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个工厂制造出来的世界里，在你所处的房间中，几乎所有东西无不来自工厂：家具、灯、沙发、水杯、衣服、食物……甚至连房间本身也是工厂制造出来的：预制板、窗户和窗框、空调、地板。除了工厂里的工人，其他人很少会注意他们所依赖的工业设施，虽然其生活中没有一日离得了工厂。大多数工业产品的消费者从未去过工厂，也不知道工厂里究竟有什么，只在很少一些情况下，工厂本身才会成为一个大新闻。

实际上，工厂——特别是规模最庞大、技术最先进的工厂——曾是令人惊叹的对象。从笛福到狄更斯，从赫尔曼·梅尔维尔到高尔基，都对大型工厂目眩神迷、赞叹不已。从十八世纪的英国开始，工厂显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些新颖的机器、规模空前的劳动力和源源不断产出的标准化产品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生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新安排也是为了适应它而被创造出来的。大型工业企业生产了大量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它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都带来了相较于过去的彻底的突破。大型工厂成了人类野心和成就的狂热象征，但同时也成了痛苦的象征。一次又一次，它成为衡量工作、消费和权力的标准，以及对未来的梦想和梦魇的具体体现。

然而，现代化的活力创造了巨型工厂，也最终导致了它的消亡。在每一个社会，巨型工厂的伟大生产力都依赖于惨重的牺牲，而且，几乎总是分配不均。英国、美国和其他工业先驱国家的资本越来越多地从生产领域转向金融领域，以前是从工厂系统本身获得持续的经济收益，现在是通过为该系统及其许多附属活动融资，而不是通过实际运作来获得收益。这一战略给少数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使经济不平等加剧，并造成了深刻的社会裂痕。

工厂巨兽在其存在的三百年里究竟如何改变了人类社会？其达到顶峰后的衰败又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在美国历史学家的乔舒亚·B.弗里曼（Joshua B. Freeman）的《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结论（节选）

文 | [美]乔舒亚·B.弗里曼 译 | 李珂

300年来，庞大无比的工厂一直与我们同在。但是，没有任何一家工厂能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隆贝的德比丝绸厂是第一家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也被见证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工厂之一。从建立之初起，一直有工人在生产丝线，直到1890年停产，运营时间长达169年之久。与之相比，克罗姆福德的历史是如此短暂，从阿克莱特建立第一家棉纺厂开始，在70年内工厂几乎全部关闭。位于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第一个工厂，由梅里马克制造公司建造，这个工厂比它的后继工厂都更长久，生产纺织品的历史有134年之久。洛厄尔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综合体，但是，仅仅过了一个世纪就关闭了。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的坎布里亚钢铁厂一直经营到1992年，总共运作了140年，比纺织工厂要长35年，它是一个史诗般的充满劳动斗争的战场。

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厂巨头还在继续。虽然福特的道奇工厂、弗林特的雪佛兰工业综合体，以及菲亚特的林戈托工厂都在几十年前关闭了，但“胭脂河工厂”仍是福特目前四处分散的生产系统的一部分，约有6000名工人在生产美国最畅销的F-150卡车。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和诺瓦胡塔工厂也在继续运营。

100到150年的时间似乎很长，但是，许多其他的机构会在它们原来的建筑里运作更长的时间：议会、监狱、医院、教堂、清真寺、学院、预备学校，甚至歌剧剧团等，在这里仅仅举少数的例子。从时间上看，大型工厂让同时代人印象深刻的坚固性和永恒的印象是名不副实的，它们的延续时间很少能超过一两代人。

现代化的活力创造了巨型工厂，并最终导致它的消亡。大型工厂有一个自然形成的生命周期。它们伴随着举世震惊的力量诞生了，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而且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它们的成功至少部分取决于对以前主流劳动力之外的人——儿童和少年、农民和农场主、游牧民、囚犯和国家监护者（wards of the state）——的剥削。在原始积累时期，工人可能遭受剥削，有时可能面临残酷的、长时间的工作，以及低工资和苛刻的条件，因为他们缺少行动自由、合法权利或现成的替代办法。

