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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亮:清北硕博进街道办,是人才的浪费还是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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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亮:清北硕博进街道办,是人才的浪费还是善用?

当更多的高学历者从事人们传统意义上的普通工作时,可以降低社会普遍存在的过度教育倾向。

2020年4月18日,求职者在苏州市人才市场招聘会上查看招聘信息。来源:视觉中国

文 |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最近,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办录用清华北大硕博生一事引发社会热议。对此,有强烈支持者,也有大力反对者。很多人认为,余杭区的做法是大材小用,天之骄子不应“下凡”街道办,而街道办也无法为高材生提供用武之地。但是也有人支持这一做法,认为街道办也是重要舞台,清北生同样需要基层锻炼。

一直以来,对于什么样的人进入什么样的单位工作,人们似乎都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默契。名校毕业、博士和硕士高学历、品学兼优的高材生,就不应该出现在街道办事处这样的基层组织,反之亦然。哪怕是学而优则仕,名校高学历的高材生也应该首先在省市政府乃至中央部委工作。

这种人才管理的等级观念,成为束缚人才流动和选人用人的“心魔”,既让一些高材生不敢尝试基层工作,也令基层组织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当清北生到街道办工作时,对这种职业选择表示怀疑的人就会认为,这是一种资源错配和人才浪费。但是,人才流动模式在发生值得关注的深刻转型,选人用人机制也与之出现显著变化,使清北生与街道办的联系并无违和感。

首先,街道办是广阔天地,高材生也大有可为。街道办和乡镇政府是中国五级政府的最底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基层组织的工作就好干。要想在街道办这样的基层组织干出一番成绩,不仅需要付出和努力,还需要才识和远见。特别是广东、浙江等一些发达地区的街道办,更加需要高层次人才。

得益于快速的经济发展,一些发达地区的街道在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和财政总盘子上同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地级市不相上下,这使其治理的难度毫不亚于这些地级市。如果不论行政级别,一个街道或乡镇所管辖的辖区面积和人口,就相当于许多国家的一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高层出人才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并可以施展才能去驾驭棘手的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问题。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让许多人对中国的基层组织有了重新认识,因为恰恰是街道办、社区居委会这样的基层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疫情防控作用。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奋战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体制压力下,既要应对上级各个部门的信息报送和业务要求,又要直面本地居民和企业并为他们排忧解难。

在基层组织的工作,既要面对千头万绪和纷繁复杂的治理难题,也为治理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高层次人才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并产生广泛影响。比如,目前全国普遍使用的健康码,其雏形“余杭绿码”就是率先在余杭区研发出来的。在健康码出现前,社区防疫管理往往是人海战术和手工填报,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往往吃力不讨好,得不到居民和企业的谅解和配合。但是,如果没有懂技术和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可能很难提出健康码这样的想法并付诸实践,而这也说明高层次人才“下基层”确有必要性。

其次,选拔名校高材生进入党政部门工作并从基层做起,是近些年来选调生政策的主导方向。中央部委和各省份都大力推动选调生政策,特别是“定向选调生”仅向选定的知名高校开放申请。之所以为知名高校的毕业生提供“绿色通道”,就在于党政部门需要这些新鲜血液来充实和优化员工队伍,并作为储备人才和后备干部加以培养和锻炼。选调生尽管是出身“名门”,但是也需要在基层锻炼并有大学生村官等基层工作经验,才能得到重用。当然,下基层不是“上山下乡”的历史重演,而是希望优秀人才可以接地气并能够成为工作的多面手,使之将来可以胜任不同工作岗位。

中国国家治理采取的是一种选贤任能的贤能体制,吸纳优秀人才参与国家治理,并使高效政府支持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选调生计划让我想到新加坡政府的奖学金计划,即选派最优秀的学生赴海外名校求学,回国后在政府部门委以重任并大步快跑地擢升。这使新加坡政府的高级官员往往年纪轻轻,一些部长也不过40岁左右。

中国五级政府奉行严格的等级制,往往是“人往高处走”,工作所在的政府层级越高,优秀人才也就越多。但是,我们在用人方面应打破这种观念,而要认识到每级政府都要有优秀人才,基层政府更加需要优秀人才。“放管服”改革等表明只有在基层部署精兵强将,才能真正实现放权让利和切实推进改革。2019年以来施行的《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就是要打破这种用人观念,让基层组织也可以吸引和留住人才,并使他们同样可以升职加薪。

