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弗·南苏加·马昆比（Jennifer Nansubuga Makumbi）于1967年出生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现居英国曼彻斯特。她的第一本小说《肯图》（Kintu，乌干达创世神话中的生物）于2014年入选阿联酋电信文学奖（Etisalat Prize for Literature，现称为9mobile Prize for Literature。一个泛非洲文学奖项）长名单，并于同年获得英联邦短篇小说奖。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Manchester Happened》2019年出版。2018年，其小说赢得了温德姆·坎贝尔奖（Windham-Campbell prize）。她的新书《第一个女人》（The First Woman，暂译）从女权主义视角出发演绎了乌干达的起源故事，讲述了少女Kirabo寻找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旅程。

“有母亲的感觉如何？”这是本书核心的问题之一。

马昆比：直到十岁左右，我才第一次和母亲见面。在那之前，我常常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小时候，我和父亲住在一起，但是他在伊迪·阿明当政期间遭受残酷折磨，后来精神失常，所以大概10岁左右，我开始和姑妈一起生活。我想探讨的是这样一种经历——当你没有母亲时，你会在脑海中创造出一位母亲，并将她想象成一个完美的女神。当Kirabo遇见她的母亲时，她哀悼自己失去了的、想象中的母亲。这是我想描绘的那种经历。

在致谢中，你感谢了母亲伊夫琳。你说，“她分享了她的家族史，以及她的村庄的历史。”

马昆比：《肯图》的背景主要基于我父亲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第一个女人》的背景则是我母亲出生的地方。她没法读书，因为她不懂英语，但她向我详细讲述了我们的祖先遭受的苦难。学校并没有教过我这一部分历史，这使得（乌干达的）很多人都不了解他们所在的地区。

你直言不讳地描述了残酷专政对乌干达的影响。

马昆比：这本书的背景始于1975年，即伊迪·阿明将亚洲人从乌干达驱逐出国的三年之后。小时候，我知道亚洲人在被驱逐期间自杀，他们迁到了尼罗河的源头区域。人们以为他们可以回到印度，但他们出生在乌干达，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很多亚洲人被带到肯尼亚和乌干达，以契约劳工的身份工作。在学校里教授这一段历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在整部作品中，家这一主题很抢眼。

马昆比：我必须写一写曼彻斯特，是曼彻斯特收容了我。我知道自己有故事，但我需要学习讲故事的技能，于是我开始学习创意写作。《第一个女人》是我为文学硕士项目写的。地点的写作对我很重要，一个地点本身就能讲述很多故事。

你的大部分作品都以民族学为核心之一。

马昆比：小时候在假期里，我与祖父母住在一起。他们会在晚上给我讲故事，所以我很早就开始接触故事了。我决定，即便我写的东西是文学性的，我还是会专注于故事这一概念。这可能是因为我接触到故事的契机是口传的民间故事和童话。吸引读者的娱乐元素与故事要传达的信息一样重要。

你向读者介绍了比西方女性主义更早的本土女性主义。

马昆比：这是我的主要意图。这一切都记录在我们的民间故事和口述传统中。由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女性之间的差异，女权主义无法在乌干达生根发芽。如果女权主义在乌干达无法取得进展，我们应当回头看看我们的女性祖先留下的东西。为了探讨女性受到的压迫，我需要追根溯源，探讨女性是如何被压迫的。

Kirabo了解到了迷思（myth）的力量。

马昆比：生活就是创造迷思。我们会不断在自己周围创造迷思，因为我们希望人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看到我们。我们围绕个人、社会和族群创造迷思。问题在于，有太多破坏性的迷思被用来压倒女性，例如“女性在生完孩子后会失去部分大脑”。创造迷思是寻找声音的一种工具。

你小时候是怎样一个读者？

马昆比：我会读到忘记吃饭；如果是做饭的时候读，菜都会烧糊。我记得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那时我大约12、13岁，我很喜欢米尔斯‧布恩（Mills＆Boons，英国著名言情小说出版商）的书。读书的时候，我会沉浸在书中的世界。我很小的时候就读过奇努阿·阿契贝的《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因为我父亲有很多书，那时候我仍然和我父亲住在一起。我会在其中找到最薄的一卷，然后读它。整本书有浓郁的非洲色彩，书中的元素甚至可以在我的村庄里被找到。

你的床头柜上有什么书？

马昆比：现在我正在读马龙·詹姆斯（Marlon James）的《黑豹，红狼》（Black Leopard, Red Wolf），我真的很喜欢这本书。我在我的出版商那里拿了几本书，所以我有黛安娜·库克的《新荒野》（The New Wilderness）和尼科尔·丹尼斯-巴恩（Nicole Dennis-Benn）的《傻瓜》（Patsy）。

哪些作家影响了你？

马昆比：在成长过程中，我并不曾认为自己会成为作家。但要回想起来，《肯图》的灵感来自塞内加尔作家、电影制片人乌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ène）的《上帝的木屑》（God's Bits of Wood，暂译）。后来，我发现了托妮·莫里森。她一直提醒我，你不能直接就这么写下一个句子，你得反复斟酌它。爱丽丝·沃克对我也有影响。伊冯娜·维拉（Yvonne Vera）的大胆振奋人心，她写下了很多难以言喻的东西。齐齐·丹加伦加（Tsitsi Dangarembga）的《紧张状况》（Nervous Conditions，暂译）也对我有影响。

你有固定的写作流程吗？

马昆比：没有。在写故事之前，我往往会花很多时间在脑海中构思。片段不停地浮现在我的脑中，我需要重组它们，所以当我落笔把它们写下来时，我已经明确了写作的方向和路径。我写东西甚至有些强迫症倾向。如果我有东西要写，在停笔之前我就会一直一直写。

（翻译：王宁远）