在彻底的工厂改革之后，会有一段渐进式的改进或停滞时期。大量的资本与现有的建筑和机器捆绑在一起，助长了制度上的保守主义。而新的竞争者能够在此基础上使用更先进的方法和技术，成为效率更高的生产者。与此同时，工人的抗议和来自改革者的压力推升了劳动力成本。一些公司通过不断招聘新的劳动力、新的年轻工人或来自远方的移民，从高利润的原始积累中得到了更多益处。但在某些时候，陈旧的技术、老旧的建筑和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迫使人们决定是要现代化、从别处重新开始，还是榨取地产，然后关闭它。

洛厄尔博特工厂的老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02年，他聘请的一位顾问说：“你们的老房子在过去也许是有用的。但是，说实话，它们早就过时了，现在一点价值也没有了。因此，我建议把现有的建筑统统拆除，或者尽可能把那些有安全隐患的房子都拆掉，或者从头再来，盖一个一流的新工厂，用上最好的设计布局和建筑。”然而，在许多新英格兰的工厂主在工资较低的美国南部投资建厂的时候，博特的老板们却决定，不建一个“一流的新工厂”，而是继续在危险的老工厂上一瘸一拐地走。在这里，工人们又为投资者生产纺织品和赚取利润长达半个多世纪。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成本计算的方式是不同的，因为工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地位比在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所以大工厂在社会福利系统中更重要。关闭工厂，甚至缩小工厂规模，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和政治风险，政府为了回避这些风险，就把臃肿多余的劳动力留在越来越没有竞争力的工厂里。即使在今天，中国政府在试图关闭不需要的或效率低下的国有工厂巨头时，仍是小心翼翼地采取行动。

总体来看，跨越时空的巨型工厂的重复循环式发展，代表了一种连续性和进步。制造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效率也越来越高，但仍然明显保留了三百年前德文特河谷的特点。随着工业巨头能力的提高，它们能跨越海洋和政治分歧的界限，通过授权、仿制和盗窃使每一波工厂开发商都能够借鉴过去的创新成果。但是，如果工业巨人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不具有弹性和持久性，那么，事实证明，它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持久存在的。在大型工厂以及工业社区里，并不是一个持续的进步路线，而是一个爆发式创新、增长、衰落和被遗弃的弧形轨迹。历史学家杰斐逊·考伊（Jefferson Cowie）和约瑟夫·希斯科特（Joseph Heathcott）在一本关于美国的去工业化的书中写道：“在固定资本投资的熔炉中锻造出来的工业文化，它本身就是一个暂时的条件。数以百万计的男女工人，可能做过稳定、可靠、收入颇丰的体面工作，而实际上它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特别是在由单一产业主导的地区，随着巨型工厂的周期向前推进，长期的衰退就会出现，甚至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型工厂正在创造新的可能性和财富的时候，也是如此。

当前工业巨头的发展周期，与早期的工业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也有重要的区别。一方面，从发展到衰退的弧线变短了。从富士康在深圳建造第一个工厂开始，仅仅30年后，该地区已经度过了其作为大型制造业中心的巅峰，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公司纷纷前往国外或中国其他地区，以获得更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另一方面，在新的大型工厂里，许多工人并不像早期工厂的工人一样，希望在其他地方度过大半生之后，还回到他们出生的地方，或者去其他更好的环境里。

尽管大型工厂仍被视为创造利润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工具，但与过去相比，如今，大型工厂受到人们的追捧或成为大众楷模的可能性更小了。通常情况下，消费者对生产商品的工厂几乎一无所知，而它们很可能近在数英里之内，或者远在国界之外。以前，一个买胜家缝纫机或福特T型车的人，可以确切地知道它是在哪里制造的。今天，运动鞋、冰箱甚至汽车的购买者可能连它是在哪个国家制造的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什么工厂了。生产曾经骄傲地与我们所需要和珍爱的实物联系在一起，现在基本上被隐藏起来了。