再次,人才竞争方能优胜劣汰,人才流动才有市场价值。一些人担忧高材生眷顾“体制内”工作,可能不利于基础研究等领域吸引人才。不久前,中科院在合肥市的一家研究所有多达90名科研人员集体出走,让人担忧科研人员无法安心科研。但是,人才的流动本身反映的不是吸引人才的行业和部门出了问题,而是无法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单位出了问题。我们要反思的不是人才去哪儿了,而是人才为什么流失。

同样的道理,对于街道办吸引高层次人才的问题,我们不应归咎于高材生眷顾体制内的“铁饭碗”,而应认识到人才去留的自主性以及人才流失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当余杭区等地的街道办可以吸引高层次人才时,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总结和推广其经验做法,使更多求贤若渴的地区、行业和部门能够吸引、留住和善用优秀人才。因此,与其慨叹人才流失,不如转变思路和锐意改革,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才为我所用。

最后,社会应告别唯学历论的心魔,为人才流动和职业选择提供宽容的氛围。90后、00后的新生代人才,对择业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性,这使他们可以更好地放飞自我。比如,毕业以后可以不必马上就业,如果有一段丰富的游学经历,或许可以让此后的职业道路走得更准更稳。很多人的第一专业并非己愿,即便毕业了也可能还有遗憾。他们更期待可以变换人生轨道,重新选择属于自己的圆梦计划。

不久前,一位高中女生入读北京大学考古系,许多人就忧心忡忡地害怕她毕业即失业。但是,如果专业选择是发自本心,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校毛入学率的稳步增长,越来越多的高学历者将现身各行各业。即便是在外卖小哥的队伍中,也不乏高学历者。2019年发布的《促进快递配送从业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入》调研报告显示,在快递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5.3%。虽然高学历人员占比不高,但是在700万快递员大军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从业人员总量也达到了30多万人,硕士学历的也近10万人。

难道拥有硕士学位的人就不可以送外卖?难道送外卖的就不可以有高学历?一个社会不应唯学历论,不以学历论英雄,而应尊重人们的职业选择。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满大街的出租车司机可能多数是大学毕业生,这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现实了。当更多的高学历者从事人们传统意义上的普通工作时,可以降低社会普遍存在的过度教育倾向,让更多的人在获得高等教育后即参加工作,而不是非要考研读博才肯善罢甘休。这样一来,不仅不会让人才与职业错配和导致人才浪费,反而会更加促进人的自由选择和人才的最优匹配。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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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更多的高学历者从事人们传统意义上的普通工作时,可以降低社会普遍存在的过度教育倾向。

2020年4月18日,求职者在苏州市人才市场招聘会上查看招聘信息。来源:视觉中国

文 |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最近,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办录用清华北大硕博生一事引发社会热议。对此,有强烈支持者,也有大力反对者。很多人认为,余杭区的做法是大材小用,天之骄子不应“下凡”街道办,而街道办也无法为高材生提供用武之地。但是也有人支持这一做法,认为街道办也是重要舞台,清北生同样需要基层锻炼。

一直以来,对于什么样的人进入什么样的单位工作,人们似乎都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默契。名校毕业、博士和硕士高学历、品学兼优的高材生,就不应该出现在街道办事处这样的基层组织,反之亦然。哪怕是学而优则仕,名校高学历的高材生也应该首先在省市政府乃至中央部委工作。

这种人才管理的等级观念,成为束缚人才流动和选人用人的“心魔”,既让一些高材生不敢尝试基层工作,也令基层组织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当清北生到街道办工作时,对这种职业选择表示怀疑的人就会认为,这是一种资源错配和人才浪费。但是,人才流动模式在发生值得关注的深刻转型,选人用人机制也与之出现显著变化,使清北生与街道办的联系并无违和感。

首先,街道办是广阔天地,高材生也大有可为。街道办和乡镇政府是中国五级政府的最底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基层组织的工作就好干。要想在街道办这样的基层组织干出一番成绩,不仅需要付出和努力,还需要才识和远见。特别是广东、浙江等一些发达地区的街道办,更加需要高层次人才。

得益于快速的经济发展,一些发达地区的街道在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和财政总盘子上同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地级市不相上下,这使其治理的难度毫不亚于这些地级市。如果不论行政级别,一个街道或乡镇所管辖的辖区面积和人口,就相当于许多国家的一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高层出人才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并可以施展才能去驾驭棘手的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问题。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让许多人对中国的基层组织有了重新认识,因为恰恰是街道办、社区居委会这样的基层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疫情防控作用。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奋战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体制压力下,既要应对上级各个部门的信息报送和业务要求,又要直面本地居民和企业并为他们排忧解难。

