders）的一篇笔记，他写道：“没有人能够如此独特，可以经年累月在不同语言中迁徙。这些语言他不曾精通，最好的情况下只能牙牙学语，同时还能保持不让内心的语言成为牺牲品……当我们还没有学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时，我们的德语就已经一片片地碎裂，悄无声息，渐渐销蚀，以至于我们没有注意到它的逝去。”不过这还没有包含流亡者的所有语言问题。除了母语的碎裂，我更想谈谈它的萎缩。我们不仅在陌生的语言中迁徙，而且，当我们使用德语时，也在词语的空间中移动，而这个由不断重复的词汇表构成的空间在紧密地收缩。和命运与共的同伴谈话时必然都围绕同样的主题，开始是生计、居留和旅行文件种种问题，然后，在德国占领之下，是赤裸裸的死亡威胁。和我们交谈的人没有带给我们新的语言实体，只是我们自身语言的反射。我们总是围着同样的话题、同样的单词、同样的成语打转，顶多会因为不经意吸收了客乡的俗语而让我们的语言在最粗鄙的东西上有所扩充。

没有祖国的人也没有故乡

整个时代都不利于对故乡的眷恋，这点显而易见。故乡，难道不是一个变得苍白的价值，一个尚有情感负担，却又已然变得没有意义、跟随已经结束的时代一同逝去的概念，在现代的工业社会里不再有现实的对应物？我们将弄清楚这些。不过在此之前必须简单地澄清一下故乡和祖国的关系，因为一种广泛传播的观点认为，故乡在其地域的、民族的限制范围里至少作为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价值有其效用，而祖国则是反动分子冥顽不化地蛊惑人心的口号和表达，十分可疑。“祖国的欧洲”——这听起来并不妙，只是一个老将军的强迫症，时代的命运将快步越过他，将他抛在身后。

我不是老将军。我对民族的伟大没有任何梦想，在我的家族相册里找不到军人和政府要人。我对卫队、歌唱和民族服饰组成的庆典有深深的反感，总的来说，我是那种不久之前在德国被叫作“聪明人”的家伙，知道自己摆脱不了毁灭的趋势。不过既然我是一个有经验的故乡的失落者，我便敢于为故乡的价值做担保，并且拒绝对故乡和祖国的严格区分。我还相信，我们这代人缺少这实际上是一体的两者，最终会过得很糟糕。没有祖国，可以说，就是没有一个在独立、不受制约的国家统一体的社会肌体里的安身之处。我相信，没有祖国的人也没有故乡。“我的祖国在哪里？”当捷克人在奥匈帝国的多民族国家里将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捷克故土既不能作为故乡也不能作为祖国来寻找和感受时，他们这样唱道。他们这样唱着，因为他们想要拥有一个祖国，让他们的故乡成为现实。

这是好的（有人会反驳），但这是一个在文化和经济上被压迫、被奥地利的德语民族“殖民”的民族的反应。而在具有平等权利的多民族基于自由决断而结成的更大的共同体中，他们可以通过对地域和语言的多元主义的照料来保存他们的故乡，而不必要让祖国具有国家的形态。他们的祖国将越来越大：明天是小欧洲，后天是大欧洲，尚无法辨认，但无疑正迅速到来的未来时日里是整个世界。

我承认我对此表示怀疑。一方面，我相信我体验过，一旦故乡不再同时是祖国，就会如何也不再是故乡。当我的故土（奥地利）在1938年3月12日丧失了它的国家独立性，并入大德意志王国时，它就变得完全陌生了。警察的制服、门口的信箱、胳膊上的徽章、店铺前的许多牌子都换上了新面孔，即便是餐馆的菜单上也都是些不认识的菜名。另一方面，当更广大的祖国的扩张超出了尚可作为故乡来感知的故乡时，就丧失了它作为祖国的品质。它变成了帝国，让它的居民充满了帝国意识和狂热的大国民族主义，就像苏联和美国。倘若美国人明天占领了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整个大陆时，他们的帝国意识会保持如今。就像他们今天从新英格兰向艾奥瓦和加利福尼亚迁移一样，他们会和他们的家人搬往拉巴斯，带着如此的自豪：这些广阔的领土都属于他们，都在白宫的总统面前臣服。他们拥有的祖国和故乡已不再像今天一样，在得克萨斯和新泽西之间的王国作为一个包围一切的社会肌体，对于他们而言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大工业的标准化的可利用资产来被感知的。通用汽车在哪里，他们的假祖国和假故乡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