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工业巨人主义可能已经达到了它的顶峰。尽管许多大型工厂仍被建造出来，但许多制造商已转向其他方向，它们试图降低劳动力成本，避免它们的工人利用生产集中的优势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像过去所发生的那样。机械化和自动化在持续向前发展，它们在美国工厂里排挤掉的就业岗位，比工厂向国外迁移损失掉的就业岗位多得多。即使是雇用了世界上最多工人的富士康，也在尝试更高程度的自动化。距离上海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昆山的智能手机工厂，公司在工厂的机器人化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将员工从11万人减少到了5万人。尽管员工数量仍然很大，但已不再位居全球最大工厂名单的前几名了。其他公司转向了孟加拉国等低工资地区，在那里开设了许多中小型工厂。时光似乎在倒退，年轻女性刚从农村出来，来到那里，为沃尔玛和H&M 等全球资本巨头生产商品，这些工厂技术含量低、拥挤不堪，而且往往环境极其危险，与现代的中国巨型工厂相比，前者更像19世纪晚期的美国血汗工厂。

但是，即使巨型工厂已经失去了一些吸引力，仍然有企业家渴望在新的区域，即没有经历过劳工运动或环境破坏的地区，重新开始这个循环。2012年，中国公司华坚鞋业在埃塞俄比亚开设了一家工厂，这个公司一直为古驰（Guess）等国际品牌生产鞋子。2014年，埃塞俄比亚的基本税后最低工资为每月30美元，而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为560美元。在两年内，它就有了3500名工人。但是，该公司的宏伟计划远不止如此，它还制订了一个长远计划。该计划以在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AddisAbaba）附近拟修建的新建筑群为中心，雇用3万名工人，建筑群包括工人宿舍、度假胜地、技术大学、酒店和医院。所有这些建筑都位于一个由中国长城的复制品环绕的场地上，轮廓像一个女人的鞋。2016年10月，华坚鞋业宣布，计划将东莞的一家工厂迁移到埃塞俄比亚，这家工厂是为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生产鞋子的。

无论巨型工厂在未来会如何发展，它都已经留下了一个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世界。在某些方面，工业巨人主义实现了其推动者的梦想，迅速为社会福祉、舒适、长寿、物质财富和安全等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巨型工厂所推动的工业革命不仅提高了生活水平，而且促成了现代国家、城市化社会的建立，并且改变了地球的面貌。

它还帮助创造了一种“新人”。新人，并不是配合自动化机械及工业流程“生产”出来的全新的人，也许并不完全像亨利·福特、阿列克谢·加斯捷夫和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设想的那样。然而，从纵向的时间来看，新的男人和女人，受大众的需要、协调的活动和机械的节奏所支配。他们致力于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来追求进步的理念，他们崇拜工厂产品和工业美学，他们认为为未来利益而牺牲是理所当然的。

简而言之，巨型工厂促进了现代化，即使它不再有过去的那种令人敬畏的新奇感，我们现在还是对它不太习惯。它是一种超越特定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现代性。巨型工厂通常被描绘成资本主义的产物，是其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然而，正如研究表明的那样，要严格地把巨型工厂描绘成一个资本主义机构，就需要抹去它的大部分历史，包括一些有史以来最大的工厂。巨型工厂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都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心。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中，工厂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它的本质特征已经被证明是非常稳定和持久的，即使它在世界各地漫游，落在看似完全不同的地方，也是如此。随着各种演变，巨型工厂从一个资本主义独有的特征变成了现代性的特征。

巨型工厂，已经让梦想成真，但它也让噩梦成真。在每一个社会，巨型工厂的伟大生产力都依赖于惨重的牺牲，而且，几乎总是分配不均。在资本主义世界，工厂里的工人遭受了最明显的苦难，他们被剥削了所生产出的大量的产品和利润。但是，在不同时期为工厂生产原材料的工人，包括棉花的奴隶种植者、煤矿工人、铁矿工人、橡胶收割工，以及如今挖掘电子元件所需的稀土的矿工也受到了影响。使用旧方法的工匠也是如此，他们被迫与实力雄厚的工厂竞争。