在基层组织的工作,既要面对千头万绪和纷繁复杂的治理难题,也为治理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高层次人才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并产生广泛影响。比如,目前全国普遍使用的健康码,其雏形“余杭绿码”就是率先在余杭区研发出来的。在健康码出现前,社区防疫管理往往是人海战术和手工填报,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往往吃力不讨好,得不到居民和企业的谅解和配合。但是,如果没有懂技术和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可能很难提出健康码这样的想法并付诸实践,而这也说明高层次人才“下基层”确有必要性。

其次,选拔名校高材生进入党政部门工作并从基层做起,是近些年来选调生政策的主导方向。中央部委和各省份都大力推动选调生政策,特别是“定向选调生”仅向选定的知名高校开放申请。之所以为知名高校的毕业生提供“绿色通道”,就在于党政部门需要这些新鲜血液来充实和优化员工队伍,并作为储备人才和后备干部加以培养和锻炼。选调生尽管是出身“名门”,但是也需要在基层锻炼并有大学生村官等基层工作经验,才能得到重用。当然,下基层不是“上山下乡”的历史重演,而是希望优秀人才可以接地气并能够成为工作的多面手,使之将来可以胜任不同工作岗位。

中国国家治理采取的是一种选贤任能的贤能体制,吸纳优秀人才参与国家治理,并使高效政府支持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选调生计划让我想到新加坡政府的奖学金计划,即选派最优秀的学生赴海外名校求学,回国后在政府部门委以重任并大步快跑地擢升。这使新加坡政府的高级官员往往年纪轻轻,一些部长也不过40岁左右。

中国五级政府奉行严格的等级制,往往是“人往高处走”,工作所在的政府层级越高,优秀人才也就越多。但是,我们在用人方面应打破这种观念,而要认识到每级政府都要有优秀人才,基层政府更加需要优秀人才。“放管服”改革等表明只有在基层部署精兵强将,才能真正实现放权让利和切实推进改革。2019年以来施行的《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就是要打破这种用人观念,让基层组织也可以吸引和留住人才,并使他们同样可以升职加薪。

再次,人才竞争方能优胜劣汰,人才流动才有市场价值。一些人担忧高材生眷顾“体制内”工作,可能不利于基础研究等领域吸引人才。不久前,中科院在合肥市的一家研究所有多达90名科研人员集体出走,让人担忧科研人员无法安心科研。但是,人才的流动本身反映的不是吸引人才的行业和部门出了问题,而是无法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单位出了问题。我们要反思的不是人才去哪儿了,而是人才为什么流失。

同样的道理,对于街道办吸引高层次人才的问题,我们不应归咎于高材生眷顾体制内的“铁饭碗”,而应认识到人才去留的自主性以及人才流失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当余杭区等地的街道办可以吸引高层次人才时,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总结和推广其经验做法,使更多求贤若渴的地区、行业和部门能够吸引、留住和善用优秀人才。因此,与其慨叹人才流失,不如转变思路和锐意改革,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才为我所用。

最后,社会应告别唯学历论的心魔,为人才流动和职业选择提供宽容的氛围。90后、00后的新生代人才,对择业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性,这使他们可以更好地放飞自我。比如,毕业以后可以不必马上就业,如果有一段丰富的游学经历,或许可以让此后的职业道路走得更准更稳。很多人的第一专业并非己愿,即便毕业了也可能还有遗憾。他们更期待可以变换人生轨道,重新选择属于自己的圆梦计划。

不久前,一位高中女生入读北京大学考古系,许多人就忧心忡忡地害怕她毕业即失业。但是,如果专业选择是发自本心,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校毛入学率的稳步增长,越来越多的高学历者将现身各行各业。即便是在外卖小哥的队伍中,也不乏高学历者。2019年发布的《促进快递配送从业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入》调研报告显示,在快递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5.3%。虽然高学历人员占比不高,但是在700万快递员大军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从业人员总量也达到了30多万人,硕士学历的也近10万人。

难道拥有硕士学位的人就不可以送外卖?难道送外卖的就不可以有高学历?一个社会不应唯学历论,不以学历论英雄,而应尊重人们的职业选择。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满大街的出租车司机可能多数是大学毕业生,这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现实了。当更多的高学历者从事人们传统意义上的普通工作时,可以降低社会普遍存在的过度教育倾向,让更多的人在获得高等教育后即参加工作,而不是非要考研读博才肯善罢甘休。这样一来,不仅不会让人才与职业错配和导致人才浪费,反而会更加促进人的自由选择和人才的最优匹配。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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