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工厂里的工人也要辛勤地劳动，但往往在社会中占有相对优越的地位，他们的住房、食物和福利比其他公民都要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在欧洲和美国，巨型工厂成为工人改善工资、福利和安全方面的工具（尽管实际工作仍然是消耗体力、单调和异化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漫长的历史上，由于工会化，工人们分享了大规模工业产生的巨大的生产力收益，这是一个相对平等和民主的时刻。过去四十年来，工薪阶层的收入停滞不前，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当他们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就把它看作一段黄金时代。这段历史里对工厂的批评，几乎被人们遗忘了。但是，巨型工厂丑陋的残余物是很难被忽视的。

就像创建和运营巨型工厂的成本存在分配不均的情况一样，它所留下的环境和社会废墟也是如此。没有什么地方比密歇根州的弗林特更能代表工业巨头死后的噩梦般的世界了。弗林特曾是伟大的通用汽车帝国的中心。如今，这里已经是一个日渐萎缩、极度贫困的社区，因为该州官员和当地的地方官员几乎毫不顾忌质量监管人员，用被铅污染的水毒害民众，以节省开支。像弗林特当地民众这样被毒害的人群，在全球各地都能发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现在就宣布这个巨型工厂成为一种全球机构还为时过早。但在许多城市、地区和国家，其进口业已经大幅缩减，或者几乎消失。被工业抛弃的城市试图重塑自己，常常希望利用低廉的土地价格和废弃的工业结构作为基础，重新打造文化和创业中心，这一战略的回报，总归是有限的。在国家层面上，英国、美国和其他工业先驱国家的资本越来越多地从生产领域转向金融领域，以前是从工厂系统本身获得持续的经济收益，现在是通过为该系统及其许多附属活动融资，而不是通过实际运作来获得收益。这一战略给少数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使经济不平等加剧，并造成了深刻的社会裂痕。

如果说巨型工厂的到来，是与乌托邦的幻想（连同反乌托邦的恐惧）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它的终结总会被认为是社会萎靡和理想主义消逝的体现。工业革命和巨型工厂，留下了对进步、技术决定论和目的论的持续信念。但是，对许多人来说，未来曾经来了，然后又走了，也许给他们留下了运动鞋和智能手机，但是对他们创造一个新世界的能力来说几乎没有带来什么希望或信念，他们不知道如何打造一个建立在巨型工厂的非凡进步基础上的后工业世界，打造一种新的截然不同的现代化方式，一种更加民主和更可持续的社会、经济，也许最重要的是生态。

我们都卷入其中，都牵涉其中。2016年，鸿海精密的第二大股东与富士康的第一大股东是同一家基金公司——先锋集团。这家共同基金公司形象温和，拥有超过2000万人（包括本书作者）的储蓄账户和退休基金。这些储户中很少有人知道，这家公司还拥有一个巨型工厂的一部分。（先锋还是富士康最大的竞争对手和硕的第三大股东，同时也是鞋类生产商裕元集团的第九大股东。）甚至那些声称对社会负责的基金，也用了肮脏的手段。卡尔弗特投资基金（Calvert Investments）是苹果公司最大的控股方，它“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上，即投资资本在经过适当的管理后，能够改善弱势居民的生活”。它也是富士康的合作伙伴和最大客户。当然，即使你没有通过退休基金或储蓄账户拥有一家巨型工厂的一小部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你也用过它们的某些产品。

巨型工厂，给我们留下了复杂的遗产和许多教训。它以实际、具体的方式展示了人类掌握自然的能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极大地提高了数十亿人的生活水平，但也对地球进行了大肆掠夺。它阐明了强迫与自由、剥削与物质进步之间的深刻联系。它揭示了美不仅存在于自然界，而且存在于人造世界、劳动及其产品中。劳动人民渴望支配自己的生活，并获得一定程度的正义。因为十年又十年以来，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以来，他们发起了反对剥削者和压迫性国家的多次斗争，而这些斗争往往是在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也许此时此刻，关于巨型工厂的最重要的教训是最容易被忘记的，那就是，它具备重新塑造世界的能力。它曾经做到了，现在也可以做到。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巨兽》一书结论部分，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